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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中共百年華誕暨中聯部成立70周年: 【百年大黨歷程】肖楓:談“百年黨的對外工作實踐與理論”熱點難點問題
2021年03月16日 09:10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肖楓 字號
2021年03月16日 09:10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肖楓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百年對外交往;政黨外交;解放思想;創新發展

內容摘要: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百年對外交往;政黨外交;解放思想;創新發展

作者簡介:

  摘要:中國共產黨是世界上最大的政黨,領導中國人民實現了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而在新中國成立之初,經黨中央批準成立的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至今也滿70周年了。經過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歷史性轉折”,中國共產黨本著求同存異的原則,同世界各國政黨廣交朋友、深交朋友,不斷擴大黨在國際上的影響,現已與世界160多個國家的600多個政黨和組織保持和發展著關系,呈現出 “知交盡四海、親朋遍五洲”的嶄新局面。這種局面是如何出現的?其合理性、開創性和歷史必然性何在?其理論和歷史邏輯在哪里?對新中國前30年應如何全面認識、總結和評估?對歷史教訓和“歷史遺留問題”應如何認識和梳理?圍繞“百年黨的對外工作實踐與理論”這個主題,作者以自己親身經歷和多年研究之心得,對上述實踐和理論熱點和難點坦陳己見。

  關鍵詞:中國共產黨;百年對外交往;政黨外交;解放思想;創新發展

  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又是黨的對外職能部門中央對外聯絡部建部70周年。作為有65年黨齡的老黨員、60年部齡的“老中聯部人”,我深感有責任和義務,在親身經歷和研究心得的基礎上,就“百年黨的對外工作實踐與理論”這個重大現實問題,坦陳己見,供各方研究參考。

一、如何用“大歷史觀”從總體上認識和把握黨的對外工作這一百年?

  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政黨,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黨一成立就與世界有聯系,梳理總結黨的對外工作百年史,必須要有“大歷史觀”,要有“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史觀”,要把中共百年史放到 “世界共運發展史”中去考察。這就是說,決不能脫離世界社會主義總的情況,孤立地去看待中共對外工作這一百年。

  我曾經在1987年紀念“十月革命”勝利70周年時提出過“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三個70年”的說法,即從1848年《共產黨宣言》發表,到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是第一個70年。這一階段主要特征是從理論上喚醒民眾斗爭意識,建立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實現了社會主義由理論到實踐的突破。從十月革命到1987年是第二個70年,這一時期社會主義由一國發展到多國,在取得大發展之后面臨發展困境,“面的擴大”受阻(注:蘇東劇變導致社會主義范圍不是擴大,而是嚴重縮?。?,必須重視“質的提高”。第三個70年是從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到21世紀中葉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社會主義通過改革開放實現“質的提高”,以自身成功的實踐,證明社會主義優于資本主義。預計到那個時候,世界社會主義將會迎來大的發展。

  我敬佩的老師中國人民大學的高放教授,曾對我“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三個70年”的說法給予了很高評價。他將其與童大林所說的“科學社會主義三個70年”作了比較和學術考察:“童大林在1984年中國通過經濟體制改革決定時,從經濟體制改革和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的角度,提出‘科學社會主義的三個70年’的說法。無獨有偶,肖楓在1987年紀念十月革命70周年之際,提出‘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發展的三個70年’。從世界共產主義運動這個更廣闊的視角來看三個‘70年’,這是‘很新的見解’,是‘全書的立題之基、劃題之界’”。[1]

  同理,現在談百年黨的對外工作的實踐和理論,也需要有個總體概括。如何從總體上概括百年黨的對外工作?簡而言之,就這么三句話:發展史上的“三個階段”,工作性質范圍上的“雙重定位”,實踐經驗上的“一個結合”,即理論與實踐相結合。

  首先,從百年發展史上講,這百年黨的對外工作可分為三個歷史階段,即“30年—30年—40年”。

  新中國成立之前的30年(確切說是28年)為第一階段,主要是處理與蘇聯、與共產國際的關系,既要爭取外來支持和幫助,又要努力爭取獨立自主、擺脫外來控制。這一時期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艱巨過程,需要從中國實際出發,在實踐中不斷探索。新中國成立后的70年,以1978年“歷史性全會”為界,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30年屬于“傳統的黨的對外工作”時期,既取得了輝煌成就,也包含深刻的歷史教訓;后40年由于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國家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黨的對外工作進入了以“中國特色政黨外交”為主要標志的新時期。

  研究黨的對外工作這一百年,重點和難點在新中國成立后的70年。新中國成立之前的30年,基本問題已有研究基礎和公認看法,一般不會有太大爭議。當然其中個別問題,如怎樣評價共產國際,似乎還需深入研究。1943年共產國際就解散了。毛澤東說:“第三國際解散了,這應感謝上帝。歷史也很怪,社會主義國家的成立都是沒有國際的?!彼€說:“第三國際頭和尾巴好?!^和尾巴都不長,而身子卻有這么長?!?[2] 胡喬木1980年說:“列寧建立了一個集中制的共產國際,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原則錯誤。這種組織永遠不能搞?!盵3] 近年某部一次有許多部領導同志參加的慶?;顒?,其節目主持人在臺上喊出“第三國際萬歲!”時,人們并沒覺得有何“不妥”。其實,第三國際1943 年解散時,毛澤東是很高興并給予肯定的,對此我們全黨都是肯定的,按理講“第三國際”今天本不應再獲得“萬歲”這樣的珍貴地位了。此事足以說明,對共產國際還需深入研究,并需普及相關知識。

