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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證與中國文學批評的有效性
2021年04月08日 13:49 來源:《心證·史證·形證:中國當代小說經典二十家》 作者:李遇春 字號
2021年04月08日 13:49
來源:《心證·史證·形證:中國當代小說經典二十家》 作者:李遇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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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下的中國文學批評失去有效性了嗎?相信大多數人會斷然做出肯定的回答。這無疑會讓我們這些以文學批評為職業的人感到無比的尷尬。但尷尬之余,我們也必須警醒自己。我們不能再渾渾噩噩地陶醉于華威先生那樣的批評趕場活動之中了,那樣只會導致當下的中國文學批評進一步墮入無效的深淵。不過這里有一組概念需要辨析,即文學批評的有效性與無效性。通常我們以為有效的文學批評是指通過對作家、作品或文學思潮、 文學現象的評論而積極介入社會政治、思想、文化諸領域的文學研究活動。 但這種介入式的文學批評其實并不等于有效的文學批評,介入式的文學批評能對社會產生即時的效應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但歷史地看,并非所有介入式的文學批評都能經受得住歷史的檢驗,相反,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上許多介入式的文學批評文章大都時過境遷,無法喚起后人哪怕是專業研究者的絲毫閱讀興趣。這是值得深思的。這意味著介入式的文學批評同樣有著無效性的危險,而與之相對應的是,那些表面上躲進書齋、躲進象牙塔的學院式批評并非都是無效的批評,也許它的效用局限于學院,但學院的外在輻射力顯然是不應低估的;也許它無法即時在社會上產生巨大反響或轟動效應,但它的效應也許會在將來的歷史回望中顯示出來。所以,我并不認為有效的文學批評就是單純的介入式批評,介入有顯性的介入也有隱性的介入,有直接的介入也有間接的介入,總之,介入并非衡量文學批評有效性與無效性的根本標準。

  那么,區分文學批評有效性與無效性的根本標準是什么呢?我以為是實證,即通過對具體的作家、作品和文學思潮、文學現象的客觀分析而不是主觀闡釋,進而發現文本或文學現象中的真理,而且這種真理不是外在的意識形態化的主觀理念,而是屬于作家的獨特的精神創造。用現代史學家陳寅恪的話來說,就是在史實中求史識;用古代漢學家的話來說就是 “實事求是”。長期以來,這個成語被高度意識形態化了,以至于失去了它的本義。人們有意無意地忽視了“實事求是”是中國古典學術的精髓,而本該繼承和發揚民族學術傳統的當代中國學術以及文學批評卻在很大程度上喪失了“實事求是”的態度。無庸諱言,當代文學批評中充斥著大量的無效性批評,其內在癥結即在于批評中缺乏有效的實證精神與方法。我們的文學批評要么是不充分的偽證,要么是流于凌空的虛證,既不注重作為 “實事”的文本,也不追求作為真理的“是”,這樣的文學批評實踐無論表面上多么的繁榮,骨子里必然是虛空或虛偽的,其結果必然是無效的。想從這樣的文學批評實踐中產生獨創性的文學批評理論的良好愿望,最后必然也是會落空的。我們常??梢砸姷揭恍┡u家下筆千言萬語,卻不自知下筆就錯,犯下一些常識性的錯誤,其妄下的斷語往往是經不起推敲的,尤其是經不起文學史實的檢驗和學理性的邏輯推理證明,以偏概全的偽證和游談無根的虛證俯拾即是,所以當代文學批評的無效性是與浮躁的學風糾結在一處的。我們應該倡導中國傳統的尚實的學風,而這種實學傳統是與西方近現代以來崇尚科學的學術精神相契合的,這一點在五四新文化運

  動時期已由胡適做過比較充分的說明。當然,科學不同于科學主義,倡導尚實并非絕對化地反對務虛。我們強調在當代中國文學批評中要發揚實證精神并不是簡單地反對闡釋,事實上作為闡釋的務虛是文學批評中不可或缺的環節,但務虛必須建立在尚實的基礎上,作為真理形態的“虛”應該而且也只能從“實”中誕生,而不是相反。美學中所謂的虛實相生其實所

  展現的只是藝術的表象,究其實質,實是根本,是基石,而虛是精神,是靈魂;沒有實,虛就失去了附麗。實中生虛,是藝境,也是學境。文學批評作為一門學問也當追求這種學術境界。

