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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像分析”作為社會研究方法:理論、應用與展望
2021年04月13日 14:59 來源:《新聞與傳播研究》2020年第2期 作者:甘雨梅 字號
2021年04月13日 14:59
來源:《新聞與傳播研究》2020年第2期 作者:甘雨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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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傳播學、人類學、社會學等社會科學中已有大量研究涉及“錄像”,主要表現為“以錄像作為研究對象”或“以錄像呈現研究成果”。論文介紹一種與此二者相比有諸多不同的錄像研究——“以錄像數據作為經驗研究的素材”。這種方法也被稱為“錄像分析”,它起源于常人方法學和會話分析,在西方學界得到了較為廣泛的應用,但中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對其討論卻相對欠缺。論文旨在介紹錄像分析的理論緣起和理論貢獻,展示錄像分析的經典經驗研究案例,并闡釋錄像分析作為研究方法與其他研究進路的區別。最后,結合中國時代背景,提出錄像分析可為中國社會的互動研究提供新思路。論文也對這一方法的局限性進行了討論。

  關 鍵 詞:錄像/錄像分析/社會互動/研究方法/互動傳播

  作者簡介:甘雨梅,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社會學系富布萊特學者。

 

  一、引言:從“錄像”到“錄像分析”

  錄像對人們而言并不陌生,尤其是在如今這樣一個視覺文化日益彌漫和日漸豐富的時代①。在過去一個半世紀里,錄像技術日新月異。自電影創始人法國盧米埃兄弟(Les frères Lumière)利用攝像技術發明了電影之后,伴隨著現代物理學研究的不斷深入以及電子管科技產品的愈發成熟,錄像技術也從磁帶時代逐漸發展到了數碼時代。更高清的畫質、更龐大的存儲量、更低廉的成本、更便攜的設備(如GoPro)以及更全面的視角(如360度全景攝像機、無人機拍攝技術)等等,都從多方面使錄像更加絢爛多彩。日常生活中人們頻繁接觸的視頻以及各類視頻網站,如優酷、直播、快手、抖音、視頻聊天等等,都極大豐富了今天的視覺文化。錄像以及觀看錄像也因此成為了日常生活中一項習以為常的實踐。

  這些視覺媒體的蓬勃發展,不僅塑造了全新的視覺文化,也為科學研究帶來了重要的研究課題②。早期傳播學、人類學、社會學學者們就開始將圖像、視頻文本作為研究對象進行學術研究③。這些研究關注并探索影像媒介的社會文化表征④,以及視覺形式的載體(如電視機)對社會生活帶來的沖擊和影響⑤。近年來,學者也開始提出數碼人類學(digital Anthropology)⑥、“聚媒體”(polymedia)⑦等概念,為觀察和研習視覺時代的社會生活提供了更多思路。在此類研究中,錄像作為影像媒介的重要部分,也因此被作為研究對象,被學界從各方面反思其社會屬性。

  同時,視覺媒體也被當作研究工具在社會科學中得到使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屬人類學家對于視覺媒體的應用。自20世紀30年代起,人類學家就開始將視覺媒體與人類學緊密結合起來。貝特森(Gregory Bateson)和米德(Margaret Mead)的作品是視覺人類學發展中重要的里程碑⑧。自他們之后,諸多人類學家將錄像機作為工具,記錄并拍攝田野中特殊的場景,如宗教儀式、當地的舞蹈、特殊的節日等等。同時,民族志影片(Ethnographic film)也成為研究者用于研究和展示原著文化的重要工具。1973年在美國芝加哥召開的第9屆國際人類學和民族學大會上,與會的人類學家甚至通過一個決議,特別強調影視在研究中的重要意義。也因為這次決議,視覺媒體技術在人類學研究中得到了極大的發展:

  電影、錄音帶和錄像帶在今天已是一種不可缺少的科學資料的源泉。它們提供有關人類行為的可靠資料,……我們所處的時代不只是一個變化的時代,而且是同一性增強而文化大量消失的時代。為了糾正這一過程可能導致的人類短視行為,按現存的多樣性和豐富性記錄人類遺產就顯得非常必要(《關于影視人類學的決議》)⑨。

  人類學家對于視覺媒體的應用,多數旨在通過圖像、視頻、電影等可視化形式來展示研究者的發現。換句話說,視覺媒體被作為呈現研究結論的一種工具⑩。徐菡提到,在諸多民族志電影和紀錄片中,導演通過后期處理呈現研究者特殊的闡釋和解讀,從而傳達作者對某種文化的認知和分析。這種后期處理往往通過具有敘事和表達能力的影片語言建構出作者對內容的表達(11)。

  由此看來,傳統人文社會科學對于錄像的使用,至今至少出現了兩種不同的視角:“錄像作為研究對象”以及“錄像作為呈現研究結果的方式”。本文所介紹的錄像分析方法,雖然同樣以錄像作為研究工具,但與前面兩種方式使用錄像的角度和視角均有較大不同。這種方法,強調“以錄像素材作為經驗研究的數據”(empirical materials),開展有關社會互動的經驗研究。在錄像分析學者看來,錄制視頻的目的是為了分析(video analysis),這就是說,視頻的獲取并非為了“記錄”某種特殊文化,也并非意圖使用影片展示作者已達成的某種結論。反之,它以錄像素材作為起點,收集實時實地發生的社會互動過程,為后期互動研究提供數據(data)。社會學家希思(Christian Heath)等人將這一方法命名為質性研究方法中的錄像分析(qualitative video analysis)。(12)這一方法論雖源起于社會學,卻在西方各個領域,尤其是在傳播學、語言學、人類學這幾大學科中,得到廣泛應用,也取得了繁碩的成果。這種方法論以“社會互動”(social interaction)作為主要研究對象,通過錄制自然發生的(naturally occurring)互動和交流(communication)進行細致分析,錄像分析學者以大量的經驗研究,為傳播學研究社會實踐活動增加了一種創新、可操作性的方法論。