  其次,從工作性質的范圍上看,黨的對外工作具有“雙重定位”:既是黨的事業的一條重要戰線,又是國家總體外交的組成部分。

  作為“政黨外交”,黨的對外工作無疑是國家總體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同時還有“對內服務”的功能,即要為黨的歷史使命和不同歷史時期的任務服務,因而是整個黨的事業的一條重要戰線。

  習近平對黨的對外工作明確提出“雙重定位”:“黨的對外工作是我們黨的一條重要戰線,也是國家總體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4] 2011年1月17日,在中聯部成立60周年大會上,他又提出“四個重要”的要求:“面對國內外形勢深刻復雜的變化,黨的對外工作作為國家總體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任務重、責任大,一定要繼往開來、開拓進取、再創輝煌,努力成為促進我國對外關系發展的重要途徑,成為展示黨的良好國際形象的重要窗口,成為黨員領導干部觀察和研究世界的重要平臺,成為借鑒國外經驗、為中央決策服務的重要渠道?!盵5]

  1月17日,紀念黨的對外工作90年暨中聯部建部60年大會在北京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出席大會并講話。新華社記者馬占成攝

  可見“黨的對外工作”這個提法,比“中國特色政黨外交”這個概念要寬、要大,二者既不能完全等同,也不可相互替代?,F在雖然以“政黨外交”為主要標志了,但“黨的對外工作”這個概念還是客觀存在,必須使用的。

  再次,從實踐經驗上看,黨的對外工作必須始終堅持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彼此相互促進。

  黨對外工作轉型、發展、創新的這一百年,也就是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相統一的一百年。理論源于實踐,并接受實踐的檢驗,要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但實踐也離不開理論指導,離不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開拓創新。黨的思想路線的重新確立,是新時期黨的對外工作取得輝煌成就的關鍵。從這個意義講,黨對外工作的發展創新,首先應起步于思想理論上的發展創新。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提出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實現了“偉大的歷史性轉折”,這在黨和國家發展史,甚至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史上,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應當作為歷史發展的“分界”來看待和處理,只有這樣才符合客觀事實。

二、如何認識和評價新中國前30年黨的對外工作?

  新中國的前30年,屬于黨的傳統對外工作時期,既取得了輝煌成就,也有深刻的歷史教訓,必須全面地加以總結和梳理。

  首先,在當年以戰爭和革命為主題的時代條件下,繼承馬克思主義“危機和戰爭引起革命”的思路是正確的、必要的。客觀情況表明,新中國成立后在世界上伸張正義、主持公道,支持民族解放和人類進步事業,在國際社會特別是亞非拉國家中贏得了廣泛的贊揚和支持,結交了不少“鐵哥們”和真朋友。70年代,中國被亞非拉發展中國家“抬入”聯合國,這絕不是偶然的,應當說新中國的前30年,中國共產黨的對外工作成就輝煌,值得肯定和贊揚。

  要全面看待和闡述新中國當年的“國際形象”,既愛好和維護世界和平,又不乞求和平,不信邪不怕壓,既不惹事,也決不怕事。新中國剛一成立,美國就將戰火燒到家門口,中國被迫抗美援朝,狠狠教訓了美國。后又堅定反對赫魯曉夫的指揮棒,不怕蘇聯威脅,全面展示了中國巍然屹立于世界、獨立自主的良好國際形象,既符合現實斗爭需要,又能反映黨對外工作發展歷程的曲折復雜。

  在肯定歷史成就的同時,還要承認這一階段有過的錯誤和教訓。對這些歷史錯誤和教訓,要秉承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原則,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做出總結和梳理,以還原歷史真相。在這一方面,鄧小平采用“回頭看”的方法為我們樹立了榜樣,即站在今天的時代高度,運用發展了的觀點去重新認識和評價當年的歷史,這實際上是以歷史檢驗過的結果為依據的一種歷史唯物主義方法。

  其次,有些“敏感”的歷史問題,現在已經妥善解決成為歷史了,沒必要諱莫如深,避而不談。

  1966年之后,在“支左反修,支援世界革命”中受“左”的思想影響,對東南亞某些國家共產黨的支持和支援,做得有些“過頭”,留下了“歷史遺留問題”。這是事實。

  毛澤東1975年講的“共產黨哪有不支持共產黨的?!”[6] 這句話是“天經地義”的,曾經是新時期解決這個“歷史遺留問題”的思想障礙。其實,對此是要做具體分析的。十月革命勝利后,蘇共黨內曾有人主張“即使本國社會主義革命失敗,也要援助國際范圍的社會主義革命”,列寧將其斥之為“奇談怪論”。列寧駁斥說:“馬克思主義從來不贊成‘強行推動革命’,即使我們‘作好可能喪失蘇維埃政權的準備’,顯然也不能幫助德國革命的成熟,反而會妨礙它?!盵7] 這就是說,在任何情況無條件無原則奉行“共產黨支持共產黨”的做法,不一定都是正確的。對于“文革”時期的一些做法,黨中央調整思路,采取相應的新方針,妥善地解決這個歷史遺留問題,這是完全必要和正確的。