  雖然我在這里強調實證是文學批評有效性的基石,但同時我也必須聲明,此處所謂的實證并不同于人們習慣上對實證一詞的一般理解。在我看來,今天我們對實證的理解應該充分吸納傳統中國學術和現代西方學術中的相關理論資源,在此基礎上重構我們新的實證觀。因此,我把實證分為三種類型或方式,即“形證”“心證”與“史證”;這三種實證方式既與中國古典學術傳統和古代文論有關,又與西方現代學術傳統和現代文論相關,它們共同構成了新的實證批評的理論系統。所謂形證,即從文學形式的角度切入文學文本或文學現象,批評家通過精微細致的藝術分析,發現文學自身所包蘊的真理,即作品獨特的思想創造、作家獨特的精神形態以及文學思潮或現象的獨特的意義。顯然,“形證”應該是文學批評的第一要著,因為缺少了文學藝術形式分析的文學批評顯然是脫離了文學本體的批評的泛化,而當下的文學批評中這種泛化的批評已呈泛濫的趨勢。許多批評家熱衷于做社會文化批評,文學在他們的筆下不過是呼來喚去的奴仆, 其作用僅僅是為了充當證明批評家的某種特定的社會或文化理念的材料而已。在他們的批評文章中,有政治,有經濟,有文化,有哲學,就是沒有文學,文學成了引發這類批評家的某種外在的社會政治文化訴求的誘餌。 老實說,這類文學批評不過是當代中學生習慣的“材料作文”的翻版。當然寫好了也是漂亮的雜文或隨筆,其價值自然是有的,但已經不再是文學批評而變成文學創作了。所以,“形證”是所有文學批評的前提,是保證文學批評之所以是文學批評而不是其他批評的標志。古人云以形傳神,這說的是文藝創作,但對文學批評同樣適用。只有從形式的角度切入,我們才能發現作品專屬的神理,而不是泛泛的外在于作品的大道理。西方現代各種形式主義文論,給我們的文學批評提供了很好的“形證”資源。諸如現代語言學和符號學、俄國形式主義、英美新批評、敘事學、結構主義和解構主義、新歷史主義等等,都是訓練我們文學批評中“形證”能力的重要理論武器。相對而言,我們老祖宗的古代文論在“形證”資源上可供借鑒的并不多,且大多流于瑣碎的傳統修辭分析和藝術評點,這也許也是導致當代文學批評經常忽視“形證”環節的深層歷史根源。

  當然,導致當代文學批評忽視“形證”的原因還有其他方面的,比如許多批評家大都是文科出身,一般不長于精深的邏輯推理和辨析,對文學批評中的科學主義傾向有著有意無意的抵觸心理,因此對于文本的藝術形式分析往往一筆帶過,這也導致了西方的各種形式主義文論在中國文學批評中很難見到高水平的實踐,簡直無法生根發芽,更談不上枝繁葉茂。追溯起來,新中國成立初期對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的批判,乃至于由此引發的對于胡適所代表的現代學術傳統和文學研究方法論的批判,也是導致長期以來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忽視“形證”的歷史根源之一。當年國內對胡適和俞平伯等人在文學研究中的科學考證方法大肆批判,說他們墮入了繁瑣的形式主義的陷阱,且被冠以資產階級學術的政治標簽,這也直接導致了后來的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徑直走向了庸俗社會學或政治學,泛政治批評代替了本該以“形證”為前提的文學批評。這樣說并不意味著我完全抹煞了革命年代的文學批評,事實上,我認為晚年茅盾的文學批評在那個年代中達到了很高的水準,今天的批評家很少能望其項背。茅盾當年撰寫的《夜讀偶記》和《關于歷史和歷史劇》兩篇長文,均單獨成冊發行,在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這兩篇長文都注重從現實的文學創作的藝術形式特征切入,試圖從形式角度揭示獨特的文學藝術問題,比如《夜讀偶記》揭示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創作中隱含的“古典主義” 傾向,《關于歷史和歷史劇》揭示了當時大量涌現的有關《臥薪嘗膽》題材的不同劇本中隱含的歷史劇創作美學問題,這樣的評論文章無疑是注重 “形證”的實證批評力作。即使十年浩劫期間,茅盾也長時期和姚雪垠在私人通信中深入地探討長篇歷史小說的創作美學問題,他們之間的文藝書簡無疑是那個年代里難得一見的“形證”批評文本。即使時過境遷,這樣的實證批評文本也不會過時;即使晚年茅盾的理論批評不可避免地有時代的局限性,但時代局限性還是無法掩蓋住其超越歷史的有效性。

