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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年譜”到“編年系地譜” ——重建作家年譜的理念與范式
2021年04月12日 09:16 來源:《文學評論》2021年第2期 作者:王兆鵬 字號
2021年04月12日 09:16
來源:《文學評論》2021年第2期 作者:王兆鵬
關鍵詞:年譜;編年系地譜;唐宋文學

內容摘要:歷來的作家年譜,重編年而輕系地,編年意識自覺強烈,系地意識相對淡薄。我們在總結前賢撰述年譜的經驗教訓時,希望改變年譜原有的傳統觀念,重建年譜的新范式,期待今后的作家年譜,能“編年”與“系地”并重,不僅編次譜主的“出處之歲月”和“作文之歲月”,還要“考之輿圖,以求其蹤跡”,博之方志,以明其地理環境。出生地、任職地、經行地、寓居地、創作地、終老地,是系地的六大構成要素。為求名實相副,我們將“年譜”之名,改為“編年系地譜”,以突顯編年系地并重的新觀念和新范式。

關鍵詞:年譜;編年系地譜;唐宋文學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歷來的作家年譜,重編年而輕系地,編年意識自覺強烈,系地意識相對淡薄。我們在總結前賢撰述年譜的經驗教訓時,希望改變年譜原有的傳統觀念,重建年譜的新范式,期待今后的作家年譜,能“編年”與“系地”并重,不僅編次譜主的“出處之歲月”和“作文之歲月”,還要“考之輿圖,以求其蹤跡”,博之方志,以明其地理環境。出生地、任職地、經行地、寓居地、創作地、終老地,是系地的六大構成要素。為求名實相副,我們將“年譜”之名,改為“編年系地譜”,以突顯編年系地并重的新觀念和新范式。

  關鍵詞:年譜;編年系地譜;唐宋文學

  作者單位:中南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

 

  年譜,是按行年考述人物一生的活動。人物的活動,又是在特定的時間和空間中進行的。但歷來的年譜,只注重編年,從時間維度考述譜主的活動經歷,而不在意系地,從空間維度考述譜主的活動地點場所,以至于我們利用前賢的年譜來考察古代文學的人地關系和作家的活動空間時,赫然發現傳統年譜從觀念意識到撰述實踐,都存在嚴重偏失。隨著數字人文對人的各種空間關系的特別關注和文學空間、文學地理研究的深入,有必要重建作家年譜的新理念、新范式,以滿足數字時代對作家作品研究的新需求。

  本文將在探討編年、系地觀念來源的基礎上,弄清傳統的年譜為什么重編年而輕系地,然后結合我們學術團隊撰寫《唐宋文學編年系地譜叢刊》的實踐[2],建構作家年譜的新范式。

  一 編年、系地觀念探源

  編年和系地,歷來被分隔在兩個學科。編年是史學的任務,系地則是地理學的職責。中國史學,一向重編年而輕系地,編年的傳統要比系地的觀念早得多。編年體史書,始于《春秋》;“編年”的概念,《春秋公羊傳·隱公六年》《春秋谷梁傳·桓公元年》就已明確提出: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秋,七月,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首時過則何以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后為年。[3]

  冬,十月,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洞呵铩肪幠?,四時具,而后為年。[4]

  編年體和紀傳體,是中國史書的兩種基本體式。唐劉知幾《史通·六家》說:

  為紀傳者則規模班、馬,創編年者則議擬荀、袁。[5]

  班、馬,指班固《漢書》和司馬遷《史記》,荀、袁指荀悅《漢紀》和袁宏《后漢紀》。除了《資治通鑒》《續資治通鑒長編》《建炎以來系年要錄》這類編年體史書之外,《皇宋通鑒長編紀事本末》《三朝北盟會編》《宋史紀事本末》等紀事本末體史書和《唐會要》《宋會要輯稿》等會要體史書,也帶有編年性質,只是分類分事編年而已。甚至紀傳體史書中的本紀,也是編年敘事。因我國編年史盛行,編年觀念深入人心,因而編撰以個體生平行實為中心的年譜,也往往以編年為主。