  新時期我們黨對這一問題的基本方針,可概括為三條:一是不放棄“兩個關系”原則,但必須實事求是地做出調整。一方面繼續堅持“黨是黨的關系,國家是國家關系”[8] ,絕不因為要發展國家關系而公開聲明“不再支持共產黨”;另一方面,對過去在“支持共產黨”名義之下所做的一些不合適的做法,則需盡快糾正和解決。二是奉行“勸和”方針,勸說政府與共產黨雙方“和談”,“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鄧小平對緬甸總統奈溫說:“我們希望你們和談,但談不成,我們也沒有辦法。我們希望你們自己解決,希望讓時間來解決這個問題?!比侵袊F代化建設需要和平的周邊環境,尤其要與“街坊鄰居”搞好關系、相安無事。在黨與黨、國家與國家這“兩個關系”當中,我們已有所側重,即強調最重要的是“發展兩國之間的關系,兩國人民的友誼”[9] 。

  經過我們黨耐心細致的工作,有關國家共產黨與政府通過和談達成了和平協議,問題得到妥善解決。泰國、馬來西亞政府與馬共人民軍于1989年12月2日簽署了和平協議,實現了馬共總書記陳平所說的“有尊嚴的和平”。[10] 人民軍自行解散,銷毀武器,作為公民自由參加政治活動。政府為馬共及其解散后的武裝部隊成員提供了土地、房產等安置資源?,F在前人民軍成員在勿洞建起的和平村,已成為旅游勝地,景點包括當年掛有馬、恩、列、斯、毛畫像的黨校課堂、軍事指揮部。

  馬來亞共產黨總書記陳平,已于2013年在泰國曼谷去世,享年89歲。他生前說《合艾和平協議》實現了“有尊嚴的和平”。此照片是馬來西亞網絡上的一張截圖。作者供圖

  “歷史遺留問題”的妥善解決,既是我黨對外工作完成轉變的重要標志,也是對外工作指導思想由“支援世界革命”轉向“為國內社會主義現代化服務”的關鍵。正面回應這個歷史問題,不僅是國家日益自信的表現,也有利于改善中國形象,增加國際社會更多的信任,以服務于擴大對外開放的戰略部署。

  作為新時期中聯部改革開放的親身經歷者,我對這些情況比較熟悉,所說情況是可信的。2016年我要出文集,寫了一篇《新時期中聯部是如何轉變和發展的?》,出版前請中聯部老部長朱良同志審閱,他審閱后批曰:“我看過不少講粉碎四人幫后中聯部工作的調整經過的文章,感到這一篇是最全面的,比較客觀、公正、符合事實的”。

  再次,對一些有“爭議”的理論問題,鄧小平以“回頭看”的方式得出的精辟論斷,應作為全黨的“認識準繩”。

  關于“大論戰”。鄧小平認為,60年代的國際共運“大論戰”實際上包括了兩個不同性質的問題。一個是黨和國家關系上反對“老子黨”和“指揮棒”的問題,一個是意識形態上的爭論問題。在前一問題上,總的來說我們是對的。對于后一問題,鄧小平則基本持否定態度,他提出了不搞爭論的原則:“一個黨評論外國兄弟黨的是非,往往根據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實證明是行不通的”,“就算你用的公式是馬克思主義的,不同各國的實際相結合,也難免犯錯誤”。[11]

  關于我們的主要錯誤。鄧小平說:“我們的錯誤不在個別觀點,個別觀點上誰對誰錯很難講,應該說,我們的許多觀點現在看還是正確的。我們的真正錯誤是根據中國自己的經驗和實踐來論斷和評價國際共運的是非,因此有些東西不符合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原則。主要是這個問題?!盵12]

  關于《九評》的評價。鄧小平認為,對《九評》的意識形態爭論不能肯定。1989年鄧小平對戈爾巴喬夫說:“經過二十多年的實踐,回過頭來看,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發生了什么變化,在變化的條件下,如何認識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沒有搞清楚?!盵13]

  鄧小平的這些觀點,我在2003年出版的《社會主義:轉折與創新》一書中已設專章作了闡述。我之所以能這么做,是借助了中聯部的“近水樓臺”,能第一時間得知國際形勢的動態進展,以及鄧小平與外賓的談話和中央精神,甚至比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部門都要早。當書稿編好后,鄧小平的談話已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了,我書中的內容已具備公開出版的條件。所以我在“后記”中坦陳:如果本書對讀者有參考價值,首先得益于我長期所處的“中聯部工作的條件和環境”,也應感謝部內領導的指導和同志們的幫助。當然,因為大部分精力要花在對外交往事務上,難得坐下來研究,這是中聯部不利于搞歷史理論研究的因素。而我本人在這一時期已不擔任行政領導職務,可專心從事研究工作,于是得以連續出版一些著作。1998年我主編出版《社會主義向何處去》、2000年撰寫出版《兩個主義一百年》、2003年又出版了《社會主義:轉折與創新》,并在社會上獲得一定反響。

《社會主義:轉折與創新》書影。作者供圖

  2003年出版《社會主義:轉折與創新》一書時,得到幾位名人大家的支持,他們分別為此書作序,或寫“代序”“序論”。此書出版前,中聯部副部長張志軍同志批示:“此書應該出,會帶來很好的政治和社會影響。另,書中涉及的一些重大理論問題,我部也應研究,形成我部的正式成果?!?/p>