  一方面,目前我國學界對錄像分析的理論源起、理論貢獻以及方法論實踐等問題討論甚少,在這一方面的經驗研究亦顯缺乏。另一方面,錄像分析作為研究傳播與互動的重要方法之一,在當今互動模式日新月異的背景下,這一方法論更有待于被國內學界進一步認知和批評?;谝陨蟽煞矫娴目紤],本文意圖將此研究方法介紹到國內學界,并提出錄像分析作為社會研究方法,可用于考察諸多社會互動實踐(interactional practices),可能為理解互動的傳播學內涵提供新思路。

  二、錄像分析的理論源起及理論貢獻

  錄像分析源起于研究者對互動和交流的研究興趣,被作為一種方法用來捕捉自然發生的互動本身。然而,為什么自然發生的互動值得被研究?這就要從錄像分析的理論源起談起。從歷史發展來看,錄像分析這一研究方法源起于常人方法學(Ethnomethodology)(13)和會話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14)兩大理論視角。常人方法學和會話分析都力圖通過對社會生活的細致考察,找到社會活動自身的規律和內在秩序。在這兩大視角看來,社會活動多是在互動中完成(accomplish)和達成(achieve)的。例如,人和人的關系是在互動中建立的,人和組織的關系也是在互動中形成的。常人方法學家和會話分析學者強調,對于互動的細致探究是理解社會規則的關鍵。

  (一)“常人方法學”和“會話分析”

  常人方法學在20世紀60年代由美國社會學家加芬克爾(Harold Garfinkel)創立并發展起來。中國學界對這一學派的翻譯并未完全統一。因其構詞和民族志(Ethnography)有相近之處,也曾被翻譯為“民族學方法學”(15)。有學者稱其為“日常生活方法學”(16)或是“本土方法論”(17)。影響較為深遠的翻譯為“常人方法學”(18)。本文較為認同并采用了“常人方法學”的翻譯,并認為這個翻譯本身包含了加芬克爾思想的核心:“常人”。常人方法學與“常人”有著極大的關聯。加芬克爾在介紹為何給這一視角如此命名的時候如是說“ethno”意指普通人,也就是“常人”;ethno-method”是指“常人的方法”;“-logy”在英文中通常表示the study of,用以指代某種學問或者某個學科。如此一來,完整的詞組“ethno-methodo-logy”就很清晰,常人方法學是指“以常人的方法作為研究對象的學問”(19)。

  對加芬克爾而言,社會規則是一個逐漸達成的過程,也是普通人通過自己的方法逐漸對其進行形塑的過程。所以,想要了解社會行為,就需要回到社會行為本身。更為重要的是,常人方法學家認為,人們在社會互動中所使用的方法是“可以被觀察到的”(observable)(20)。這些方法不僅能被研究者觀察到,也能被參與互動的其他人觀察到。(21)這種“可觀察性”(observability)是常人方法學得以可能的基礎。也正是因為這種“可觀察性”,錄像變得有意義起來。因為錄制這種可觀察性,則可以為研究者提供分析的基礎和素材。

  會話分析是在與常人方法學緊密的關系中發展起來的。兩者在對待社會生活的視角上非常一致,均強調行動本身與互動實踐。20世紀70年代,薩克斯(Harvey Sacks)、謝格羅夫(Emanuel Schegloff)、杰弗遜(Gail Jefferson)共同發展和創立的會話分析學派(22),至今已經成為一門著力于研究社會互動的學派,也為研究互動秩序提供了系統的方法和分析范式。會話分析學者使用“錄制音頻、視頻”的方式采集研究資料,以求真正接觸到行動者在互動中的行為。這些技術層面的操作為錄像分析的成型奠定了基礎。初期會話分析研究通過錄制自然發生的電話通話(telephone conversation)來作為研究素材,后來逐漸開始使用錄像機錄制視頻。1977年前后,古德溫(Charles Goodwin)用錄像機錄制了日常生活中的家庭晚餐、聚會等豐富的視頻資料(23),成為了錄像分析的先鋒作品(24)。

  (二)錄像分析及其理論貢獻

  在以上兩大理論視角影響下,20世紀80年代始,英國學者希思真正提出將“錄像分析”作為研究方法。他培養出一個以“錄像分析”作為主旨的研究團隊(25),以各類傳播和互動為研究對象。例如,他們以醫患互動為研究藍本,錄制了醫院手術、醫患交流等視頻(26)。他們也與倫敦地鐵站的視頻監控室合作,研究地鐵站的員工如何通過視頻監控設備觀察地鐵站行人流通的動向(27)。同樣,使用錄像分析的方法,他們研究新聞工作室(news room),如BBC以及路透社的記者和編輯如何編制和講述新聞(28)。通過細節的視頻分析,他們的研究展示了編輯部中編輯辦公桌旁的閑話互動(small talk)可能直接影響新聞故事的選擇和編排。

  希思等提到,錄像分析方法的發展,追根溯源可以描述為對細節的欣賞和追求。這與常人方法學與會話分析對于細節的關注是一脈相承的。也正是出于對細節的需求,這一方法才得以產生。換言之,錄像分析之所以要進行錄像,并非刻意之創新,也并非追求方法的獨到。相反,實是研究對于細節的需求。正如會話分析創始人薩克斯所言:

  我開始使用錄制的素材進行研究。這些素材有一個極好的優點,就是我可以重播它們。我可以在某種程度上轉錄這些材料,然后再對它們進行長期研究,無論它需要多長時間都沒有關系,因為這些是一種“足夠好”的素材,記錄了已經發生的事情……另外我鐘愛使用錄像素材進行研究。這并非源于我對語言的興趣或者對于某種社會理論的激情,相反,僅僅是因為我可以抓住這些材料,可以一次又一次地分析它。

  更為重要的是,研究者之所以如此需要這些細節,是因為普通人在互動中也從細節之處分析彼此。細節是社會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彼得斯在《對空言說》中介紹常人方法學時提道:“對話中的發言順序被打亂,小錯誤未及時糾正而發展成巨大的誤會網絡,小手勢被誤解可能成為大后果,最明顯的信號被人忽視,所有這一切都可能引起戲劇性或者悲劇性的后果?!?30)以下三個小片段是一個簡單的例子,展示了細節如何在社會互動中起到極大的作用。片段均通過會話分析轉寫規則(31)進行了轉寫,括號中標注了特殊符號的含義:

  A:你愛我嗎?=

  B:=我愛你

  (等號“=”表示A和B兩句話之間沒有間隙)

  A:你愛我嗎?

  (0.5)

  B:.hhh(.)uh嗯

  (0.5表示A和B兩句話之間相隔0.5秒,.hhh表示B的喘氣聲)

  A:你愛我嗎?

  B:我當然愛你。你為什么這么問?

  讀者不難從以上三個片段中想象出三種不同的對話場景。也不難看出,日常生活中微妙細節無處不在。對于回答“你愛我嗎?”這個問題,不同的回答可能會導致A接下來再問B不同的問題,也會因此產生不同的互動,甚至影響A和B的關系。本文無意在此處分析三個片段導致的社會互動結果,只是以此展示,哪怕只是一聲喘氣、一個短暫的停頓、一句附加的追問,都可能帶來不同的交流效果?;又幸磺耙缓蟮膶Υ?,以及來來回回的序列(sequence),在微妙處組成了“社會生活”。如此看來,社會生活并非一個空泛的組織概念,而是A和B互動中的細節。人人都是互動中的分析家,每個人都是促成互動的一份子。于是,錄像分析期望通過錄制視頻的方式,將這些微妙的社會互動記錄下來,作為最原始的經驗數據,開始探究內在的社會規則。

  由于影像數據的可視性和可重復播放性,以及這些數據所能提供的細節資料,錄像分析為傳播學帶來了新的理論突破,其中較為顯著的理論貢獻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錄像分析對于互動的關注,重新概念化(re-conceptualize)了傳播和交流的社會內涵。錄像分析通過經驗研究論證并指出,傳播和交流是一種“互動的成就”(interactional achievement)。這種互動框架下的理論視角(interactional approach)重塑了文本、話語以及各類媒介的研究范式。研究者從單一的文本,轉換到觀看和考察“文本產生的過程”以及“文本背后隱藏的互動形態”。例如克萊曼(Steven Clayman)和赫里蒂奇(John Heritage)采用會話分析作為方法,研究新聞采訪(news interview)中的互動過程(32)。新聞采訪對于記者的訓練和要求多在強調記者的提問技巧(skills of questioning),克萊曼和赫里蒂奇關注了這些新聞采訪中記者提問的具體方式以及帶來的不同結果。他們的研究從多方面展示了新聞采訪是循序漸進的互動,是記者和被訪者之間的互動成就??巳R曼和赫里蒂奇的研究成果在很早期就對線性傳播(發送者-信息-接收者)的模式進行了反思,提示傳播學者關注媒介內容的生產過程,為傳播學增加了互動視角(interactional perspective)。

  其次,錄像分析為新聞傳播學研究中的身體轉向(body turn)、體化轉向(embodied turn)以及多模態分析范式(multimodal analysis)提供了理論依據和數據基礎。從西方女權主義運動和思潮開始,哲學、社會科學對于身體的關注就在逐漸增加,身體也成為傳播學研究中重要的課題和要素。媒介也被麥克盧漢描述為人類身體器官的延伸(33)。錄像分析自創始以來,對于身體的關注便在學界掀起了一次又一次身體轉向的熱潮。學者開始關注的不僅僅是所謂的“行為”,更是將這種“行為”理解成一種身體和其他社會現實碰撞而成的過程。近年來,錄像分析開始強調身體交互性以及多模態互動。這些研究更為注重分析身體感知(包括視覺、聽覺、味覺、嗅覺、觸覺)(multisensoriality)在社會交互中的重要作用(34)。錄像將人們的身體錄制下來,通過視頻數據,研究者不僅能觀察到語言互動的影像,而且可獲得更多維度的體化資料。

  三、“錄像分析”在西方社會科學中的廣泛應用

  錄像分析方法已在西方社會科學的各個領域得到了廣泛的推廣和實際研究應用。其中,傳播學、社會學、人類學、語言學甚至計算機科學在推動錄像分析方法發展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使用這一方法進行的研究擴展到了各式各樣的社會互動情境中。本文從“日常生活研究”“工作研究”“人機互動研究”三個方面出發,窺探錄像分析的多樣性。