  相較于“編年”的觀念和實踐,人物事跡的“系地”觀念,要滯后很多。就管見所及,直到中唐時期才產生系地意識。白居易贈元稹詩《十年三月三日,別微之于灃上。十四年三月十一日夜,遇微之于峽中。停舟夷陵,三宿而別,言不盡者以詩終之。因賦七言十七韻以贈,且欲記所遇之地與相見之時,為他年會話張本也》[6],所言“記所遇之地與相見之時”,體現出一種比較自覺的系地編年意識。詩題中明確記述所遇之地與相見之時,目的是作為人生歷程的記憶,以便“他年會話”時有所依憑。雖然白居易是就創作而言,但對后來作家年譜的編撰和詩文別集的編纂有直接的啟發意義和實質性影響。

  到了北宋,人們已意識到編詩文集應該編年又系地。蘇軾就有這樣的編年系地意識。元豐四年(1081年),陳師道之兄陳傳道(字師仲)寫信告知謫居黃州的蘇軾,說在為他編次《超然》《黃樓》二集,蘇軾回信時特地叮囑,編詩集不必按古體、律詩分類編次,而應以時間為先后,“以日月次之,異日觀之,便是行記”[7]。行記,即行程日記。詩集按年月先后編次,多年之后,就可以當作行記來看。蘇軾雖然只是說按時間月日編次,但其中也隱含空間定位之意。因為詩人行跡所至,也包含相關地點區域,只是他沒有特別強調系地而已。從詩集題作《超然集》《黃樓集》來看,實已隱含系地之意。在蘇軾的觀念里,詩歌可以當作“行記”來閱讀,編年系地之后,能反映詩人一生或某個階段的活動軌跡和心路歷程。這與白居易“欲記所遇之地與相見之時,為他年會話張本”的編年系地意識,是一脈相承的。

  蘇軾在詩歌創作實踐中,也常把詩歌當行記來寫。最典型的莫過于他早年在鳳翔所作《壬寅二月,有詔令郡吏分往屬縣減決囚禁。自十三日受命出府,至寶雞、虢、郿、盩厔四縣。既畢事,因朝謁太平宮,而宿于南溪溪堂,遂并南山而西,至樓觀、大秦寺、延生觀、仙游潭。十九日乃歸,作詩五百言,以記凡所經歷者寄子由》,題目既將所行之時與所行之地記述得清清楚楚,詩作更是逐日記所“經歷”之地與見聞[8]。此詩儼然是一周“行記”,詩與注相互印證,沿途所歷之地,每日所見之景與所遇之事,巨細無遺。蘇軾“以記凡所經歷者寄子由”,與白居易“記所遇之地與相見之時”寄元稹,如出一轍。

  蘇軾這類詩作并非個案。他同期在鳳翔所作《七月二十四日,以久不雨,出禱磻溪。是日宿虢縣。二十五日晚,自虢縣渡渭,宿于僧舍曾閣。閣故曾氏所建也。夜久不寐,見壁間有前縣令趙薦留名,有懷其人》《二十六日五更起行,至磻溪,天未明》《二十七日,自陽平至斜谷,宿于南山中蟠龍寺》[9],也是逐日記述游歷之地,無不體現出以詩為“行記”的意識。

  如果說蘇軾是在創作上記時記地,隱含編年系地的意識,那么,賀鑄在整理編次自己的詩集時,就表現出明確而自覺的編年與系地并重的觀念。紹圣三年(1096年),45歲的賀鑄“裒拾”平生所為詩歌,自編成《慶湖遺老詩集》,并給每首詩加上題注,標明創作的時間、地點和創作緣由,以記錄人生軌跡、留下生命印記。他在自序中宣稱:

  隨篇敘其歲月與所賦之地者,異時開卷,回想陳跡,喟然而嘆,莞爾而笑,猶足以起予狂也。[10]

  “隨篇敘其歲月與所賦之地”,就是在每篇詩歌題下標注創作時間和地點,如《彭城三詠》題注:

  元豐甲子,余與彭城張仲連謀父、東萊寇昌朝元弼、彭城陳師仲傳道、臨城王適子立、宋城王羾文舉,采徐方陳跡分詠之。余得戲馬臺、斬蛇澤、歌風臺三題,既賦焉。戲馬臺在郡城之南,斬蛇澤在豐縣西二十里,歌風臺在沛縣郭中。[11]

  這仿佛是自編的詩歌年譜。詩作的時間、地點、寫作背景,敘述得一清二楚。賀鑄編詩集時“隨篇敘其歲月與所賦之地”,與白居易“記所遇之地與相見之時”、蘇軾“記凡所經歷者”的觀念,也是一脈相承、先后呼應的。

  至于“系地”概念,到南宋初才正式出現。鄭樵(1104—1162年)著有《集古系時錄》10卷、《系地錄》11卷,首次將“系時”與“系地”并舉。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謂此二書“大抵因《集古》之舊,詳考其時與地而系之,二書相為表里”[12]。鄭樵將歐陽修的《集古錄》,重新按時間先后和地區分布編成《集古系時錄》《系地錄》二書,相互參證,體現出明確的編年與系地并重的理念。雖然鄭氏是編次金石目錄,但與詩文別集的編次是相通的。其后,陳思《寶刻叢編》、王象之《輿地碑記目》也沿例“系地”編次碑目[13]。人物事跡和作品系地的理念,到南宋已完全確立。

  二 年譜的源流和傳統觀念

  年譜的起源,據現有考古發掘的文獻,最早可追溯至秦始皇時期。1975年12月,在湖北省云夢縣睡虎地發掘出12座戰國末至秦代的墓葬,其中11號墓出土大量秦代竹簡。經整理,第一篇《編年記》記載一位名“喜”的人物,很可能就是墓主。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卷首《出版說明》據《編年記》考明,喜生于秦昭王四十五年(前262年),在秦始皇時歷任安陸御史、安陸令史、鄢令史及鄢的獄吏等與司法有關的職務?!毒幠暧洝分褂谇厥蓟嗜辏ㄇ?17年),是年喜46歲。根據醫學部門對墓主人骨的鑒定,死者剛好是四十多歲的男子[14]。由于《編年記》有喜的行年事跡,謝巍先生在追溯年譜的起源時將《編年記》徑稱《喜之譜》,說:“春秋至秦代間出現了士大夫自編的年譜,以睡虎地的秦簡《喜之譜》來說,其編譜的目的是為了記述國家、家庭、個人的大事,它的作用類似后世的墓文。自漢代以后,它逐漸變為專記個人歷史的一種體裁?!保?5]謂《編年記》具有年譜的雛形尚可,直接稱之為《喜之譜》則依據不足。任何一種文體,從起源發展到定型,都有一個漫長的分合過程。后世的多種文體和詩體,都可以在《尚書》《詩經》中找到端倪,但不能直接說起源于《尚書》《詩經》。就《編年記》而言,后世的年譜、墓志、傳記、行狀等文體樣式,都可以從中找到端倪,但并無直接的淵源關系。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將此定名為《編年記》,是比較客觀、合適的,名實相副。

  至于“年譜”之名,始見于《漢書·藝文志》著錄“《古來帝王年譜》五卷”?!豆艁淼弁跄曜V》前有《黃帝五家歷》《顓頊歷》《夏殷周魯歷》《律歷數法》《帝王諸侯世譜》等,《漢志》歸屬于“歷譜十八家”。小序說:“歷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殺生之實。故圣王必正歷數,以定三統服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會?!保?6]循名責實,與后世通常所說的“年譜”完全不同。

  歐陽修《新五代史》卷七十一《十國世家年譜》,其實是五代十國時期的紀年表?!妒畤兰夷曜V》的寫作原委是:“十國皆非中國有也,其稱帝改元與不,未足較其得失,故并列之,作《十國世家年譜》?!保?7]此“年譜”為年表、圖表,所列縱為年份,橫為十國之名,是“年世圖譜”之意。