  十多年過去了,仍未見這方面全面系統的研究,仍缺乏中聯部在這方面的“官方口徑”。當然,中聯部日常對外交往任務繁重,現實動態研究任務是主要的,對歷史理論研究確實沒有那么多精力和力量。然而問題在于,就全黨而言對此類問題長期沒有一個基本看法和公認的說法,隨時都會冒出些新的問題來。譬如1991年蘇聯“8·19事件”后,蘇共在幾天時間內就徹底崩潰了。國內有不少同志出于義憤,要求公開批判戈爾巴喬夫,認為“九評”是正確的(蘇聯果然是“紅旗落地”了),強烈要求肯定“九評”。江澤民要求中聯部拿出意見,我當時在中聯部研究室分管理論和共運研究,參與起草報告。9月17日提交的報告,基本精神是按鄧小平講話精神寫的,不肯定“九評”,也不公開批評戈爾巴喬夫,而是與戈爾巴喬夫劃清界線,但不再搞論戰。中央接受了中聯部意見。但回頭看,我們也有缺失和不足,當時“就事論事”處理此事,沒顧及今后。如果能像1979年平反王稼祥同志所謂“三和一少”問題報中央批準認可后,再向全黨作通報,獲得全黨共識,那么對“九評”“大論戰”等歷史問題,就有“正式口徑”了。

  正是由于長期對“大論戰”和“九評”問題沒有正式說法,后來社會上一再出現肯定“九評”的論調。2013年中央黨?!秾W習時報》又約我寫出《如何看待中蘇論戰與“九評”問題》的文章予以應對?,F在應怎么辦?我建議,借建黨百年的機遇,請中聯部、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等部門協商合作,組織力量共同研究梳理,爭取對一些有爭議的歷史理論問題取得較一致的認識和看法,報請中央批準認可,以解決這類長期無人管的問題。

三、如何論證和概括改革開放40年來黨的對外工作?

  認識新時期黨的對外工作,把握和闡述好“歷史性轉折”是關鍵。這一問題闡述好了,后面的成就和變化才是“順理成章”的,我們現行的政策才是可信的、必然的。

  首先,要把握新時期“歷史性轉折”的幾個關鍵步驟,先是打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總開關”,然后是戰略思路的轉變,最后才是實踐中的創新。

  1978年“歷史性全會”之后,黨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對國內外形勢的判斷和決策上實行了“三大轉變”。一是改變了“戰爭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判斷,定下心來一心搞建設;二是改變了針對蘇聯霸權主義的“一條線”戰略,轉到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路線和政策”,誰搞霸權就反對誰;三是改變傳統“支持世界革命”的對外戰略,轉向“為國內現代化經濟建設服務” [14]。這給中國發展帶來了新機遇,從此整個中國的面貌為之一新。

  黨從思想路線上的這些轉變,不僅給國家的發展帶來了新機遇,也指導黨的對外工作確立了“四個歷史性的改變和突破”。一是指導思想上,實現從“支援世界革命”到以國家利益為最高準則、服務于國家總體外交的歷史性轉變與突破;二是對外交往原則方面,從“以我劃線”轉到按黨際關系“四項原則”和本著“求同存異”的精神促進交流和合作;三是交往對象上,由過去只同共產黨交往,轉到超越意識形態差異,同世界各類主流政黨進行全方位交往;四是在交往方式上,實現了過去以意識形態為主、參與部門較少,到廣泛交流、黨的各級組織有序參與的歷史性轉變與突破。

  這些轉變集中到一點,就是由過去那種“戰爭與革命”年代黨的傳統對外工作,發展成公開透明的“中國特色政黨外交”。從此,黨的對外工作成為“國家總體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中聯部實際上也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外交部”。

  其次,要全面認識“中國特色政黨外交”的特點和優勢,深刻認識其合理性和創新性,充分發揮其親和力、感召力和影響力。

  “中國特色政黨外交”獨具特色和優勢。一是這種“政黨外交”已完全不同于傳統意義上黨的對外工作,徹底掃除了過去封閉性、排他性和強烈的意識形態性,代之以公開透明、包容開放等現代政黨交往中普遍通行的各種原則。二是這種“政黨外交”也不同于一般的“政府外交”。它不直接處理國家間的具體事務,而更突出相互理解和交朋友;不拘泥于外交禮儀與形式,可以就共同關心的國際和國內問題廣泛、深入交換看法,增進相互理解。這種形式具有親和力、吸引力和感召力,可以提高和增強國家“軟實力”。三是這種政黨外交之所以稱之為“中國特色政黨外交”,從根本上講,是因為它植根于中國特色的政黨體制和政治體制。

  中國的“政黨體制”不同于蘇聯的“一黨制”,而是一種“多黨制”。但中國也不是西方輪流執政的“多黨制”,而是一種“獨具特色的社會主義多黨制”。[15] 所謂“獨具特色的多黨制”,就是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與政治協商制度”。在中國這種政黨和政治體制中,中國共產黨是國家的領導者和執政者,其他政黨不是“反對黨”,而是“參政黨”。中國共產黨與其他政黨是“協商合作”的關系,而不是西方那種“多黨競爭”、“輪流坐莊”的關系。中國實行的是“選舉+協商”的民主形式,而不是迷信“選舉”這一種形式,這也優于西方已陷入民粹主義并帶來體制危機的那種“民主制度”。

  中國共產黨的核心和領導地位具有穩定性。這種官方性、權威性和穩定性,使其與外國政黨的交往關系,具有政府之外“第二管道外交”的性質。這種穩定優勢,使許多外國政黨很看重、很珍惜同中國共產黨的交往關系。不少國家和政黨認為,只與中國政府有外交關系,而不與中國的執政黨——中國共產黨發展對外關系,是不完整、不完全的。