  (一)用錄像分析研究日常生活互動

  平克(Sarah Pink)指出“日常生活”是人類存在的核心,是“我們是誰”“我們處在世界的何處”這些問題的本質(35)。然而,從許多角度來說,因日常生活的過于平凡,觀察并研習日常生活反倒成了一件困難的事。對于日常生活的關注卻是錄像分析方法的重要貢獻之一。希思等在《質性研究中的錄像》(Video in Qualitative Research)一書中聲稱,錄像分析的核心理念在于欣賞并嚴肅對待日常生活,而錄像分析可以為嚴肅對待日常生活提供一種工具。希思等甚至在書中提到,書寫這部作品的目的是想要培養和倡導一種日常生活美學,鼓勵研究者對理所當然的日常事務加以分析。他們指出,這些日常行為都是微妙的、曇花一現的,因此十分容易被人所忽視。而這些微妙的行為,又常常是社會和制度生活組織的基礎。將這些細節錄制下來,不讓其流失,可以成為理解社交性、理解互動性、理解社會組織的素材(36)。

  錄像分析有關日常生活的研究種類豐富,涉及生活的諸多方面,從家庭互動到室外互動,從日常生活中的人際關系到日常生活中的機器使用,都有錄像分析學者的身影。例如,學者通過研究人們邊走路邊用GPS的情況,探索人的注意力與機器互動時的關系(37);又比如,學者研究滑滑板的少年如何決定誰先進入滑板池,探究日常秩序中的“順序”問題(38);再比如,研究小孩和小孩之間玩耍,觀察兒童如何建立社會關系(39)。下圖1所示,布朗(Barry Brown)等人使用錄像分析研究當今日常生活中的一大熱點現象:人們一邊使用手機一邊和其他人對話。作者使用了創新的穿戴式錄像設備,戴在研究者身上錄制了人們移動過程中使用手機的過程。他們探索人們使用手機的同時如何管理與其他人的對話。作者在文中反駁了“技術使人分心”的先行論調,提出手機不單是搜索信息的工具,更為重要的是,手機是人們交談中的一部分。人們的交談反過來也影響手機的使用。此類對于日常生活的研究,為理解日常生活的社會性提供了鮮活的論據和解釋。

  圖示1 使用錄像分析研究手機使用(Brown et al,2013,p.509)(40)

  (二)用錄像分析研究工作場合的互動

  傳播學對于制度性場合(institutional settings)的研究興趣同樣十分濃厚,這表現在“組織傳播學”在近現代已成為了傳播學一個重要分支的事實上(41)。使用錄像分析進行的工作研究,有影響力的作品分布在諸如嚴肅的工作場合,如醫院手術室(42)、拍賣市場(43)、天文學觀察室(44)、數學家的工作(45)、神經科學實驗室(46)、物理實驗室(47)等等。盡管如此,一些較為日常的工作場合也開始受到學者的關注,諸如菜市場、花市的工作也成為了傳播學的研究對象。圖2取自2019年發表在著名國際傳播學期刊《語言與社會互動研究》(Research on Language and Social Interaction)上的有關市場中的互動研究(48)。這份研究使用360度全景攝像機,探究了如何將過路人(pass-by)轉換為客戶的互動過程。這種全景攝像機的使用意義重大,幫助研究者錄制到售賣者和賣家雙方,從而為探索“交易”和“客戶轉換”這一課題提供更多依據。由于360度攝像機錄制到的全景視角,研究者在分析數據的過程中可以轉換視頻視角用以觀察周邊的環境,看是否有別的因素影響到互動本身。

  圖示2 使用錄像分析研究市場里的人際互動(Hochuli,2019,p.432)

  (三)用錄像分析研究人機互動

  自21世紀以來,以錄像分析探究“人與科技”的作品,成為了社會科學與鄰近科學、計算機科學甚至與工業領域直接合作的重要突破口(49),同時也為傳播學打開了新的研究空間。

  工業領域有關科技的研究著重關注“如何改進某一產品”,也正是因為如此,計算機科學家、程序員、工程師對于用戶如何使用這一產品的細節往往十分在意。這種對細節的重視,也恰好與錄像分析學者關注人們如何在細節中完成社會行為的思路契合。工業領域關注科技如何設計,這不僅僅需要考慮技術層面的可能性,更需要考慮到人們的社會需求。傳播學和社會科學則更關注科技如何重塑人,重塑人機互動。然而,工業領域研究給傳播學的啟示在于,開拓“人與科技”議題的新道路,可以從空泛的科技理論研究,過渡到“界面”研究(studies of interface)。也就是說,研究人們如何真正使用某一科技產品的界面,探索這種科技產品如何重塑了社會互動,如何重塑人和人的關系,可能成為傳播學研究人機互動的突破口。

  在今天,尤其是在新科技,如VR、AI快速發展的背景下,傳播學如何為這類新科技研究貢獻力量?錄像分析為此提供了一些范例。這些學者采用互動視角,開始研究人們怎么使用AI或者VR界面,并探索出人與科技的互動重塑關系。他們并不直接關注這些AI或者VR的生產過程,而是關注這類科技進入到人們生活之后,人們怎么和這些科技互動;以及,人和人通過這些科技互動的時候,人際互動會有哪些變化,人和機器怎么互相塑造和改進。欣德馬什(Jon Hindmarsh)等人在研究VR時表示“盡管社會科學對‘虛擬’技術有著廣泛的興趣,卻很少有關于VR用戶體驗的詳細社會科學調查”。他們通過錄像分析研究,錄制了VR交互環境下的工作場景。他們提供了人在VR環境下互動時詳細的動作和語言分析,并觀察到參與者如何在虛擬環境中描述和共享視覺信息。這一研究介紹了在VR世界中,人們共享視圖的能力需要通過參與者各方面的互動功夫(interactional work)進行克服和提升。圖3展示了他們錄制的VR研究視頻(50)。

