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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近代的“公德”“訓言”
2021年04月13日 11:16 來源:《日本問題研究》 作者:史少博 字號
2021年04月13日 11:16
來源:《日本問題研究》 作者:史少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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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日本近代的“公德”“訓言”,是對近代日本國民遵守“公德”規則、規范的行為指導,并且以簡單易記、容易理解、便于操作的表達方式體現。日本近代“公德”“訓言”,是近代日本政府重視“公德”提升的產物,是落實統治者國民道德教育方針的手段之一。日本近代“公德”“訓言”,其主要內容包括“消極公德”的“訓言”和“積極公德”的“訓言”?!肮隆敝坝栄浴币浴坝栄浴钡姆绞礁嬲]國民要有所不為、有所為。日本近代“公德”“訓言”,是與道德的其他“訓言”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因為道德諸要素之間是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國民整體素質的提高,也是道德諸要素相互作用的結果。日本近代“公德”“訓言”以及道德的其他“訓言”,對于促進日本國民素質的整體提高,對于提高整個國家的“公德”水平,起到了潛移默化的作用。

  關鍵詞:日本近代;公德;訓言

  基金資助:2019年國家社科基金西部項目“日本近代公德流變探究”(19ZXZ007)

  作者簡介: 史少博,女,哲學博士,西安電子科技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日本哲學、中國哲學研究。

  來源: 《日本問題研究》2021年第1期

  “訓言”的“訓”是形聲字,從言、川聲,“訓”字本義是教育、教導之意,《說文》解釋“訓”為說教,《說文解字注》解釋“訓”為“說教者”,“說教者,說釋而教之,必順其理”,故而“訓”也隱有“規范”“規則”之意?!坝栄浴本褪墙虒?、教誨的語言,即教導、教誨人的行為規則、規范之言。日本近代“公德”的“訓言”,是日本近代學界有權威的理論家,依據當時統治者頒布的關于國民道德的政策、方針,而寫成的關于“公德”方面的教導之言,這些“公德”之“訓言”,是凝練的“公德”行為規則、規范,并且以簡單易記、容易理解、便于操作的表達方式體現。日本近代“公德”之“訓言”中的短語,融入了當時日本各類學校的課堂,并且根據具體情況配合圖畫等方式展現在屏幕、墻壁或者宣傳板上,隨時給予國民以警示、指導。日本近代“公德”之“訓言”,成為提高日本國民“公德”素質的重要手段之一。關于日本近代“公德”之“訓言”,分析如下。

  一、日本近代“公德”“訓言”之演變

  “訓言”之詞匯,日本古代也有。但是“公德”之“訓言”日本近代才出現,因為日本近代意義上的“公德”概念,是從近代的福澤諭吉開始的。一般認為,日本近代開始于明治時期。1875年(明治八年),福澤諭吉首次提出了近代意義上的“公德”概念,并且相對于“私德”,進行了非常詳細的詮釋。1888年(明治二十一年),菅了法在《倫理要論》著作中專門著述了“東洋道德訓言”。在“東洋道德訓言”中列舉了“佛教訓言二十七則”“儒教訓言四十八則”。 1890 年(明治二十三年),明治天皇頒發了關于國民教育以及各類學校教育的詔書——《教育敕語》?!督逃氛Z》的發布是日本近代文明開化與復古儒學等學派爭論的結果,標志著明治時期各種道德論爭的終結?!督逃氛Z》中雖然滲透有濃厚的儒家思想色彩,但是也凸顯了日本國家主義的傾向?!督逃氛Z》雖然沒有明確“公德”思想,但是也蘊含了對國家、對集體之“公德”意蘊?!督逃氛Z》頒布后,許多日本的哲學家、思想家、倫理家、教育家從不同角度對其進行解讀,并且各自依據《教育敕語》詮釋其中的道德思想。1908年(明治四十一年),坪內雄藏著《倫理與文學》,其中論述了“公德訓”,其內容包括“關于公德與私德”“關于公德的消極性教訓”“悖公德的四大類”“沒同情”“旁若無人”“對公共財物的不公德”“對公務的不公德”“關于公德的總結”八個部分。關于坪內雄藏論述“公德訓”的目的,在《倫理與文學》的“序”中作出如下論述:“公德訓用于教育年少弟子以及從事德育工作的人作為參考?!盵1]1歸根到底,其旨意就是為了落實統治者的道德教育思想。