  再次,要從理論上論證好新時期“歷史性轉折”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夯實思想認識的根底。

  從根本上講,黨對外工作的轉折創新,是客觀歷史條件發展變化的結果,是時代主題已由“戰爭與革命”轉向“和平與發展”的要求。70年代前后,客觀國際形勢發生了一些重要變化:一是60年代殖民體系崩潰之后,新獨立國家第一位的任務是發展民族經濟;二是70年代美國從越南敗退,后來亞非拉急風暴雨式的斗爭轉入“沉寂”階段;三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由于通過體制改革緩解了制度危機,社會階級矛盾有所緩和,明顯不具革命形勢;四是社會主義國家要改變落后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狀況,急需發展經濟,增強綜合國力。這些因素綜合起來,使絕大多數國家不存在直接革命的形勢,“和平與發展”成了世界潮流和時代主題,這與先前“戰爭與革命”年代是大不相同的。

  黨對外工作轉變的直接原因是“國際共運”本身已經發生了變化,必須從實際出發調整我們黨的對外關系。早在1979年,中聯部副部長李一氓在中央黨校作報告時提出:“現在提國際共運,只能是個因襲下來的提法,真正說起來,這個國際共運是不存在的”,“國際共運應該有一個共同的組織,共同的綱領、共同的目的、共同的行動,現在都沒有了”,“國際共運是有‘各方面內部聯系’的,現在這個聯系沒有了,用世界共運這個名詞可能好一點”。[16] 李老這里所說的——“各方面的內部聯系”,就是指原來國際共運中封閉、排他、特殊神秘的“兄弟黨關系”?!艾F在這個聯系沒有了”,標志著黨際關系變得公開、透明了,既不是“兄弟”,也不是“盟友”,而是平等的“伙伴”,即在向“一般的政黨關系”轉變和發展。李一氓同志的這些觀點,抓住了當時共運帶全局性的大變化,準確地反映了客觀實際,擲地有聲、振聾發聵,成為新時期黨對外工作調整轉變的客觀依據和總的理論指導。各國的黨強調“獨立自主”,從本國實際出發;強調“民族特色”而不是遵循所謂共同規律,各國的黨不必采取完全一致的政策和做法。這是黨的對外工作轉折發展的必然趨勢。

  著名黨史和理論家龔育之同志,對李一氓同志這些觀點評價很高。他說:李老提出對“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要重新研究,“國際共運”的提法只是歷史的沿襲,現在怎么提,也要重新研究,這是很有理論勇氣,也是很有理論創見的。這使他回想起撥亂反正、改革開放之初,我們黨內理論思想活躍的生動景象。龔育之同志2003年11月在《學習時報》以“黨史札記”的方式,發表了他給我的這封信,并加標題為《讀〈從李一氓同志的一個重要觀點談起〉》,突現他對李一氓同志這些觀點的高度重視,并給予了很高的理論和歷史評價。

  2003年11月《學習時報》發表題為《讀〈從李一氓同志的一個重要觀點談起〉》文章,作者供圖

  我很尊敬李一氓同志,很贊賞他“國際共運不存在了”的理論創見。但為避免誤解,我又主張明確地提為“國際共運原來意義上的國際性已不復存在了”,在國際性前面加上“原來意義上”的幾個限定詞。因為李一氓同志將中聯部內刊《國際共運》改名為《世界共運》,就表明他本意并不是否定這個“運動本身”,而只是否定原來采取的那種“形式和方式”。1989年5月,我通過其秘書于洪海同志征求他的意見,一個月后(即6月21日)正在病中的李一氓同志給我回信(全文已發表在書里),令我這個晚輩很感動,也足見他對此事的重視。

  對此,龔育之同志也發表評論,提出了很有見地、很有影響的觀點。龔育之同志說:“李老那時是在黨中央一個部門主持工作的負責同志,可以說是一位‘高官’吧,他研究這兩個問題(不只這兩個問題),可以說是‘官方研究’吧,他的理論思考所形成的觀點,如果得到中央領導的、全黨的同意,可以說就成了‘官方觀點’吧??梢?,‘官方研究’、‘官方觀點’可以也應該是學術上很有價值、理論上很有創新的…… ‘官方研究’既然應該是創造性的,就一定要允許不同意見的爭論。沒有爭論,創新也就沒有了。你對李老關于‘國際共運’的提法,既表示贊同又提出自己有所不同的意見,李老給你的回信,既堅持自己的意見又尊重你的意見。這個事例說明,在‘官方研究’中也是可以和應該有良好的學術風氣的。只有保持這種良好的學風,‘官方研究’才能保持生機?!盵17] 隨后,龔育之同志的這些觀點被媒體廣泛轉載,影響很大。

龔育之同志觀點被轉載的報刊文摘。作者供圖

四、如何認識和理解黨在相關理論問題上的轉折與創新?