  圖示3 用錄像分析研究VR環境下的互動(Hindmarsh et al.,2006,p.801)

  四、錄像分析的特質及田野實踐

  (一)“自然發生的”數據與“當時的”行為

  如前文提到,錄像分析強調錄制自然發生的數據,加芬克爾也稱之為“原地行為”(action in situ),用以表示人們在進行社會活動時,“當時”“當地”的表現。加芬克爾用“巧妙的實踐”(artful practice)來形容人們的行動。在他看來,社交互動是由共同參與者(co-participants)共同組織完成的,人們通過時間和互動的順序逐步展開社會活動。而在此過程中,人們使用大量身體的、口頭的、視覺的等各類資源完成互動,并在互動的原地顯示出來。人們使用的這些資源也可以被觀察到。如此一來,為了發現社會活動的內在自然生活秩序,解析平凡生活中自有的組織結構,在沒有研究人員某個特定主體的干預下,自然主義的視頻就能提供自然發生的活動,也能保存加芬克爾所言的“巧妙的實踐”,以供研究者后期探秘所用。這種自然的視頻,對于還原人們當時當地的行為具有重要意義,是難以通過眼睛、研究對象的再敘述,或者田野筆記進行完整記錄的。

  錄像分析強調錄制自然發生的數據和當時的行為作為研究素材。這種視頻極大地區別于紀錄片、電視節目的拍攝,反之則看重其“自然”特質。這種方法既不要求進行場景布置,也不要求進行視頻后期剪輯??浦Z勞奇(Hubert Knoblauch)等人將錄像分析所用的視頻(1)與紀錄片視頻(2)和婚禮視頻(3)作比較,展示了錄像分析對于錄像素材的要求(51)。如圖示4,錄制分析視頻不進行場景布置,也不要求進行視頻剪輯進行后期敘事表達。與此相對,我們熟悉的紀錄片和婚禮視頻則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例子。

  圖示4 錄像分析與紀錄片、婚禮視頻的對比(基于Knoblauch et al.,2006,p.13)

  有學者提出質疑,認為錄制自然發生的數據是不可能的,因為攝像機以及研究者的出現必定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參與者的行為(52)。這種批判指出了錄像的實際操作難點(practical challenge),卻忽視和誤解了“自然發生的”另一層核心內涵。波特(Jonathan Potter)在談及“自然”(naturalistic)視角的時候,特意強調我們在談論“自然數據”之前,應該首先區分“自然”的兩層含義(53)。第一層含義的“自然”與“構建”(construction)相對,是方法論問題;另一層面“自然”與“干擾”相對,是實際操作問題。對于第一種與構建相對的自然,波特用“死亡的社會科學家實驗”(dead social scientists test)作為隱喻(54)。他提出,如果社會科學家自身存在變故,比如研究者生病不能外出,那么某些研究數據(如訪談、問卷)本身就不會產生,也因此不可能被收集到。從這一理念來講,錄像分析所言的自然數據,指的是“非構建”的數據,這種數據不是“為了”研究者的需求而發生或是生產的。研究者如果生病不能外出,他們感興趣的互動仍然在發生,并不因為他們的變故而停止。對于第二層含義上的“自然”,錄像分析學者強調需要通過研究者的努力盡可能降低對參與對象的干擾。正如西爾弗曼(David Silverman)所說:“研究者應該在盡最大可能降低對研究對象影響之后再錄制視頻?!?55)希思等和蒙達黛(Lorenza Mondada)也談到研究員可以通過增多錄制次數、改變相機屬性(選擇合適的設備,下文會談到)、建立更好的信任關系等方法減少對研究對象的影響。社會傳播研究不可能收集到十全十美的數據,但可以通過努力和研究設計,錄制到更好的、更自然的研究數據(56)。

  (二)數據導向的研究邏輯

  錄像分析的視角與傳統質性研究方法有諸多相似,同時也有較多不同。以傳統質性研究方法中最主要的兩種方法——訪談和民族志——為例,錄像分析與它們的相似之處,表現在這三者都旨在通過探索“行動者的視角”(actor's view),從而了解并探索研究對象自身的經驗。不同之處則在于數據本身的差異以及研究者使用數據的方法。對于民族志而言,研究者深入田野,觀察當地社會現象,在田野中的研究者自身的觀察以及田野筆記就是研究數據本身。從這個角度來說,研究者自己就是這個數據庫(researcher her/himself as data),這種數據是難以和人分享的,只能通過再轉述或是書寫的形式呈現給別的研究者或者呈現給讀者。錄像分析與民族志的重要差異在于數據本身的差異。錄像數據是可以共享的,由于錄制到自然發生的社會行為,沒有到田野的研究者同樣可以通過錄像數據進行深入分析。另外,錄像與訪談的區別在于兩者所觀察的視角不同。二者雖然均是探索行動者的自身經驗,但訪談是通過對話的形式,使被采訪者“談論”其某種經歷的相關體驗,是行動者自身的“再敘事”和“再闡釋”,而錄像分析則轉變了研究者的視角,它不再強調讓人們去“談論”某種經驗,相反,轉向了觀察人們在現實中“如何”真正“做”這件事情。

  其次,錄像分析強調收集“互動型”的數據(interactive data)。有關互動數據的收集,實驗心理學、人類行為學、社會語言學等學科有較多先例。但錄像分析與這些研究進路差別較大。第一,從素材維度來講,這些學科在收集互動數據的時候,使用的方法多是實驗或者半干擾形式的實驗。實驗型互動(experimental interaction)完全由研究者設計場景,再讓參與對象按照實驗要求進行互動;半干擾型互動多是研究者給參與對象某個任務(ecological experiment或者task-based interaction),之后由研究者自行發揮完成這個任務。蒙達黛講到錄像分析對于自然數據的關注,與前兩者有較多不同(57)。