  作家年譜,始于北宋中葉?,F存最早的年譜,應是神宗元豐七年(1084年)呂大防所作《杜工部年譜》和《韓吏部文公集年譜》。這是作家年譜的兩部開山之作。呂大防在《杜工部年譜后記》《韓吏部文公集年譜后記》說:

  予苦韓文杜詩之多誤,既讎正之,又各為年譜,以次第其出處之歲月,而略見其為文之時。則其歌時傷世幽憂切嘆之意,粲然可觀。[18]

  注重譜主的活動編年和作品編年,即“出處之歲月”和“為文之時”,成為后來作家年譜的基本范式?,F存宋人所撰作家年譜,都是注重考實譜主的活動歲月,而不注重考明譜主的行止地理。南宋紹興五年(1135年)文安禮《柳文年譜后序》也說:

  予以先生文集與唐史參考,為時年譜,庶可知其出處,與夫作文之歲月,得以究其辭力之如何也。[19]

  文安禮所說“作文之歲月”,與呂大防所言“次第其出處之歲月”,以見其“為文之時”,是一樣的意思,都只重視作品編年,而不大顧及系地。

  早在呂大防撰杜甫年譜之前的二十年,曾鞏在宋敏求編次的李白詩集基礎上為李白詩編年,也只強調考其詩作年月之先后,而未提及考明創作地點。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曾鞏作《李白詩集后序》說:

  《李白詩集》二十卷,舊七百七十六篇,今千有一篇,雜著六十篇者,知制誥常山宋敏求字次道之所廣也。次道既以類廣白詩,自為序,而未考次其作之先后。余得其書,乃考其先后而次第之。[20]

  所謂“考其先后而次第之”,就是考明詩作的歲月,按創作年代的先后來編次詩集。其后薛仲邕在曾鞏等人編年的基礎上,“取唐史諸紀傳與李陽冰、魏灝、樂史、宋敏求、曾鞏所序述,參校文集”,撰為《李翰林年譜》,也是注重譜主李白的行蹤及其創作的歲月,所謂“先生遍游宇內,篇什最多,然往往不著歲月,故可考者少”[21],而不大留意李白的行經之地和寫作之地。

  元明清人作年譜,也大多是承傳宋人所作年譜的范式,重時而輕地。清代著名史學家章學誠曾說:

  年譜之體,仿于宋人??即吻叭俗?,因而譜其生平時事與其人之出處進退。而知其所以為言,是亦論世知人之學也。[22]

  清沈峻《沈存圃自訂年譜》也強調年譜是“詳敘世系,詮次歲月”[23]。近人朱士嘉《中國歷代名人年譜序》亦謂:“敘一人之道德、學問、事業,纖悉無遺而系以年月者,謂之年譜?!保?4]都是強調時間維度的編年,而忽略空間維度的系地。

  唐宋時代在詩歌創作和別集編次上已形成的編年系地并重的觀念,并沒有被年譜所吸收采納。自北宋以來形成的作家年譜體例和觀念,都只重編年,而不注重系地。雖然歷來的年譜并非完全忽視譜主活動的地點,但編年意識自覺強烈,而系地意識相對淡薄。加之年譜作者,大多不熟悉歷史地理,連翁方綱這樣的大學者,也“于史學地理,實非所長”[25],以至所編《元遺山年譜》不無缺失。一般學者對歷史地理就更加生疏。歷來年譜的作者重編年而輕系地,與知識結構的局限不無關系。