  日本近代從明治時期發展到大正時代,一直非常重視國民“公德”素質的不斷提升。足立栗園1915年(大正四年)出版著作《教訓叢書·立志講話》,1916年(大正五年)出版著作《教訓叢書·公民講話》,兩部著作中都有“公德訓言”的論述?!督逃枀矔ち⒅局v話》分為上、中、下三編:上編為“國民的責任和義務”,中編為“公民的道德及訓言”,下編為“公民美談”。其中,中編“公民的道德及訓言”中,有“正義訓言”“公平訓言”“信義訓言”“誠實與正直訓言”“廉恥訓言”“節操訓言”“公德訓言”“公共心訓言”“同情訓言”“慈善訓言”“獻身訓言”“自尊自重訓言”“進取訓言”“勤勉訓言”“儉約訓言”“堅忍訓言”“規律訓言”“情誼訓言”“信用”。在《教訓叢書·立志講話》和《教訓叢書·公民講話》兩部著作的前言中,都附有1890 年(明治二十三年)10月30日明治天皇頒布的《教育敕語》和1908年(明治四十一年)10月13日頒布的《戊申詔書》?!督逃氛Z》與《戊申詔書》都是進行國民教化的詔書,足立栗園的把它們放在其兩部著作的前言,以此說明《教訓叢書·立志講話》和《教訓叢書·公民講話》中的道德“訓言”等內容都是以《教育敕語》和《戊申詔書》為依據的,因為《教育敕語》和《戊申詔書》的內容都是日本近代進行國民道德教育的指導方針,正如木村小舟在《教訓叢書·公民講話》的“例言”中所指出的那樣,“本書示以作為立憲治下的國民及作為自治制下的人民處世的要領,特別是應作為公民對國家的權利義務和作為公民的道德綱領,登載‘訓言’,并加入了古今東西關于公民的美德逸話……本書奉《教育敕語》《戊申詔書》《軍人敕諭》等諭旨,盡量用通俗平易的文字,給予民眾特別是青少年以行為指導?!盵2]1907年(明治四十年)木村小舟著《少年訓》。此著作分為 上篇“訓言”和 下篇“時言”,其中也包括了有關青少年“公德”的“訓言”。

  由此可見,日本近代的“公德”訓言,都是依據當時統治者的國民道德教育指針,進行具體化落實的詮釋說明。日本近代,自明治時期的文明開化開始,隨著科技的發展,國家逐步富強,其原有的道德思想也遭到了西方歐美思想的沖擊,由此近代初期日本各種各樣的道德思想爭論不休,直到《教育敕語》的頒布,才基本上終結了當時各派道德論的爭論。明治三十年代日本道德論中的“公德”論凸顯出來,1900年(明治三十三年)普及舍編輯所編《新編高等小學教師用修身教典·卷一》設“公德”課;同年普及舍編輯所編《新編高等小學教師用修身教典·卷三》,其中也設有“公德”課。1901年(明治三十四年),井上圓了在其著作《圓了隨筆》中指出:“日本人一般只知道有私德,不知道公德,當下必須培育全民的公德思想,特別是加強在中學道德教育中培養學生的公德思想?!盵3]1901、1902年(明治三十四、三十五年)日本的報刊雜志展開了關于“公德”的熱議,使日本近代關于“公德”之熱議達到高潮。坪內雄藏在1907年(明治四十年)出版的《修身講義》中指出:“數年關于‘公德’的諸多議論,正是因為當時社會‘公德’的缺乏?!盵4]1903年(明治三十六年),讀賣新聞編輯局把《讀賣新聞》上刊登的各位思想家關于對“公德”闡釋的諸多文章,匯為《公德養成之實例——附英人之氣風》結集出版。1904年(明治三十七年)日本書籍株式會社編纂《國語綴方教法及教授案》,其中設有“公德心”之章節,由此日本政府在小學、中學加強了關于“公德心”“公共心”之道德教育。在近代,日本政界、理論界都非常重視全社會的“公德”提升,日本政府從法治和教育入手加強國民的道德建設,而理論家們則紛紛發表文章,各抒己見,努力提高日本國民的“公德”水平,其中也包括了示以國民的“公德”“訓言”。

  二、日本近代“公德”“訓言”的內容

  日本近代,不同的思想家、理論家關于“公德”的“訓言”也不盡相同。1907年(明治四十年)木村小舟所著《少年訓》中的“公德”“訓言”,主要是針對“少年”的“公德訓言”,如 禁止“亂涂亂畫”的“訓言”。其指出:“在東京的小學校,兒童拿著擦拭布擦去板墻上的涂鴉……所以無論如何禁止亂涂亂畫?!盵2]