  從分析維度上來看,社會科學中的分析角度往往可以歸納為“自上而下”(topdown)或是“自下而上”(bottom-up)兩種。自上而下的分析方式多以“問題”或者“理論”出發(question/theory-driven),這些問題和理論也會影響數據的收集,例如研究者在進行訪談之前,往往需要有一個指導性的研究問題來確定訪談提綱;也正因為如此,自上而下的方法往往是研究者導向(researcher-driven)的。自下而上的分析維度多以數據出發(data-driven)尋找問題,在觀看數據之前,研究者往往還沒有一個具體的研究問題。錄像分析屬于數據導向、自下而上的視角,在產生研究問題之前,研究者只是選擇了一個較為感興趣的場所進行視頻錄制,針對這個場所的具體研究問題在數據分析過程中再進一步提出。如圖示5,當分析維度(縱坐標)與素材維度(橫坐標)交叉,錄像分析的研究邏輯也因此展現了出來。

  (三)錄像分析田野實踐要點

  錄像分析的研究過程本質上也同其他社會質性研究方法類似,需要經歷尋找研究對象、征求研究同意、實地田野、數據分析等步驟。然而其難點和挑戰真正在于研究者“錄像”的過程以及對于錄制自然視頻的期望。也正由于其重要性,本文在此就“錄像”田野的六個關鍵要素進行簡要闡釋。

  1.設備選擇

  設備是錄制視頻的關鍵,是否應該崇尚更貴、更酷炫、更高科技的錄像設備?無人機是否比手機拍攝具有更好的研究效用?這些問題的答案在錄像分析看來都是否定的。視頻錄制的原則是在盡可能降低對參與對象影響的情況下,錄制到“合適的”研究數據。因此,選擇設備的關鍵在于合理及合適。具體操作層面,有時為了降低對研究對象的影響,可能會選擇小型錄像機(如GoPro),將其“藏匿”于拍攝現場的某個角落。有時為了錄制高空視角,可以選擇高空三腳架。先行研究表明,普通的錄像設備往往可以滿足大多數研究錄像需求,研究者無需盲目追逐設備本身而迷失了研究初衷。

  圖示5 從素材維度和分析維度看錄像分析

  2.錄制清晰的音頻

  錄像很容易被理解為“錄制畫面”。然而,對于錄像分析研究而言,錄制清晰的音頻十分重要。電影制作、紀錄片、創作類視頻都可以在后期錄制音頻或是配音。但錄像分析不同。甚至從許多層面來講,錄像分析錄制視頻時,對于聲音質量的采集比圖像畫面更加重要。語言是理解社會互動較為重要的資源,重視語音也正是這一原因。古德溫認為:“當你回到家后,你在田野里聽到的聲音永遠不會變得更好。所以在田野的時候就要盡可能獲得絕對的、最好的一切聲音,因為從那之后,一切(音頻、視頻、圖像)都只會變得更差?!?58)錄像分析在錄制優質研究音頻方面有諸多建議,例如使用合適的收音話筒、外置麥克風等裝置等。

  3.根據研究場景選擇固定機位或是動態機位

  選擇固定機位還是運動機位也常??简炛芯空?59),最主要的原因是參與錄像的人往往不是一直固定在同一個地方。然而,首先要明白的是,運動機位會帶來諸多后期分析的困難。例如運動機位常常錯過一件事情的“開場”,研究者用眼睛看到某個場景比較有趣的時候,決定移動攝像機去錄制這個場景,但這個時候已經錯過了這個場景的開場,對于后期的分析就容易會造成資料數據不完整的困擾和難題。于是在這樣的思路指引下,學者們多建議盡可能采用固定機位進行視頻錄制(60)。但對于固定還是運動機位的選擇仍然要根據研究場景及需要進行嘗試和最終確定。例如文中提到的布朗等進行了穿戴式攝像機(wearable camera)的嘗試。

  4.根據分析目的選擇一個或多個攝像機

  在一些社會互動場景下,錄像分析學者常常需要結合兩個甚至三個錄像機進行視頻錄制,以求獲得更全面的視角。甘雨梅等人為研究中國留守兒童與打工父母的視頻通話互動,采用了兩種錄像方法的結合。一是在留守兒童的房間放置攝像機,二是在祖父母的手機上安裝錄屏軟件。如此一來,就可以收集到兩個視頻流(video streams),不僅可以觀察到房間里的情況,也收集到屏幕上遠程父母的動態(61)。然而,研究者需要謹慎的是,錄像機位絕非越多越好,也并非越少越好。錄像視角越多,往往在后期分析時,研究者不知該看哪一個視角。如果視角太少,也容易少了某些重要的角度,使后期分析難以進行研究或難以深入到現象本質。于是根據分析目的選擇一個或者多個攝像機是研究者需要仔細考量的。前文提到的360°全景攝像機,也可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多個機位的問題。

