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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的有效”及其方法論考察 ——以胡瑗的《周易口義》為視角
2021年04月09日 10:57 來源:《哲學動態》 作者:王金鳳 字號
2021年04月09日 10:57
來源:《哲學動態》 作者:王金鳳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The Validity of Meanings" and An Examination of Its Method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 Yuan's Zhou Yi Kou Yi

  作者簡介:王金鳳,上海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原發信息:《哲學動態》第20209期

  內容提要:胡瑗的《周易口義》對“人事”具有強烈關注,而其典范意義具體表現為解釋取向的預設性、體例形式的趨同性兩個特點?!吨芤卓诹x》因為具備“意義的有效”而得到宋代理學家的普遍接受和認同。與現代邏輯學“邏輯的有效”“實質的有效”“修辭的有效”等有效性評判不同,“意義的有效”能夠為中國經典詮釋的有效性判斷提供更為適合的標準,也對以經典詮釋為向度的當代儒學哲學化工作具有積極的啟示。

  關鍵詞:意義的有效/人事/詮釋有效性/經典詮釋

  標題注釋:本文系上海市社會科學規劃青年課題(2018EKS013),上海市陽光計劃(18YG34),上海交通大學青年人才科研能力培育專項(18X100040001)的階段性成果。

 

  正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易類》對易學發展脈絡的總結——“王弼盡黜象數,說以《老》《莊》,一變而胡瑗、程子,始闡明儒理”,胡瑗的《周易口義》確實在易學史中具有典范意義。此前學界關于胡瑗思想的研究,大致分為三類:一是對胡瑗經學思想的研究,這類研究多數以《周易口義》為主體展開①;二是對胡瑗《中庸》詮釋的研究,這類研究的文獻基本來自《周易口義》涉及《中庸》的部分②;三是對胡瑗《周易》詮釋的研究,這類研究集中討論《周易口義》的創新之處及其哲學史意義③。以上述研究為基點,我們發現《周易口義》乃是胡瑗思想研究的重心。之所以如此,在于與之前的《周易》解釋相比,胡瑗的《周易口義》存在著富有新意的解讀。

  然而關于《周易口義》的研究仍有值得深入的空間,這可以歸納為以下三個帶有遞進關系的問題:第一,胡瑗《周易口義》與以往的《周易》解釋有哪些區別?他的“新”體現出什么特點?第二,胡瑗《周易》詮釋的“新”為什么被與他同時及此后儒者普遍接受?秉持“歷史文化優先”意識的儒家群體,為什么能夠接受和認同這種帶有新意的解讀?第三,胡瑗是如何做到這種“新”的?《周易口義》的新內容及其得到認同的原因,對于當代中國哲學研究的方法論有何意義?筆者認為,胡瑗《周易口義》與以往《周易》解釋的本質區別,在于《周易口義》對“人事”的強烈關注,這又具體表現為解釋取向的預設性、體例形式的趨同性兩個特點。而《周易口義》具備的“意義的有效”,相比現代邏輯學以“邏輯的有效”“實質的有效”“修辭的有效”為標準的有效性評判,能夠為中國經典詮釋的有效性判斷提供更為適合的標準。

  一、什么是“新”:《周易口義》對“人事”的關注及其特點

  《周易》是“占其筮辭”“為卜問休咎而作”④的周代筮書,與表征人類社會生活的“人事”存在先天關聯。通過理解和把握“天道”來觀照“人事”所代表的人類政治秩序與倫理生活,是《周易》的固有思想與核心內容。在易學詮釋史上,雖然有象數與義理的分途,但其解釋目標殊途同歸——“推天道以明人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易類》)?!吨芤卓诹x》延續了這個宗旨,胡瑗頻繁地使用“以人事言之”這個語詞,并且常與“以天道言之”的表述相對應?!吨芤卓诹x》這種對“人事”的強烈關注,具體表現為解釋取向的預設性與體例形式的趨同性兩個特點。