  三 “編年系地譜”的理念與范式

  鑒于歷代年譜重時間編年而輕空間系地的缺失,我們梳理了史上編年與系地的學理資源,在2012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唐宋文學編年系地信息平臺建設》的招標書中,明確標舉“系地”概念,并在結項成果《唐宋文學編年系地譜叢刊》中堅持編年與系地并重的理念,力圖改變傳統作家年譜重時輕地的觀念和以時間為中心的“時間+人物+事件(活動)+作品”的四要素范式,而轉變為時地并重的“時間+地點+人物+事件(活動)+作品”五要素范式。作家活動和作品寫作的時間、地點信息一并考實。叢刊體制上與年譜相同,但特別注重系地,既編年又系地。體例上,在每年年份、年歲的綱目之下,首先標明譜主“在某地”活動或“居某地”,以突顯系地的宗旨。地點信息,也不滿足于落實到州縣級行政區,而是盡可能細化到具體的地點、場所,以便讀者深入了解譜主創作地點、場所的自然地理環境和人文環境,考察不同地理環境對作家創作心態的影響。

  我們力圖構建年譜的新觀念、新范式,強調編年與系地并重,并非空無依傍,而是有先例可循。

  《分門集注杜工部詩》卷首所輯宋呂大防《杜工部年譜》、蔡興宗《杜工部年譜》、魯訔《杜工部草堂詩年譜》三家年譜,雖簡略疏陋,理念上也是注重譜主“出處之歲月”和“為文之時”,但在寫作實踐中還是偶有系地。如呂大防《杜工部年譜》:“乾元二年庚子,是年棄官之秦州,自秦適同谷,自同谷入蜀。時有遣興三百首”,“大歷三年己酉,離峽中,之荊南,至湘潭。大歷五年辛亥,有《追酬高適人日》詩。是年夏甫還襄、漢。卒于岳陽”。蔡興宗、魯訔也援例跟進。蔡興宗《杜工部年譜》:乾元“二年已亥,春三月,回自東都。有《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詩”;“上元元年庚子,是歲春,卜居成都浣花溪上,賦詩至多”;大歷“四年己酉,春,初發岳陽,泛洞庭,至潭州”。魯訔《杜工部草堂詩年譜》:開元“二十五年丁丑,史云公少不自振,客游吳、越、齊、趙”;大歷“五年庚戌,公年五十九。春去潭,至衡……秋已還潭,暮秋北首。其卒當在衡、岳之間,秋冬之交”[26]。

  清代浦起龍《讀杜心解》卷首《發凡》更明確強調系地:“編杜者,編年為上,古近分體次之,分門為類者乃最劣。蓋杜詩非循年貫串,以地系年,以事系地,其解不的也。余此本則寓編年于分體之中?!保?7]卷首又有《少陵編年詩目譜》,年份之下,均有“系地”。如“玄宗開元間”注:“二十四年后,公年二十五,下第游齊、趙?!薄伴_元二十九年至天寶三載”下注:“此四年,俱在東都?!薄疤鞂毸妮d”下注:“是年,再游齊州?!薄疤鞂毼遢d至十三載”下注:“此九年,俱在長安?!薄按髿v四年”下注:“是年,自岳之潭州,尋之衡州,又回潭州?!薄按髿v五年”下注:“春,在潭州”,“夏,潭有臧玠之亂,遂入衡州。欲如郴州依舅氏崔偉,至耒陽,不果”,“秋冬之間,回湖,欲北還,未遂,竟以旅卒,年五十九”[28]。浦起龍認為,如果不是“以地系年,以事系地”,會影響對杜詩的準確理解,故《發凡》之后,作《少陵編年詩目譜》示范。職是之故,后人在研究杜詩過程中,很注重“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學杜萬里行”。詩、地互證,書、路結合,是杜詩研究的一大特點。

  清同治五年(1866年),李光廷在翁方綱《元遺山年譜》基礎上作《廣元遺山年譜》,也是時地并重。陳澧序說:

  讀遺山詩文,辭章之學也,為之年譜,則史學也。史學豈可不明地理哉?李君明地理,故于元兵伐金所至之地,了如指掌。由是遺山奔走流寓之地,皆了如指掌。而凡遺山之詩文,皆可因其地而知其時。遺山詩千三百六十一首,李君考得時地者,千二百七十九首。其不可知者,八十二首而已。[29]