  5.根據研究課題及素材質量決定自行錄制還是使用網絡視頻

  一般而言,錄像分析的素材多由研究者(或研究團隊)自行收集,這與研究者的研究興趣、分析取向息息相關。但是,仍有部分學者使用視頻網站中公開的、自然發生的素材進行研究。例如英國學者勞里埃(Eric Laurier)使用Youtube中美國地鐵里的種族爭端視頻(62)。首先,這類視頻與錄像分析的初衷并不相悖,但研究者需要認識到使用這類視頻的兩面性:好的方面,有些視頻研究者自己難以收集到(例如種族爭端),使用公眾視頻網站上的素材為某些研究題目提供了可能性。局限性層面,這類網絡數據對于后期分析而言有諸多限制(63),其中最為顯著的一點是拍攝角度的問題。網民拍攝視頻的角度與研究者分析視頻時需要的角度常有不同,可能并未收集到完整的互動形態。再比如,網民拍攝到的互動過程不完整,可能只是某個現象的片段。因此,選擇自行錄制視頻,或是選擇網絡中自然發生的視頻,需要由研究者根據研究興趣和素材本身的質量和數量進行衡量。

  6.對研究對象的保護和研究倫理審查

  錄像會采集到研究對象的容貌、聲音、家庭或者工作環境,也正因為如此,錄像比訪談和問卷往往更具挑戰性,也更難獲得研究對象的同意。這也因此提醒所有錄像分析學者要重視保護好研究對象的數據資料,保護其個人信息。給予研究對象假名、在發表中對截圖進行處理等都是錄像分析學者常用的方法。有學者通過手繪等創新的方法(又如圖示2中對花市錄像截圖的處理)(64),對研究對象的圖像進行匿名處理??傮w而言,錄像分析發展至今,已經有完善的、系統的方法去保護研究對象(65)。根本上來講,與傳統的田野方法一樣,這是研究者的意識問題,也是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的信任問題。建立信任關系仍然是進行錄像研究的前提。諸多錄像分析的學者提到研究對象并沒有我們想象的那么苛刻,往往在建立信任關系之后,許多人非常樂意參與錄像,甚至有許多研究對象非常樂意將他們不匿名的圖像發表到學術刊物上。于是學者們在直面錄像分析的難點時,也要對收集錄像數據抱有信心。當然,錄像分析項目開展前期的倫理審查工作同樣十分重要。通過向倫理審查評審委員會提交我們的研究計劃和研究設計,讓專家幫忙判斷和思考其中可能的問題,也是我們更好地執行錄像研究的必經之路。經過嚴謹的倫理審查,可以很好幫助規避潛在的研究隱患。

  本文介紹了一種創新的社會研究方法:錄像分析。這種方法起源于常人方法學和會話分析兩大理論視角,是研究社會互動的重要研究進路。這種方法的重要意義在于使社會互動成為經驗研究的對象,將互動視角帶入傳播學的研究,使傳播學學者有可能對互動本身進行細致和系統考察。

  錄像分析也為中國社會的互動形態研究提供了新視角。中國高速的科技發展和卓越的技術進步,帶來了更為多元復雜的社會人際關系(人與人,人與科技),這些都亟需創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論視角。新技術迅速發展的時代背景下,中國新型互動形式愈發受到世界關注。其中不乏有許多模式走在世界前沿,甚至是世界范圍內獨一無二的。例如,中國正在發生的一系列媒介中介互動(mediated interaction),新的社交媒體、新的出行方式、新的支付手段。這些“中國現象”也都逐漸成為了國內外社會科學的重要研究對象。盡管國內學界鮮有研究明確以互動作為研究主旨,但提及并探討“新科技”與“新型社會互動”關系的文獻卻逐漸增多。這些研究不僅涉及個人,更談及更宏觀的組織層面。如邱林川及陳韜文從手機運用的角度出發,探究了通訊科技、新媒體的廣泛應用,為底層社會群體帶來的新型互動渠道(66)。張燕與邱澤奇從“互構理論”出發,系統梳理了技術與組織研究的脈絡,并提出研究新技術,社會科學需要關注技術與組織背后的行動者之間的互動關系(67)。由此可見,科技與互動這一命題,早已悄然交織在社會科學研究的各個向度中。錄像分析方法在科技研究上的優勢,如能被運用在媒介中介互動、組織內部互動、技術與組織互動等問題上,有望為中國的互動研究提供更實時的、更有力的佐證。

  同時,錄像分析在互聯網時代或為研究提供創新方法。中國作為領先世界的互聯網國家,在許多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和使用上已走在世界的前列。據新華社2018年報道,我國已有7.72億網民。在這樣的龐大用戶現狀之下,我國學界也有諸多學者開始探索虛擬環境下的研究方法,學者提出網絡民族志(68)或是互聯網人類學(69)等方法論。這些方法論為探究互聯網線上線下的實踐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但到目前為止,仍然鮮有研究關注人們在使用互聯網“當時”的具體人機互動過程。錄像分析方法對于人機互動研究的啟發也鼓勵著這種方法在中國的進一步實踐。通過錄像更仔細地觀察人們如何使用互聯網,觀察互聯網如何重塑大眾,有望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這個時代,更好地理解和促進互聯網發展及互聯網研究。

  本文著重介紹了錄像分析在研究社會互動方面存在的優勢和潛力,然而,這一方法論同樣存在缺陷與局限。從選擇研究課題的角度講,錄像分析能夠探索的范圍有限。這種方法試圖通過探索具體的社會互動實踐,也因此,這一方法在探索“怎么樣”(how)這個問題上有較大的優勢,但在探索部分“為什么”(why)問題上較有局限。例如,有社會科學關心的許多問題,諸如“人們為什么外出務工”“人們為什么觀看娛樂節目”“人們為什么對手機癡迷”等等,這類問題具有極大的社會意義,但錄像分析卻難以處理這類問題。相反,從錄像分析的角度,這些問題可能會變成“外出務工的工人在工廠里彼此如何互動”“夫妻在共同觀看娛樂節目的時候在談論什么”“人們如何使用手機進行某項具體的活動”等等。本文關注錄像分析的討論也存在許多局限。例如,本文未能留足空間將錄像分析的全面實踐過程進行展示,錄像分析的實際分析有系統的方法,筆者也期望能在未來的文章中做更詳細的處理。希望本文成為互動傳播學在中國發展的一個引子,期望有更多錄像分析的經驗研究在中國出現,并通過經驗研究對這一方法論進行更深入的探討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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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美]華萊士:《加芬克爾及其民族方法學》,朱帥軍譯《國外社會科學文摘》1984年第3期。