  日本大正時期,足立栗園在《教訓叢書·公民講話》中的“公德訓言”中寫道:“公德訓……應該擯棄的消極公德有:(1)不守規定時間之事;(2)聚會無端缺席之事;(3)折公園的花卉、或者擅自進入禁止的場所之事;(4)在建筑物墻上或者神社外園亂涂亂畫之事;(5)弄臟役所、旅館或其他公共場所廁所之事;(6)乘車、乘船為了自己的方便,給別人造成麻煩之事;(7)在乘車、乘船,下車、下船之時,或其他混雜場所,推搡他人自己先進出之事;(8)愛惜自己物品、不愛惜他人物品之事;(9)借他人書籍或其他物品有損害照樣返還之事;(10)拖延返還借他人錢財之事;(11)拖拽重物損壞公共道路之事;(12)越過境界占用他人土地之事;(13)對于公共水利,獨占便宜之事;(14)偷摘別人家的果物、盜伐他人山林之事;(15)制造外觀美麗而內部粗劣之物品出售之事;(16)制造的紡織物顏色美觀但容易褪色,或者投機取巧制造物品之事;(17)以次品冒充良品,或者巧言欺騙顧客騙取錢財之事;(18)為了自己獲得大的利益,而造成眾人煩惱之事。如果以上18條都得到改善,國民的風氣就會變得很美善?!盵5]112-114

  1908年(明治四十一年)坪內雄藏在《倫理與文學》的“公德訓”中也列舉了諸多“消極公德”,例如“對公共財物的不公德”“對公務的不公德”等。在“對公共財物的不公德”中又列舉了三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對公共財物的污損,第二種情況是破毀公共財物,第三種情況是竊取公共財物”[1]78?!皩珓盏牟还掳▽珓盏臒o信、無責任、私弊。其如此行為,有時不僅僅是違背公德,而且還是犯罪違背法律?!盵1]79其中,“對公共財物的污損”,即指在公共設施或墻壁上亂涂亂畫等;“破毀公共財物”,指如借圖書館的圖書不愛護或隨意折取公園里的花卉等;“竊取公共財物”,是“對公共財物的不公德”中“消極公德”最嚴重的一種?!案`取公共財物”不僅僅是“消極公德”,而且有悖于法律,甚至是犯罪的行為?!皩珓盏牟还隆敝邪选盁o信”分為三類,正如坪內雄藏指出:“對公務的不公德的‘無信’包括違背契約、違反紀律、懈怠職務三種。一諾千金,一旦承諾必須守信……”[1]85“對公務不公德”的“消極公德”,告誡公務人員必須遵守契約、紀律、盡職盡責,要摒棄對待公務的“消極公德”。坪內雄藏還指出了“消極公德”中的“對公眾的不公德”包括:在公共場合沒有同情之心,旁若無人、只是顧及自己的利益、不維護社會公共秩序等內容。

  關于“消極公德”,西村茂樹、坪內雄藏、足立栗園等理論家都有論述,“消極公德”即“不公德”,就是因缺乏“公德”意識而從事的違背“公德”的行為。日本近代一些理論家列舉“消極公德”,其目的就是讓人們擯棄有關“消極公德”的行為。近代“公德訓言”中一部分重要內容就是教導國民摒棄“消極公德”,即教導國民不要做什么,并且以“消極公德”之行為為恥。

  大正時期的“公德”“訓言”,不僅“訓”國民有所“不為”,而且還“訓”國民要有“所為”?!督逃枀矔す裰v話》中積極“公德”方面的“訓言”有:“(1)培養自治精神;(2)獎勵教育衛生;(3)實行財產共通之法;(4)全面改善關于土地的惡風俗;(5)同市、街、村居住者,同心協力、互相幫助、同甘共苦;(6)不僅實行預防水火、盜賊、饑荒之法,而且聯合同市、街、村之土地,發揮其功效;(7)發明為全部同市、街、村謀利益之事,謀求共同的幸福;(8)表彰善行者,借助良善發明者之力,成就其事業;(9)如果有冤罪者的話,謀求為其伸冤;(10)如果有奸猾者欺罔兒童、孤寡或者無能力者,要及時地給予弱者以救助;(11)救助窮人或者殘疾人;(12)如果有國家公益之事,要盡力助之;(13)探究預防貧富不均之法,并努力實行;(14)如果同市、街、村產生糾紛的話,有義務對其調解;(15)自己的市、街、村與其他的市、街、村產生矛盾之時,放棄私見,服從公義;(16)國家利益與地方利益發生沖突之時,以國家利益為先,地方利益為后;(17)關注國家的經濟,應該挽回外國貿易不均之事;(18)如果自己一身或者自己市、街、村富強的話,要以全國人民富強為信念?!盵5]114-116可見,近代“公德”“訓言”中有一部分重要內容旨在“教導”國民效仿“積極公德”,做有“公德”的高素質國民。