  李光廷兼擅史學與地理學,對元好問奔走流寓之地及行走路線,了如指掌,故對其詩文,皆能“因其地而知其時”,時地并重,時地互證。李光廷在《自敘》中更明確標舉“系年”與“系地”并重的理念:

  嘗取先生文集讀之,見其流移所寓,道里所經,以月系年,以人系地。始知先生年譜,自作已竟。而歌謠慷慨,唱吟遙俯,即境見心,標旨斯在。爰乃以文為經,以詩為緯,考之輿圖,以求其蹤跡;博之史集,以證其交游。[30]

  “以月系年,以人系地”正是賀鑄編詩集時“隨篇敘其歲月與所賦之地”的觀念和鄭樵“系時”“系地”并重理念在年譜中的實踐與發展。只是這類年譜如空谷足音,鮮有回響。

  綜觀年譜、別集編年的歷史,古人雖有“系地”的實踐,但一直沒有確立“系地”意識,或者說,沒有“系地”的著述意識;現當代的作家作品研究和年譜著作,未能很好地繼承前人“系地”的方法,也幾乎沒有“系地”的著述實踐。

  我們在總結前賢撰述年譜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希望改變年譜原有的傳統觀念,重建年譜的新范式,期待今后的作家年譜,能“編年”與“系地”并重,不僅編次譜主的“出處之歲月”和“作文之歲月”,還要“考之輿圖,以求其蹤跡”,博之方志,以明其地理環境。為求名實相副,我們將“年譜”之名,改為“編年系地譜”和“行年系地譜”,以凸顯編年系地并重的新觀念和新范式。

  我們的編年系地譜,不輕忽編年,尤力為系地。系地考證,我們最為著力的是六個方面:出生地、任職地、經行地、寓居地、創作地和終老地。

  譜主的出生地,以前的年譜不太在意。有些作家的出生地確實不可考,有些則是可考而未考。比如宋南渡之際葛勝仲的出生地,我的舊作《葛勝仲年譜》就闕而未考,因史無明載,當時也沒有特別留意。如今明確了系地觀念、重建年譜新范式之后,重新檢閱有關文獻,發現葛勝仲的出生地其實可考。葛勝仲生于熙寧五年(1072年),乃父葛書思熙寧六年(1073年)中進士第。葛書思進士及第前,居家鄉江陰(今屬江蘇)。進士及第后,為侍養父母,也未曾出仕,而居鄉養親。葛勝仲為乃父撰寫的《朝奉郎累贈少師特謚清孝葛公行狀》載:“中六年進士第,調睦州建德縣主簿。方是時,通議公(按,勝仲祖父葛密)以清節高尚,退老于家”,“遂投劾侍養,自爾居親側十余年”[31]。葛勝仲之父因侍養之需,熙寧六年中進士前后均在家鄉居家養親,而葛勝仲在乃父進士及第前一年出生,自當生于家鄉江陰。這次修訂《葛勝仲行年系地譜》,即將葛勝仲出生地考定在家鄉江陰。又如秦檜是江寧(今江蘇南京)人,但并非生于故里。陳思晗《秦檜行年系地譜》據范成大《吳船錄》和祝穆《方輿勝覽》的記載,將其出生地考定在黃州(今湖北黃岡)臨皋亭。

  譜主的任職地,以往的年譜也時常缺乏應有的交代說明。古人做官,如果是朝官,任職地自然是在京城;如果是在地方州縣任職,其地自然就在當地州縣,似乎不言自明。久而久之,形成習慣,任職地可以默認職官所在地。但有些路級官司,如宋代的安撫司、常平司、提點刑獄司、轉運司等治所,并不一定在同一地方。如南宋江南西路安撫司在隆興府(今江西南昌),而提刑司在贛州(今屬江西);南宋荊湖北路安撫司在江陵府(今湖北荊州),轉運司則在鄂州(今湖北武漢),而常平司在鼎州(今湖南常德)。后人所作宋人年譜,常常沒有注明這些官司所在地。比如,鄧廣銘先生的《辛稼軒年譜》,載述淳熙二年(1175年)六月十二日“稼軒出為江西提點刑獄”,但未言明江西提刑司在何地,好在接敘“秋七月初,離臨安,至江西贛州就提刑任”[32],讀者尚可明白辛棄疾是去江西贛州任江西提刑。然而該譜續述淳熙三年(1176年)辛棄疾“調京西轉運判官”[33],卻沒有注明京西轉運司在何地,以至唐宋文學編年地圖平臺錄入數據時,無法給辛棄疾的這段行程進行空間定位,不得不自行查考有關著述予以補明。