  (16)江山河:《日常生活方法學引論》,《社會學研究》1988年第1期。

  (17)翟學偉:《中國人際關系的特質——本土的概念及其模式》,《社會學研究》1993年第4期。

  (18)李猛:《常人方法學四十年:1954-1994》,《國外社會學》1997年第2期。李猛:《常人方法學》,楊善華主編《當代西方社會學理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45-9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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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古德溫的博士文論在1981年得以出版,他在腳注33(footnote 33)中詳盡闡釋了自己的錄像方法和拍攝場景。

  (24)Goodwin,C.,Conversation Organization:Interaction between Speakers and Hearers,New York:Academic Press,1981.

  (25)希思發展起來的錄像分析研究團隊名為“工作、互動與科技”(Work,Interaction,and Technology),現位于倫敦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 London),目前仍在學術界影響頗深。

  (26)Heath,C.,"The Opening Sequence in Doctor-patient Interaction," Medical Work:Realities and Routines,vol.71,1981,pp.71-90.

  (27)Heath,C.& Luff,P.,"Collaborative Activity and Technological Design:Task Coordination in London Underground Control Rooms," In Proceedings of the European Conference on Computer-Supported Cooperative Work,Dordrecht,1991,pp.65-80.

  (28)Heath,C.,Luff,P.,Nicholls,G.,& vom Lehn,D.,"Textuality and interaction:The Collaborative Production of News Stories," Intellectica,Vol.30,no.1,2000,pp.151-175.

  (29)Sacks,H.,"Notes on methodology",In Atkinson,J.M.& Heritage,J.,(Eds.),Structures of Social Action:Studies in Conversation Analysi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p.26.

  (30)[美]約翰·杜翰姆·彼得斯:《對空言說——傳播的觀念史》,鄧建國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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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Clayman,S.& Heritage,J.,The News Interview:Journalists and Public Figures on the Ai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

  (33)[加]馬歇爾·麥克盧漢:《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何道寬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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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Potter,J.,"Two kinds of natural," Discourse Studies,vol.4,no.4,2002,pp.539-542.

  (54)Potter,J.,"Discourse Analysis and Constructionist Approaches:Theoretical Background",In Ricardson,J.T.E(Ed.),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for Psycholog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Leicester:BPS Books,1996.

  (55)Silverman,D.,"Instances or Sequences? Improving the State of the Art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Forum Qualitative Sozialforschung /Forum:Qualitative Social Research,vol.6,no.3,2005,article 30.

  (56)Heath,C.,Hindmarsh,J.,& Luff,P.,Video in Qualitative Research,London:Sage,2010.Mondada,L.,"The Conversation Analytic Approach to Data Collection ,In Sidnell,J.& Stivers,T.(Eds.),The Handbook of Conversation Analysis,Chichester:John Wiley,2013,pp 32-56.

  (57)Mondada,L.,"Pre-Conference Workshop on Video Data Collection,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Conversation Analysis(ICCA),UK:Loughborough University,2018.

  (58)Goodwin,C.,"Recording Human Interaction in Natural Settings,Pragmatics:Quarterly Public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Pragmatics Association(IPrA),vol.3,no 2,1994,pp 181-209.

  (59)Laurier,E,"Capturing Motion:Video Set-ups for Driving,Cycling and Walking",In Adey,P.,Bissell,D.,Hannam,K.,Merriman,P.& Sheller,M.(Eds.),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Mobilities,London:Routledge,2014,pp 493-502.

  (60)Heath,C,Hindmarsh,J.& Luff,P.,Video in Qualitative Research,London:Sage,2010.

  (61)Gan,Y.M.,Greiffenhagen,C & Reeves,S.,"Connecting Distributed Families:Camera Work for Three-Party Mobile Video Calls," Proceedings of the SIGCHI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CHI 20),New York:ACM,2020,paper 575.

  (62)Laurier,E,"YouTube Video Racist Insults," Presentation in Conversation Analytical Skills and Practices Workshop,UK:York st John University,2019.

  (63)Mondada,L.,"Pre-Conference Workshop on Video Data Collecti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Conversation Analysis(ICCA),UK:Loughborough University,2018.

  (64)有關手繪的轉寫,也可參見Goodwin的研究中呈現的視頻轉寫圖案。例如Goodwin,M.H.& Cekaite,A,"Calibration in Directive/Response Sequences in Family Interaction," Journal of Pragmatics,vol.46,no.1,2013,pp 122-138.

  (65)有關如何保護參與對象,詳見Heath,C.,Hindmarsh,J.& Luff,P.,Video in Qualitative Research,London:Sage,2010,Chapter 2.

  (66)邱林川、陳韜文《邁向新媒體事件研究》,《傳播與社會學刊》(香港)2009年第9期。

  (67)張燕、邱澤奇:《技術與組織關系的三個視角》,《社會學研究》2009年第2期。

  (68)孫信茹:《線上和線下:網絡民族志的方法、實踐及敘述》,《新聞與傳播研究》2017年第11期。

  (69)姬廣緒主編:《網絡與社會——互聯網人類學研究前沿》,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年。

 

作者簡介

姓名:甘雨梅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張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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