  1.解釋取向的預設性

  解釋取向的預設性是指胡瑗《周易口義》明確表現出對“人事”的關注,并將此定性為一個預設的解釋取向。那么,胡瑗“人事”的解釋取向與以往訴諸“人事”的解釋思路有什么不同呢?我們需要把這個問題放在易學詮釋史的脈絡中加以考察。在以往的《周易》解釋中,“人事”是一種未被明言的內在理路;而在《周易口義》中,“人事”成為一個被反復提及和強調的核心字眼。通過比較孔穎達的《周易正義》與胡瑗的《周易口義》,我們可以明顯看出這樣的區別。

  孔穎達在《周易正義·卷首》中承接《易緯·乾鑿度》對于“易一名而含三義”的說法,認為“簡易、不易、變易”最終應當落在“謂之為《易》,取變化之義”的意思上。其理據是“易者,象也”,而“象”取自“新新不停,生生相續”(《周易正義·序》)的天地萬物及其運行規律?!吨芤住返膶懽髂康恼鞘褂萌f物變化之“象”進行有關人事的教化:“以作《易》者本為立教故也,非是空說易道,不關人事也?!?《周易正義》卷十一)但是,孔穎達沒有繼續闡述人事教化的具體內容與方式,而是直接引用了《易緯·乾鑿度》“《易》者,所以斷天地、理人倫而明王道”的觀點。至于對政治王道、人倫道理等“人事”的關切,則暗含在孔穎達的《周易》詮釋中。

  在胡瑗這里,“人事”成為一種預設的解釋取向而被明確提出。在《周易口義》的開篇,胡瑗認同孔穎達“變易”的觀點,但質疑“不易”和“簡易”的說法:“于圣人之經,謬妄殆甚?!ト俗鳌兑住?,為萬世之大法,豈復有二三之義乎?”(《周易口義·發題》)胡瑗認為,《周易》的創作初衷是通過“天道”更替說明“人事”變化,進而揭示“人事”的運作規律,因此,“以人事言之”就成為《周易》的創作初衷與終極目標:“大《易》之作,專取變易之義。蓋變易之道,天人之理也。以天道言之,則陰陽變易而成萬物,寒暑變易而成四時,日月變易而成晝夜;以人事言之,則得失變易而成吉兇,情偽變易而成利害,君子小人變易而成治亂?!?《周易口義·發題》)在對《周易》經傳的詮釋中,胡瑗細致地闡發了“變易”與“人事”之間的邏輯關系。首先,“變易”源于天地自然與人事的變化形態:“在《易》則為元亨利貞;在天則為春夏秋冬;在五常則為仁義禮智?!?《周易口義》卷一)其次,對應自然變化與天地之道,易學的旨歸落實在“人事”上,即“圣人觀天下之運動,明人事之得失”(《周易口義·系辭上》),“全以人事明其義也”(《周易口義》卷一)。通過這樣遞進式的論證,胡瑗指出爻、象變化的根源是人事關系的變化,而非象數派認為的卦氣與天象的變化。比如,對于《復》卦卦辭“反復其道,七日來復”的解釋,鄭玄關注的重點是“七日來復”,并根據象數學的卦氣說作出如下解釋:“建戌之月以陽氣既盡,建亥之月純陰用事,至建子之月陽氣始生,隔此純陰一卦,卦主六日七分,舉其成數言之而云‘七日來復’?!?《周易正義·序》)孔穎達接續了這種思路,不僅贊同《易緯》“六日七分之義”與王弼“陽氣始《剝》盡,至來《復》時,凡七日”(《周易注·上經》)的解釋,還對“七日來復”作出詳細注解:“故離、坎、震、兌,各主其一方,其余六十卦,卦有六爻,爻別主一日,凡主三百六十日。余有五日四分日之一者,每日分為八十分,五日分為四百分,四分日之一又為二十分,是四百二十分。六十卦分之,六七四十二,卦別各得七分,是每卦得六日七分也。剝卦陽氣之盡在于九月之末,十月當純坤用事。坤卦有六日七分。坤卦之盡,則復卦陽來,是從剝盡至陽氣來復,隔坤之一卦六日七分,舉成數言之,故輔嗣言‘凡七日’也?!?《周易正義》卷五)可見,以往注解沒有給予“反復其道”足夠關注,即便是孔穎達,也僅有“‘反復’者,則出入之義。反謂入而倒反,復謂既反之后復而向上也”(《周易正義》卷五)的解釋。胡瑗則將理解的重點放在“反復其道”上,把與“人事”有關的倫理準則作為解釋該卦辭的主旨,從而體現了“人事”解釋取向的預設性:“‘反復其道’者,言陽氣自上而反復于地,以生萬物,皆得其道。猶君子之人,復于其位,進退皆合其道?!呷諄韽汀?,言陽氣消?!ト擞娖潢柕纴韽椭?,故以七日言之?!?《周易口義》卷五)