  這提醒我們,譜主的任職地,撰寫年譜時必須一一考明或標注,而不能依傳統年譜的慣例,只是依相關職官而“默認”其地。特別是宋高宗建炎年間,金兵南侵,政局不定,高宗行朝,先后流轉于建康、平江、越州、明州、溫州、臺州等地[34]。當時扈從行在的大臣,也隨朝轉徙,當時的任職地自不能默認在南京(今河南商丘)或臨安(今浙江杭州),而須嚴密考證,力求準確系地。

  作家的經行地,指行跡過往之地。詩人因遷徙、遠游、貶謫、赴任,常常從此地到彼地。以前的年譜,只關注目的地,而不重視經行地點和經行路線。我以前做年譜,就是如此。比如拙撰《鄧肅年譜》,述鄧肅建炎元年(1127年)十月罷職后,就直接說回到福建沙縣故里:“十月,罷左正言,回鄉里。有《亦驥軒記》和《偶題》諸詩?!保?5]而沒交代從哪里出發,途經哪些地方,沿途走的是什么路線。這次修訂,有了明確的系地意識,注意其經行地和經行路線,就發現他途中經過徽州,而將綱目改為:“十月,罷左正言,從南京回鄉里。途經徽州,有七言、五言《偶成》詩?!辈⒖祭畛I魈K轍從績溪至杭州的路線圖[36],推知鄧肅離南京后,當是乘船沿運河南下到杭州,再逆浙江、新安江經桐廬、建德、青溪抵徽州,然后過婺源、越玉山,穿浦城、建陽,回到沙縣。有了系地意識,關注譜主的經行地,就豁然發現以前未編年的鄧肅兩首五、七言律詩《偶成》,原來就作于此次過徽州途中,從而為這兩首詩作了相應的編年和系地。

  作家的寓居地,指在他鄉異縣的寄寓之地。古代方志中的人物志,常有“流寓”或“寓賢”一類,專門介紹非本籍而在本地居住的名賢勝士,如《嘉靖清苑縣志》卷五,在“名宦志”“人物志”之外專設“寓賢志”,錄“寓居”本地的“賢人君子”[37];《崇禎吳縣志》卷五一《人物·寓賢》也是收錄“寓跡”本地的“歷世高賢”[38]。古人離家至他鄉寓居的原因有很多,或因任職,或因貶謫,或因依附,或因侍親,或因避難。我們既重視編年系地,要求考實譜主每年的行止及其所在地,就必須考訂譜主每年的寓居地,而無論寓居期間譜主有無事件可述可載。比如,葛勝仲19歲時曾隨父居楚州漣水縣,47歲罷官后,又僑居漣水兩年。19歲時尚未及第,本無事可載,47歲罷官后也無要事可述。過往的年譜可能會付之闕如,而拙撰《葛勝仲行年系地譜》則予以考實。葛勝仲《題佛本行經》自述:“元祐庚午歲,侍先君官此邑。丁內艱,嘗誦萬壽經藏。后二十有八年自大司成出領宮祠寓居,再閱大藏?!保?9]又據葛勝仲《朝奉郎累贈少師特謚清孝葛公行狀》所載“知楚州漣水縣丞”[40],知其父葛書思當時為漣水縣丞?!按艘亍?,即漣水縣(今屬江蘇)。葛勝仲先是侍居此地,28年后再寓居此地兩年。