  人們的認識不可能一次完成,實踐和理論都是不斷向前發展的。厘清黨在理論上的轉折發展和創新,總體上要從“繼往開來、開拓創新”上予以理解和把握?!袄^往”代表不能完全否定過去,要一脈相承;“開來”意味著要與時俱進、開拓創新,既要瞻前,也要顧后。

  首先,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這個理論是與時俱進的,80年代初進行調整后不再提了。

  毛澤東1974年提出“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是很具指導性和影響力的國際戰略思想,對改善中美關系,形成“大三角”的世界格局起了重要作用。粉碎“四人幫”之后的頭兩三年時間內,我們黨仍很強調“三個世界劃分”理論,強調戰爭不可避免,認為中國的主要威脅來自蘇聯, 1977年11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編輯部撰寫的長篇文章《毛主席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大貢獻》。

  1977年11月1日《人民日報》頭條文章《毛主席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大貢獻》的長篇文章。作者供圖

  1980年春天,中聯部副部長李一氓在部內組織力量給中央寫報告,提出對“三個世界劃分”理論要重新研究。當年我被吸收加入 “三個世界”問題研究小組。報告提出,我們的國際戰略思想不能拘泥于“三個世界的劃分”,對這個“理論”要重新研究。李老認為,將這一劃分稱為“理論”看來不甚恰當。列寧不同時期對世界政治力量都做過不同的劃分,但他本人和別人都沒將其稱為“理論”。我們黨的十一大文件,甚至說“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是“國際無產階級的世界戰略”、“無產階級在國際斗爭中的階級路線”,就更值得研究了?,F在我們黨主張各國黨要獨立自主,可又把自己提出的這種“劃分”稱為“國際無產階級的世界戰略”,似乎別人都要照此辦事,豈不矛盾?豈不讓人產生誤解?更主要的是當前國際形勢的發展已突破了“三個世界劃分”的框架,我們的國際戰略思想不能拘泥于“三個世界”的劃分,應改變從“三個世界劃分”出發所形成針對蘇聯霸權主義威脅而采取的“一條線”、“一大片”戰略。我們應強調獨立自主,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的外交政策。據李一氓參與中央相關討論回部傳達說,對“三個世界劃分”問題的意見,中央是認可的,只是不正式向下傳達,學術界仍可討論。[18]

  從1980年前后中美蘇“大三角”關系的現實變動情況看,這種調整是非常必要和正確的。1979年1月1日,中美關系剛實現了正?;?,美國國會于3月26日通過了《與臺灣關系法》,使中美關系圍繞“對臺售武”問題經歷著一場危機。勃列日涅夫于1982年3月24日發表“塔什干講話”,釋放出改善蘇中關系“新意”。中國利用了這一形勢,逼美國做出讓步。一個多月后,即1982年5月8日鄧小平會見喬治·布什,中美于8月15日達成協議,發表“八一七公報”。美方做出承諾,準備逐步減少對臺灣的武器出售,并聲明“它不尋求執行一項長期向臺灣出售武器的政策”,“承認中國關于徹底解決這一問題的一貫立場”。[19]

  1982年5月8日鄧小平會見喬治·布什,中美于8月15日達成協議,8月17日發表“八一七公報”,作者供圖

  事實表明,不管人們主觀上是否認識,中美蘇“大三角”關系是客觀存在的。中國實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誰搞霸權主義就反對誰,這是正確的、對中國有利的。

  其次,關于“國際主義”。國際主義是發展的,現在雖然不再強調,但其精神已繼往開來,有所創新。既然有新提法、新說法、新內容,就不必再用舊概念、舊提法了。

  恩格斯很強調無產階級事業的“國際性”。他認為:“共產主義革命將不僅僅是一個國家的革命,而將在一切文明國家里,即至少在英國、美國、法國、德國同時發生?!痹?0世紀,列寧從俄國實際出發,領導俄國十月革命取得了勝利,將“數國同時革命”的設想變成了“一國首先革命”的實踐,并開創了落后國家先于發達國家取得革命勝利的先例。

  十月革命勝利后,列寧對“國際主義”的理解和在行動方面是與時俱進的。勝利初期,列寧強調“國際主義”,寄希望于世界革命的到來,以支撐蘇維埃政權。他采取了支援“世界革命”的戰略,并成立了“共產國際”。但后來世界革命形勢并未到來,他轉而強調與資本主義世界“和平共處”。他提到,“要在資本主義包圍中利用資本家對利潤的貪婪和托拉斯與托拉斯之間的敵對關系,為社會主義共和國的生存創造條件。社會主義共和國不同世界發生聯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況下應當把自己的生存同資本主義的關系聯系起來”。[20] 列寧不僅明確駁斥了一些極左的“奇談怪論”,[21] 而且鮮明主張“我們在國際政策上要盡可能地機動靈活”,對外“援助的方式應該量力而定”。[22]

  “國際主義”在中國也有過一番不平凡的經歷,現在其精神尚存,但形式和內容都有所發展創新?!拔母铩睍r期對“國際主義”提得很高,改革開放后強調“獨立自主”,對“國際主義”逐漸淡化。其實,“獨立自主”與“國際主義”并不矛盾,馬克思恩格斯在強調“國際主義”的同時,也主張各黨“獨立自主”。馬克思“國際主義”的概念是包含各黨“獨立自主”原則的。1992年黨的十四大《黨章》刪除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提法,但不等于徹底放棄“國際主義”,而是為了消除“無產階級國際主義”這個概念被歪曲、被濫用的不良后果。江澤民在任時期有種說法:“在共運低潮形勢下,中國堅持社會主義,集中精力把自己的事情辦好,這就是最大最好的國際主義?!彪S后便長期不提“國際主義”?,F在看來,原來意義上強調統一和一致“兄弟關系”式的國際性不存在了,現代意義上互利共贏“合作伙伴關系”式的國際性卻越來越紅火,盡管沒沿用“國際主義”這個詞,但并不意味著否定國際主義精神。