  通過上述文獻比較與分析可知,“人事”的解釋取向是胡瑗《周易口義》的主導預設。因此,對“人事”的強調在其詮釋中頻繁出現。比如,對《乾》卦卦辭“元亨利貞”的詮釋,胡瑗的結論是“圣人備于《乾》之下,以極天地之道,而盡人事之理”(《周易口義》卷一);在對《否》卦上九爻辭《象傳》“否終則傾,何可長也”的詮釋中,胡瑗認為整個上九爻辭表達的是“勸之之意”,并給出了“此皆極言人事之道,而明《易》之深旨也”(《周易口義》卷三)的論斷;胡瑗還在對《系辭》的解釋中提出“大《易》之道,通于人事”(《周易口義·系辭上》)的觀點??梢?,胡瑗《周易口義》的預設和旨歸是非常明確的,就是通過將《周易》的起源定義為一種經驗的存在(“人事”),并設定為貫穿整個詮釋過程的解釋取向,從而使得《周易》的文本性質從卜問吉兇轉化為對人類政治秩序與倫理生活的指導。

  2.體例形式的趨同性

  體例形式的趨同性指“人事”在《周易口義》中是作為一種固定的體例而普遍存在的。這種體例形式包含兩層意思:一是存在固定的敘述形式,如在爻辭的解釋中基本都會出現“以人事言之”的表達;二是具有趨同的意義指向,“人事”的意義被限定在政治層面的行事準則和倫理層面的指導上。胡瑗以前的《周易》解釋,往往根據卦象、爻辭選擇取象說、取義說、爻位說、互體說或卦變說等體例,而在胡瑗《周易口義》中,“以人事言之”是一個相對固定的敘述形式,并呈現出政治、倫理的意義指向。

  這種差異可以在王弼、孔穎達、李鼎祚與胡瑗對同一卦爻辭的不同理解中看到。比如,對《坤》卦初六爻辭“履霜,堅冰至”的理解,王弼《周易注》的體例主要是取義,具體思路是把六爻變化的狀態看成對自然與人事變化的表現,從而根據爻變的情況說明卦爻辭的總體思想:“陰之為道,本于卑弱而后積著者也,故取履霜以明其始。陽之為物,非基于始以至于著者也,故以出處明之,則以初為潛?!?《周易注·上經》)孔穎達《周易正義》則在取義的同時,兼顧取象說與爻位說等漢代易學體例,主張根據理解的需要進行“可以取象者則取象也,可以取人事者則取人事”(《周易正義》卷二)的選擇。鑒于此,孔穎達從霜至冰的物象變化切入,引申出“漸漸積著”的含義,以表達“防漸慮微”的經驗認識:“初六陰氣之微,似若初寒之始,但履踐其霜,微而積漸,故堅冰乃至。義取所謂陰道,初雖柔順,漸漸積著,乃至堅剛?!豢刹恢破涔澏?,故于履霜而逆以堅冰為戒,所以防漸慮微,慎終于始也?!?《周易正義》卷二)李鼎祚《周易集解》則多取卦氣說與取象說,主要運用前人奇偶之數、卦變等象數學方法。他直接引用了干寶以象數解釋《坤》卦初九爻辭的內容,指出“防禍之原,欲其先幾”的人事含義:“陽數奇,陰數偶,是以乾用一也,坤用二也。陰氣在初,五月之時,自姤來也。陰氣始動乎三泉之下,言陰氣之動矣,則必至于履霜,履霜則必至于堅冰,言有漸也。藏器于身,貴其俟時,故陽有潛龍,戒以勿用。防禍之原,欲其先幾,故陰在三泉,而顯以履霜也?!?《周易集解》卷二)相比之下,胡瑗的《周易口義》沒有局限于取義說、取象說等體例,而是使用“以人事言之”的顯性表達作為固定敘述形式,即根據“人事”包含的政治、倫理意義來選擇取象、取義、卦氣、爻位等體例。比如,對《坤》卦初六爻辭的解釋,胡瑗先以漢易的卦氣說與取象說闡發“履霜”與“堅冰”的意思:“夫坤之六爻皆陰,而初六居其最下,是陰氣始凝之時也。大凡陰之為氣,至柔至微,不可得而見,故自建午之月,則一陰之氣始萌于地下,以至于秋,人但見其物之衰剝時之愴慘,且不知其陰之所由來。然于履霜之時,則是其跡已見,故可以推測其必至于堅冰也?!?《周易口義》卷一)再使用“以人事言之”的敘述形式,解釋該爻辭的中心思想是“人君御臣之法”。對于這種“人君御臣之法”的具體論述,胡瑗采用的是王弼“本于卑弱而后積著”與孔穎達“漸漸積著”的解釋,且在此基礎上詳細地說明了政治層面的秩序和準則:“以人事言之,則人君御臣之法……然為臣而佐君,必有行事之跡于其始,善善惡惡可得而度之,故在人君早見之也。見其人臣之間,始有能竭節報效,則知終必有黃裳之吉,乃任而用之,使之由小官至于大官,則為國家之福。若奸邪小人,其有諂佞之狀,一露則知,積日累久,必至于龍戰之時,故當早辨而黜退之,則其惡不能萌漸也。若使至于大位,以僭竊侵陵,則惡亦不易解矣。是由履霜之積,積而不已,終至堅冰,是宜辨之在始也?!?《周易口義》卷一)