  日本從明治初期開始,經過全國自上而下的努力,到明治后期,日本國民的“公德”素質明顯改善,日本“公德”整體水平大幅度提高,而“公德”教化并沒有就此止步,進入大正時代后,日本政府和思想家、理論家們仍然致力于國民“公德”素質的進一步提高。大正時期足立栗園著《教訓叢書·公民講話》中的“公德”之“訓言”,與明治時期西村茂樹關于“消極公德”“積極公德”的觀點基本是一致的,關于提升“公德”的規范很多也都是相通的。足立栗園的“公德訓言”是對明治時期西村茂樹關于“公德”思想的繼承與發展,足立栗園的“公德訓言”相比于西村茂樹的“公德”理論更加細致,并且把西村茂樹的“消極公德”“積極公德”思想以“訓言”的形式進行了表達。

  然而在現實中,國民的“公德”素質不是孤立的,“公德”從屬于“道德”,而“道德”的諸要素、諸方面形成相互聯系的一個整體。故而,足立栗園所著《教訓叢書·公民講話》中不僅有“公德訓言”,而且還有“同情訓言”“正義訓言”“公平訓言”“信義訓言”“公共心訓言”“廉潔訓言”“自尊自重訓言”“慈善訓言”“獻身訓言”等,這些“訓言”也都與“公德”密切相關。例如“公共心訓言”中指出:“作為我國的國民最應該注意的是:沒有公德心和公共心的話,就不能成為真正文明的國民,必須促進國民公德心與公共心的進步……”[5]117-118

  在“同情訓言”中先對“同情”進行了闡釋,指出:

  人本來就是社交性的動物,經營相互扶持、相互團結的社會生活……同情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對他人幸福的同情,另一方面是對他人困難時的同情,這兩個方面對建立和諧社會都是必不可少的。與此同時,要建立使人與嫉妒抗爭的情念發達的社會也是很困難的,所以,要建立文明發達的社會,不僅對他人的困難表示同情是必要的,而且要與嫉妒意念抗爭,從而對他人幸福同情也是必要的。對他人的不幸、災難、鰥寡孤獨、殘疾等要有憐惜之情,對他們的境遇表示同情,并給予他們安慰及救濟。與此同時,對于他人的幸福應防止嫉妒展示其同情……總起來說,同情就是見到別人幸福就同喜,見到別人不幸就同憂,即高興著別人的幸福,憂慮著別人的不幸就是同情。[5]118-119

  作者這里對“同情”的詮釋,與平常理解的“同情”不同。一般認為“同情”是對弱者的“同理之心”,而作者詮釋的“同情”,不僅僅局限于對弱者的“同理之心”,而且還包括對幸福之人的“同理之心”,這種理解,更利于和諧社會的建設。作者在“同情訓言”中這樣教導:“鰥寡孤獨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孟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孟子);隱惻之心,仁之端也(孟子)?!盵5]119

  在“正義訓言”中先對“正義”進行詮釋,“作為人,對他人的場合一定重義從正道,這就是自古以來的正義?!x’有廣義和狹義之規則,廣義的規則是對國家、對社會守正義;狹義的規則是對他人、對知己友人等守正義……天下之事,下,合乎于人心;上,合乎于天意;中,合乎于大道?!盵5]91-92然后,在“正義訓言”中還采用儒家思想中的警句進行“訓”:“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孔子)”[5]93在“公平訓言”中采用中國儒家典籍四書五經的內容作為對日本國民的“公正訓”,其中有:“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論語》)、“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論語》)、“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禮記》)?!盵5]95-900其意思就是說:君子用公正之心對待天下的大眾,不護短徇私,廣泛團結;小人喜歡結黨營私。不能因為一個人語言表達的好、說得好聽就推舉他,也不能因為一個人有缺點而放棄他的言論;“天”“無私”能普照天下,“大地”“無私”能夠承載萬物,“日月”無私地普照世間萬物,遵奉這三種“無私”而勤勉于天下,就能做到公平無私了。足立栗園以中國《論語》中的簡短語句表達對國民的“公正訓”。