  作品創作地,是我們編年系地譜特別用力的部分。古人給作家詩人編年譜,只注重行事出處的編年,雖然也給作品編年,但不太著意。今人做的年譜,注重作品編年,但又忽略系地。比如,歐陽修的名作《朝中措·送劉仲原父出守維揚》,劉德清先生《歐陽修紀年錄》據歐陽修《集賢院學士劉公墓志銘》和《續資治通鑒長編》所載,考定此詞作于嘉祐元年(1056年)閏三月九日[41],但沒說作于何地。其后,胡可先、徐邁《歐陽修詞校注》所定此詞作年相同,也同樣沒有考證其創作地點。其實,此詞“輯評”中錄有傅干《注坡詞》一則記載:“公在翰林,金華劉原父出守維揚,公出家樂飲餞,親作《朝中措》詞?!保?2]明確說明《朝中措》詞是歐陽修任翰林學士時在汴京的家宴上所作。弄清此詞是在家中私宴上所作,對理解詞人的創作心態和詞作主旨大有助益[43]。歐陽修此詞本可系地而未系地,不是沒有相關文獻史料,而是受年譜和別集箋注長期形成的重編年輕系地的傳統觀念所限,沒有想到應該為作品系地。

  終老地,指作家晚年的養老或去世地。宋代文士,葉落歸根的意識似乎沒有我們想象的那么強烈,有的退休后不住家鄉,而選擇在他鄉終老。蘇軾平生對故鄉眉山念茲在茲[44],晚年卻沒有回鄉終老的打算,最后是在常州買房終老并病逝。友人張劍教授曾注意到這個現象,并做了合乎情理的分析:“宋代的兩個大文豪廬陵歐陽修和眉山蘇洵開創了宋以降的家譜體例(歐蘇譜式),強調敬宗收族,但是,歐陽修晚年退居于安徽潁州(今阜陽),蘇洵的兒子蘇轍晚年也退居于河南許州(今許昌)。他們為什么不回到各自的故鄉居???也許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正是敬宗收族的觀念,使宋代官員一旦入仕,照顧族人似乎成為一種義務,有的甚至為之入不敷出,負擔過重,故不得不有所逃避。清代于此,似過之而無不及。常見達官顯宦,因食指浩繁,而負債累累者。對于他們,家鄉既是樂土的象征,又是煩惱的淵藪?!保?5]葉燁所著《北宋文人的經濟生活》第三章《北宋文官的開支狀況》第一節《北宋文官的家庭、家族成員贍養開支》,也專門探討過宋代官員入仕后有照顧族人義務從而增加經濟負擔的問題[46]。宋代作家,究竟是選擇在他鄉終老的多,還是在故鄉終老的多,不在家鄉終老的原因是否與避免人情困擾、減輕經濟負擔有關,只有在切實弄清宋代作家的終老情況之后,才能作出具體的統計分析。所以我們對作家的養老地和去世地,也頗為留意,能考證清楚的都會盡量考證。比如,葛勝仲、葛立方父子,本是江蘇江陰人,晚年卻定居湖州,最后都在湖州去世;葉夢得是江蘇蘇州人,也同樣是在湖州終老;福建邵武人李綱,早年生長在江蘇無錫,晚年卻退居福建福州;王之望出生于故鄉湖北谷城,晚年則定居浙江臺州,并終老于斯。當然,也有在故鄉終老的,如劉一止生于湖州歸安,致仕后還鄉居歸安養老,直到去世。

  出生地、任職地、經行地、寓居地、創作地、終老地,是系地的六大構成要素,也是 《唐宋文學編年系地譜叢刊》系地的六大著力點。

  跟作家年譜一樣,歷來別集編年箋注,也是只重視作品編年,而不留意作品系地。我們希望今后別集的注釋體例,除了傳統的“編年”“??薄薄肮{注”等項之外,還應加上“系地”一項,以完善注釋體系,增加學術容量,拓展文獻視野[47],讓別集編年箋注轉型為別集編年系地箋注,跟作家行年系地譜一樣,適應新時代文學研究的深度需求。

作者簡介

姓名:王兆鵬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張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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