  不僅如此,對于先儒注解沒有明確涉及“人事”的部分,胡瑗也常根據“以人事言之”的體例進行政治與倫理層面的闡發。比如,對《坎》卦《彖傳》“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這句話,王弼的注解是根據物象說明《坎》卦“不失剛中”“不失其信”的性質:“言習坎者,習乎重險也。險峭之極,故水流而不能盈也。處至險而不失剛中,行險而不失其信者,習險之謂也?!?《周易注·上經》)孔穎達“今險難既重,是險之甚者,若不便習,不可濟也,故注云‘習坎者,習重險也’……‘行險而不失其信’,謂行此至險,能守其剛中,不失其信也”(《周易正義》卷五)的疏解乃是對王弼注的擴充,并沒有給出新的觀點或理解角度。與王弼、孔穎達的注疏相比,胡瑗的解釋充分體現了“人事”的敘述形式與意義指向。他將“重險”與“不失其信”的主語分別補充為“圣賢之人”與“君子之人”,具體闡述了圣賢與君子面對坎險所采取的行為,以此表現倫理層面的指導意味:“圣賢之人,欲致天下之事業,惟坎險之事最難,則必素習之,然后可以拯濟其事也,故曰‘習坎,重險’也?!鞫挥?,行險而不失其信’者……猶君子之人,當險難之世,奮然不顧其身竭力盡,誠往而拯其難,無有凝滯,是猶水之流而不失其信也?!?《周易口義》卷五)

  通過對上述易學詮釋史的梳理,我們可以看到,王弼、孔穎達等與胡瑗都是以“明人事”的思路理解《周易》,但胡瑗“以人事言之”的敘述形式更為固定與顯性;在意義指向方面,胡瑗對政治層面的行事準則(君臣關系的處理)與倫理層面的行動指導(君子處世的方式)的呈現也十分突出。胡瑗《周易口義》對于“人事”的關注以及體例形式的趨同性直接影響了程頤《周易程氏傳》,比如程頤也把《坤》卦初六爻辭理解為“圣人于陰之始生,以其將長,則為之戒?!q小人始雖甚微,不可使長,長則至于盛也”(《周易程氏傳》卷一),這與胡瑗“以人事言之,則人君御臣之法”的詮釋基本一致。

作者簡介

姓名:王金鳳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李秀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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