  在“信義訓言”中有言:“信義,即信用和道義,約束自己,固守事物的義理,從而對他人信實的規則。此信義不僅在人與人的交際上是必要的。而且在處世方面也是必要的?!督逃氛Z》中指示‘朋友相信’,又《戊申詔書》中御示‘惟信惟義’,即是對人們交往中必須堅守信義的訓論,尤其實業家更要堅守信義,形成相互融和的貿易,實行信義,從而榮家富國。訓言:‘民無信不立’(孔子);‘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孔子)……‘言必信,行必果’(孟子);‘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論語》);‘信近于義,言可復也’(《論語》)……”[5]95-98這些都強調了“信”的重要性,告誡國民 “無信”就無法“立”,一個企業沒有“信”就會失去市場,一個人失去了“信”就無法立足,更無法發展,故而在任何時候都要“言必信”,說到做到。并且講“信”要符合“義”,只有符合“義”才能實現“信”?!傲x”也是“正義”,是合宜公正的道理。

  《教訓叢書·公民講話》中還對“廉恥”進行詮釋:“要有廉潔而知恥之心,廉潔就是凡事盡全力,無正當的理由,絕對不要貪心。若動一時的貪念之心而獲取不義之利,即使得到一時的快感,終究也會陷入不快,也絕對不會永久地得到滿足?!盵5]105-106足立栗園在“廉潔訓言”中指出:“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孔子)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孟子》)”[5]106-107“廉”為不貪圖不義之財,而潔白無暇;“恥”本意是羞愧,“廉恥”是對廉潔的操守以及對“不合理”貪心的恥辱?!傲異u之心”無論對于人的“私德”修養,還是對于人的“公德”修養,都是不可缺少的。

  《教訓叢書·公民講話》中還有“自尊自重訓言”,“自尊”就是自我尊重,而自我尊重要把握好“度”,過于“自尊”就演化為“自負”,自我尊重不足就演化為“自卑”。如果希望別人尊重自己,那么自己首先要尊重自己?!白宰稹笔莻€體通過自我作為社會角色而進行自我評價的結果,“自尊”離不開“自我”,也離不開“社會”?!白宰稹眮碓从凇爸獝u心”,人有了“知恥心”,其行為就會有節制,就會在意公眾對于自己的評價,在現實中就會努力避免自己的卑賤庸俗行為,從而有尊嚴地生活?!白灾亍奔醋哉渥詯?、慎言慎行、自我重視。足立栗園在“自尊自重訓言”中指出:“人必須自尊自重,‘自尊’養成獨立的秉性,‘自重’節義廉恥之風?!宰鹱灾亍^念,不僅是作為‘個人’,而且是作為‘國民’所必須擁有的品德?!盵5]125-126足立栗園在“自尊自重訓言”中還采用了中國儒家經典中的名言:“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周易》);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為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朱子語類》)?!盵5]127“介于石,不終日,貞吉”,告誡人們意志要堅如磐石,不要整天沉浸于享樂,只有堅守正道、自尊自重,才會吉祥?!皩W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為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教導國民:堅守節操之人,常常不會在乎死后是否被扔到溝壑,即重道義之人其信念堅強,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由此,顯示了“自尊自重”的力量。日本近代《教訓叢書·公民講話》中的“道德”“訓言”借用了諸多中國儒家經典中的語句??偲饋砜?,足立栗園著《教訓叢書·公民講話》中“道德”之“訓言”,一般采用日本的名家名言或者中國儒家思想中的警言、警句,或利用宗教中的名言名句,便于民眾記憶,從而滲透入其思想,指導其行動。

  日本近代的“公德”之“訓言”,不是孤立的,是與道德的其他“訓言”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的。盡管足立栗園在《教訓叢書·公民講話》中把“公德訓言”與“公共心訓言”分開了,實際上“公德心”與“公共心”在現實中有時候難解難分,具有優秀“公德”素質的國民,既離不開擁有優秀的“公德心”,也離不開具有優秀的“公共心”,還離不開“正義”“公平”“信義”“誠實與正直”“廉恥”“節操”“同情”“慈善”“獻身”“自尊自重”“進取”“勤勉”“ 儉約”“堅忍”“規律”“情誼”等精神與品質,因為這些“道德”要素也都與“公德”相互作用,由此《教訓叢書·公民講話》中的諸多“訓言”,其實就是一部關于道德的“訓言”,其中包括了“公德”訓言,因為“公德訓言”從屬于“道德訓言”,“公德”“訓言”的內容與道德的其他部分“訓言”的內容是密不可分、相互作用的。