  新世紀以來,黨的歷任領導在新條件下不斷為“國際主義”精神開辟新境界、注入新內涵。2001年,江澤民同志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8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提出:“世界各種文明和社會制度,應長期共存,在競爭比較中取長補短,在求同存異中共同發展” 的戰略思想。[23] 2005年9月,胡錦濤同志在聯合國成立60周年大會上發表了題為《努力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的講話,又提出了與世界各國共建“和諧世界”的理念。[24]

  2012年,黨的十八大首倡“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以來,習近平同志進一步高揚起“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旗幟 ,在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世界形勢下,為不確定、不穩定的世界與人類指明了正確方向?!叭祟惷\共同體”理念體現了中華傳統文化“天下一家”、“世界大同”思想與當今時代發展趨勢的高度統一和有機融合,也反映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價值追求和使命擔當,得到了世界上越來越多國家和政黨的支持與認同,甚至進入了聯合國、國際會議和一些國家政府的文件,其新的時代內涵和影響力,遠遠超越了昔日的“國際主義”。

  黨的對外工作要以與世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引領,在“求同存異、相互尊重、互學互鑒”等原則的基礎上,廣泛發展同各國各政黨的“新型黨際關系”,推進人類進步事業。

  再次,黨的對外交往原則、方針是不斷發展的,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繼往開來,開拓創新,正在形成全面嶄新的理論體系。

  從歷史情況看,最早提出的黨際關系“四項原則”就是不斷發展的。它開始是作為國際共運中的“兄弟黨”關系準則,于1982正式提出的,因此還有個“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這樣的意識形態前提。1987年黨的十三大刪除了這一前提,擴大到適用于其他政黨。1992年黨的十四大進一步增加了“本著求同存異精神,增加相互了解和合作”的方針。于是黨際交往原則實際上變成“4+1”了,即四項交往原則再加一個交往方針。1997年黨的十五大進一步提出,同一切愿與我黨交往的各國政黨“發展新型的黨際交流和合作關系,促進國家關系的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求同存異”不僅是交往方針,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外交思想和原則?!扒笸娈悺钡母呙髦?,就在于它不讓分歧變成相互關系上的障礙,因而能化解障礙,起到“柳暗花明”的成效。這既適用于國家關系,也適用于黨際關系,既適用于不同意識形態政黨,也是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之間必須遵循的。中聯部副部長張香山說過,王稼祥講“共產黨是一家人,又不是一家人”[26] ,歸根結底也要獨立自主,相互尊重?,F在看,即使是社會主義國家之間也沒有“特殊秘密”,是“一般政黨”關系,不“求同存異”也會出問題。

  “時代是思想之母,實踐是理論之源”。實踐沒有停滯,理論發展也永無止境。黨的對外工作經過幾十年的實踐,從指導思想理論觀念,到方針原則開拓思路,都獲得了全面的豐富和發展。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統攬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圍繞加強黨的對外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論述,深刻回答了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戰略性重大問題,正在形成全面嶄新的理論體系,這是做好新時代黨的對外工作的根本遵循。

  最近王滬寧同志在黨的對外工作100年暨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建部70年大會上,對做好新時代黨的對外工作又進一步強調指出,要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全面、主動做好新時代黨的對外工作。要圍繞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講好中國共產黨的故事,增進國際社會對我們黨的認知、認可、認同。要高舉構建新型政黨關系的旗幟,增強工作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加強同世界各國政黨的交流合作,拓展全球政黨伙伴關系網絡。要發揮黨的對外工作在國家總體外交全局中的重要作用,找準工作切入點和著力點,更好服務和推進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我們相信,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全面推進習近平關于新時代黨的對外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論斷,黨的對外工作必將迎來一個繁花似錦的春天。

五、近40年來黨的對外交往狀況,發生了哪些變化?

  理論源于實踐,必將指導和推動實踐的發展。最后還得談談在創新思想理論指導之下,黨的對外工作究竟發生了哪些實際變化?

  “文革”時期只同“真正的”馬列主義政黨和組織交往。而當時區分“真假”馬列主義的標準,一看是否擁護“文革”,二看是否擁護毛澤東思想,三看是否反“蘇修”。結果到“文革”結束時,中共對外交往陷入谷底,原來有聯系的80個“老黨”剩下不到10個黨還有來往,而與我國建立聯系的新黨大多沒在本國站住腳跟,在國內外的影響都很小。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打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總開關”,黨的對外工作獲得了全面發展和推進。大體說來經歷了這樣一些過程:一是突破慣例,從1978年開始同非洲一些民族民主政黨發展黨際關系。二是不糾纏歷史舊賬,主張向前看。從1980年邀請意共貝林格訪華開始,與“老(共產)黨”恢復和發展關系。三是超越意識形態差異,謀求理解合作。從1981年開始與社會黨發展關系。四是從80年代下半期開始,與中斷關系的社會主義國家執政黨陸續恢復關系,直至1989年5月與蘇共恢復兩黨關系。五是從90年代開始,同西方發達國家的傳統政黨發展關系。其中,1999年與法國共和與公民運動正式建立關系,與西班牙人民黨、希臘新民主黨、英國保守黨、愛爾蘭共和黨、比利時自由黨、奧地利人民黨、意大利力量黨、冰島自由黨、馬耳他國民黨等,保持著良好的交往關系。直至2010年,與美國民主、共和兩大黨關系也取得了突破。應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邀請,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和前助理國務卿威廉姆森率領的美國民主、共和兩黨代表團訪華,參加當年3月30日至4月2日在北京舉行的 “第一屆中美政黨高層對話”。