  有了“形證”的前提,“史證”與“心證”在文學批評實踐中就有保障了。此時的“史證”和“心證”不再是脫離了文學本體的社會歷史批評或者心理批評和精神(哲學)批評。實際上,“形證”通常也是不能脫離 “心證”和“史證”而存在的,如果脫離了就有陷入形式主義的危險。更何況現代西方文論強調“有意味的形式”或“形式的意識形態”,可見孤立的 “形證”是有很大局限性的,它需要與“史證”和“心證”相結合,以此來更好地保證實證批評的有效性。所謂史證,用西方文論的概念說就是社會歷史批評,用中國古人的話說就是“知人論世”;而所謂心證,即中國人所說的“以意逆志”,至于西方文論中所對應的概念或批評流派,則遠非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批評所能范圍。我這里所說的心證,主要是指以心理或精神為中心的對作家、作品或文學思潮、文學現象所做的心理批評或者精神批評,心理批評屬于心理學范疇,精神批評屬于哲學范疇,廣義上心理批評和精神批評都可以納入哲學批評的范圍。而作為社會歷史批評的 “史證”屬于歷史范疇,作為藝術本體分析的“形證”屬于審美范疇??梢?,本文所倡導的“形證”與“史證”“心證”的三位一體,實即中國傳統學術中流行的“文、史、哲”合一的實證批評范式。其中,作為審美形式批評的“形證”是前提,而作為社會歷史批評的“史證”和作為心理或哲學批評的“心證”則保證了以實證為核心的文學批評形態的外在廣度和內在深度。毫無疑問,任何作家或作品、文學思潮或文學現象的出現都是與其所產生的特定社會歷史環境分不開的,既有現實的時代環境,也有歷史的文化環境,所以法國文學理論家丹納的實證主義文學批評思想才會贏得中國批評家的極大共鳴,這不僅是因為這種批評觀與中國傳統的“知人論世”思想不謀而合,還因為它確實在文學批評實踐中具有充分的說服力, 它對文學的外部研究及外因的揭示具有高度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與此相對應的是,“心證”要揭示的是文學的內因,它致力于對作家的心理世界、作品的思想世界、文學思潮和文學現象的意義世界進行深度的追問,不僅有表層意識層面的追問,還有深層的潛意識拷問,由此把文學批評中的哲學視野與心理學視野融合起來。當然,“心證”與“史證”之間也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彼此滲透的,因為作家作品的內在精神心理世界是與其所置身的外在社會歷史文化環境密不可分的,即使是無意識層面,西方文論中也有集體無意識、社會無意識、政治無意識、文化無意識之分,由此可見二者之間的有機聯系之一斑。

  以上粗略地闡明了新實證主義文學批評觀,我以為這種批評觀的倡導有益于增強當下中國文學批評的有效性。行文至此,我想起了聶紺弩晚年關于做舊體詩的一個辛酸而有趣的比方,他說做詩如犯案,解詩如破案。 這雖是說的做詩與解詩,其實移用來說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也別有一番意味。說文學批評如同破案或斷案,這實在關于文學批評應該倡導實證精神與方法的一個絕妙比喻。好的文學批評如同老吏斷獄,那是需要批評家具有如同法家般嚴謹的學術精神和作風的。破案講究的是實證而不是虛證。 法官做出一個結論,不僅需要人證還需要物證,不僅需要主證還需要旁證, 除了內證還要有外證,總之證據是第一要素,然后在證據的基礎上進行推理,證明最后的結論。一個批評家從事文學批評,他不能簡單地虛構自己的結論,他需要如胡適所說的“小心的求證”,在批評中充分地調動與文學批評對象相關的人證與物證、主證與旁證、內證與外證等各種證據,綜合地運用“形證”、“心證”與“史證”三位一體的實證批評系統,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我想,這樣的實證型文學批評必然是有效性的文學批評。

 

 ?。ㄔ撐脑d《心證·史證·形證:中國當代小說經典二十家》,李遇春著,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年3月)

 ?。ㄗ髡呦等A中師范大學文學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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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李遇春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張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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