  三、日本近代“公德”“訓言”之作用

  日本近代“公德”之“訓言”,在落實近代日本政府的國民道德方針、政策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其表現如下:

  其一,“公德”之“訓言”,是近代日本政府國民道德教育方針從理論層面落實到操作層面的重要媒介。近代日本,為了提高國民的道德素質,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針、政策,為了把政府的國民道德方針貫徹到全體國民,一些理論家、思想家對政府的道德方針、政策進行解讀,便于國民貫徹執行政府的國民道德方針,以落實到實際的行動之中,由此編輯關于“公德”的“訓言”,便于國民牢記,以便指導國民的公共行為。

  其二,“公德”之“訓言”,教導國民摒棄什么行為?!肮隆敝坝栄浴绷信e了消極之“公德”,并且列舉的“消極公德”很細致,告訴民眾具體哪些行為違背“公德”,哪些行為是應該摒棄的“消極公德”,以便給予民眾以警示,告誡國民在“公德”方面不要做什么。如果做了“消極公德”所列舉的行為,就是不公德。對公共財物的不公德、對公務的不公德、旁若無人沒有公德心等等,就要自感羞恥。每個人的行為只要避免列舉的“消極公德”,全社會的公德水平就會得到進一步提高,國民的“公德”素質會很好地得到改善。明治時期西村茂樹列舉了諸多的“消極公德”,足立栗園也在“公德”之“訓言”中列舉了“消極公德”的有關“訓言”,就是為了進一步加強國民的“公德”觀念,激發民眾的羞恥之心,以違背“公德”為恥,從而規范自己的行為。

  其三,“公德”之“訓言”,教導國民應當有什么行為?!肮隆敝坝栄浴庇至信e了“積極公德”。 足立栗園在“公德”之“訓言”中,列舉了一系列“積極公德”之行為方式,給予民眾以規范,告訴國民,應該怎么做、應該做什么才是具有“公德”的國民,鼓勵國民要具有“公德心”,以“積極公德”規范規制自己的行為?!肮隆敝坝栄浴敝小胺e極公德訓言”,就是指示國民按照“積極公德”之倡導,規范自己的行為,遵照“積極公德”行為處事,成為文明的、具有良好“公德”的國民。如果每一位國民都能做到“積極公德”所倡導的那樣,那么整個國家的“公德”風氣會變得更加美好。

  “公德”之“訓言”,告誡人們要有所不為和有所為,以“訓言”的方式培養國民“公德”修養,作為當時日本政府關于道德教育方針、政策落實到實際中的媒介之一,在現實中起到了潛移默化的作用。一些膾炙人口的“公德”“訓言”,寫在公園的宣傳板上,融入各級學校的教科書里,成為指導國民行為的口號,對于規范人們的行為、促進國民“公德”水平的提高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當今日本被世界贊譽的全民“公德”素質,就與日本近代自明治時期以來的不斷努力分不開。日本近代用軟硬兩手抓“公德”,一方面采用硬性的“法制”手段規范、懲治有違“公德”的行為;一方面采用軟性的“教育”手段抓“公德”教育,采用諸多教育方式提高國民的“公德”素質與遵守“公德”的自覺性?!肮隆敝坝栄浴弊鳛槿毡窘M行“公德”教育的方式之一,在促進日本國民“公德”素質提高方面所起的作用不容置疑。一個人品德的培養需要從其幼兒期就開始重視,有關“公德”素質、習慣的培養也需要重視早期教育。日本從明治時期開始,不僅重視各級學校的道德教育,其中包括重視“公德”教育,而且也有關于青少年的道德“訓言”,例如,1907年(明治四十年)木村小舟《少年訓》中“公德訓言”的普及,加深了青少年對“公德”的認識。青少年對“公德”“訓言”的記憶更長久,“訓言”融入其思想,會影響其一生的行為習慣以及“公德”素質。由此,“公德”之“訓言”,對于提高日本國民的整體“公德”素質,作用是巨大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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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坪內雄藏.修身講義[M].東京:早稻田大學,1907:25

  [5] 足立栗園.教訓叢書?公民講話[M].東京:富田文陽堂出版,1916.

作者簡介

姓名:史少博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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