  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共產黨還積極參與并主辦政黨多邊活動。2004年9月,在北京主辦了“第三屆亞洲政黨國際會議”,包括中國在內的35個國家81個政黨、組織的領導人和代表350多人,以及兩個國家4個政黨和組織的觀察員參加了會議。中國8個民主黨派的主要負責人,分別以全國人大、政協領導人身份參加會議的主要活動。

  2010年5月,中國共產黨倡議并主辦了“首屆中歐政黨高層論壇”,來自歐洲22個國家、35個政黨及兩個歐洲地區性政黨、3個歐洲議會黨團的高層領導人出席了論壇,這幾乎包括了歐洲政治光譜中的所有主流政黨,開創了中歐政黨交流史上新的紀錄。

  2015年,中共與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共同體舉辦的“中拉政黨論壇首次會議”在北京隆重召開,中共和26個拉共體成員國執政黨的代表齊聚一堂,在熱烈的氣氛中深入進行了交流。

  此外,中國共產黨與外國政黨建立了各種形式的機制化的交流方式,中越、中日、中俄、中印、中歐、中英、中美政黨對話機制先后展開;同英國、德國、法國的政黨也簽署了有關政黨交流協議。

  中俄執政黨對話機制第五次會議2015年12月在北京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劉云山出席會議并作題為《中共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推進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的做法與經驗》的主旨講話。新華社記者丁林攝

  2017年,在北京召開的“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有120多個國家的近300個政黨代表出席。與會者超越意識形態、社會制度和宗教文化上的各種差異,就“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同建設美好世界”這一主題展開對話交流。這不僅是世界政黨史上的空前盛事,而且有力地說明了中國共產黨的朋友遍天下,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影響力空前擴大。

  2017年12月1日,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120多個國家的近300個政黨代表應邀出席。新華社記者 劉衛兵 攝

  總之,中國共產黨通過一系列舉措和步驟,同一切愿意同我發展友好關系的政黨,發展了“新型黨際關系”,將過去黨的傳統對外工作轉變發展成為“中國特色政黨外交”,并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多渠道、寬領域、深層次的中國特色政黨外交新格局。

  目前,中國共產黨同世界16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近600多個政黨和組織建立和保持著不同形式的關系,形成了以各國執政黨、參政黨、合法在野黨以及政黨國際組織等為交往對象的政黨交往新格局,黨的對外交往呈現出“知交盡四海、親朋遍五洲”的嶄新局面。黨的對外工作既是國家總體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黨的事業的一條重要戰線,同時還是黨的形象和國家軟實力建設的重要平臺。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外交部”。

 ?。ㄗ髡呦抵泄仓醒雽ν饴摻j部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員)

  參考文獻:

  [1] 肖楓:《社會主義:轉折與創新》,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03年,第2—6頁。

  [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751頁。

  [3] 《胡喬木傳》編寫組編:《胡喬木談中共黨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1—84頁。

  [4] 宋濤:《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黨的對外工作重要思想》,求是雜志社編:《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北京:學習出版社,2018年,第673—680頁。

  [5] 《習近平在紀念黨的對外工作90年暨中聯部建部60年大會上強調:黨的對外工作要繼往開來再創輝煌》,2011年1月17日,人民網 http://poIitics.people.com.cn/GB/1024/13751807.html

  [6] 肖楓:《世界社會主義:熱點、焦點、難點》,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16年,第629頁。

  [7] 《列寧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23—424頁。

  [8] 《李先念傳(1949—1992)》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2009年,第128—129頁。

  [9] 肖楓:《世界社會主義:熱點、焦點、難點》,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16年,第635—634頁。

  [10] 肖楓:《70年來中國共產黨對外工作的發展成就和理論創新》,《中國浦東干部學院院報》2019年第5期,第130頁。

  [11] 《鄧小平文選(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78頁。

  [12] 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思想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272頁。

  [13] 《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1頁。

  [14] 《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6-128頁。

  [15] 肖楓:《世界社會主義:熱點、焦點、難點》,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16年,第431—432頁。

  [16] 肖楓:《社會主義:轉折與創新》,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16年,第4頁。

  [17] 龔育之:讀《從李一氓同志的一個重要觀點談起》,《學習時報》2003年11月17日。

  [18] 肖楓:《世界社會主義:熱點、焦點、難點》,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16年,第609—610頁。

  [19] 《中美兩國政府發表聯合公報》,《人民日報》1982年8月18日。

  [20] 《列寧全集》第4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67頁。

  [21] 《列寧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23-424頁。

  [22] 《列寧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9頁;《列寧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23頁。

  [23] 江澤民:《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二〇〇一年七月一日)》,《人民日報》2001年7月2日。

  [24] 胡錦濤:《努力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在聯合國成立60周年首腦會議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05年9月16日。

  [25] 肖楓:《新中國70年黨對外工作的歷程和經驗》,《科學社會主義》2019年第6期,第27頁。

  [26] 肖楓:《社會主義:轉折與創新》,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03年,第314—315頁。

作者簡介

姓名:肖楓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蔡毅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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