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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看社會:技術治理的思想素描
2021年04月06日 09:33 來源:《社會學研究》(京)2020年第6期 作者:彭亞平 字號
2021年04月06日 09:33
來源:《社會學研究》(京)2020年第6期 作者:彭亞平
關鍵詞:技術治理;國家視角;治理現代化;技術與權力;???/span>

內容摘要:

關鍵詞:技術治理;國家視角;治理現代化;技術與權力;???/p>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如何為技術治理的興起提供一個整體性解釋框架?為解此難題,本文整合信息、行政和權力三種技術,把國家治理視為國家照看社會的技術。欲照看社會,必先“看”清它。身份信息和效用分析讓社會可被“看”,問題導向讓“看”不斷深入,因果機制把它們串成解釋之鏈。國家將社會簡化成待解決的社會問題時,暗含了如何“看”的權力。一旦此權力遭受質疑,治理體系將制造出自己的問題,催生新的治理技術,周而復始。本文將諸多技術治理實踐揉入推理過程,并重新詮釋已有研究和理論。

  關 鍵 詞:技術治理;國家視角;治理現代化;技術與權力;???/font>

  作者簡介:彭亞平,華中科技大學社會學院。

  公共管理將成為計算與技術,據此,能在國家內部秩序維持和國家力量增長之間建立一種動態卻穩定、可控的關系。

  ——Foucault,2009:313

  一、引言

  人類的政治實踐史可以視為通過各類技術樹立統治者權威、加強國家能力的歷史。以古代中國為例,大型青銅器的制造、組織技術確立了商王權威(張光直,2017:107-113),編戶齊民讓帝制國家獲得穩定的賦稅和軍事資源(李磊,2019),文書技術改進讓政府內部溝通效率和中央集權同步加強(張榮強,2019;劉杰、黃維慶,2020)。隨著技術進步,特別是信息時代的來臨,更多的技術許諾重塑/新建治理場景、精準識別治理對象、再造政府流程和任務、約束官僚集團,一同印證了渠敬東等(2009)對改革開放以來國家—社會關系的全景式觀察,即技術治理的時代已洶涌而來。

  自十八屆三中全會首次明確“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命題并將之定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以來,①黨和國家的相關探索不斷深入。十九屆四中全會報告重申“建立健全運用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手段進行行政管理的制度規則”,②治理者要懂技術,技術專家要懂治理,③④成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目標之一。目前,學界已就技術愿景、技術應用如何成功(黃曉春,2010)、技術如何調整央地關系(杜月,2017)、如何推動國家能力建設(王紹光,2019)、技術風險(邱澤奇,2018)等議題展開了廣泛討論,組織社會學、技術與組織、國家治理等議題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關注。同時,新技術落地困難(譚海波等,2015)、程序扭曲(王雨磊,2016)、目標偏離(彭亞平,2018)等技術實踐獨有的困境,皆表明有關技術治理的基礎理論研究刻不容緩。然而,技術治理尚未有對應的西方概念或范式,無論“專家治國”(expertocracy)、“微觀管理”(micromanagement)(陳天祥、徐雅倩,2020),還是“治理術”(governmentality),都難以完整地表達其獨特性。雖然信息、行政、權力這三類技術在實踐中相互交織、互為依托,但研究者們往往只關注其中的一類,加上背后預設的社會工程學、政治自由主義、人文主義等諸多立場,技術治理的理論和經驗圖景呈現高度碎片化特征。

  信息、行政、權力這三類技術與其對應的治理思想(如專家治國、微觀管理或數目字管理、治理術)是否有通約之處?更進一步,我們能否將三者整合到一起,為目前紛繁復雜的技術治理研究和實踐提供一個具有操作性的思想框架?為解此難題,本文從??碌姆ㄌm西學院演講中關于技術和治理的討論,以及海德格爾的晚期技術思想出發,追尋它們在希臘思想的共同源頭和匯合之處——治理是照看的技術,照看又暗含控制之術。以之為前提,本文重新編排散布在柏拉圖作品中的相關神話,提出技術治理的基本命題和推論。隨后,本文的理論推導將圍繞“治理技術如何制造社會圖像”“技術秩序如何確立”“技術如何解決社會問題”“技術秩序為何出現合法性危機”“新技術如何出現并落地”等技術治理關鍵議題逐步展開,并試圖提供一種全新的闡釋。

  二、文獻綜述

  什么是技術治理?這個問題依舊存在爭議。同樣是國家對社會的盤算和操作,技術治理是通過國家施加于個體之上的策略、技巧、程序和制度來實現(Foucault,2009:108),還是通過內部運作的“行政科層化”來達到(渠敬東等,2009)?⑤在具體方案上,技術治理是通過新技術來提高治理效能(黃曉春,2010;譚海波等,2015),還是治理手段的技術化(王雨磊,2016)?與此對應,它的使命是讓新技術成功嵌入現有治理體制(黃曉春,2018:29),還是將政府行為納入完善的行政技術體系之中(渠敬東等,2009)?顯然,定義的不同導致研究取向、路徑和結論出現分歧,這種分歧體現在對信息、行政和權力這三種治理技術的研究上。

  第一,信息技術在國家治理實踐中能不能成功?由于治理技術的原理是將社會事實抽象成數據并加以運算,該問題就轉化為對抽象過程和運算能力的詰問。對抽象過程的質疑源自對社會事實不可化約的認識(Scott,1998),而對運算能力的質疑則出于對政府運算能力的不信任(Hayek,1945)。質言之,單一技術難以應對復雜的治理場景,因而技術的規范統一性與事實的全面性存在天然矛盾(呂德文,2019)。然而,對推廣電子政務、智慧城市、人工智能司法、大數據治理等新理念的社會工程師們來說,上述質疑都可隨著技術的更新換代迎刃而解。物聯網、傳感器、社交網絡、移動應用和智能終端是數據生成的技術平臺(胡稅根等,2015),以居民身份證號碼為基礎的金融、工商登記、稅收繳納、社保繳費、交通違章等信息構成的統一平臺描摹出數據化的個人畫像(唐皇鳳、陶建武,2014),政務App/微信/微博、網絡問政、政府數據開放等公共服務平臺為“數據人”提供精準、個性化的服務(鄭磊等,2015;胡稅根等,2017),跨平臺數據的關聯計算為突發性事件、恐怖活動、腐敗、災害、貧困等社會問題的甄別、預判和解決提供保障(張海波,2017)。盡管理論上技術決定論受到大量學術研究質疑,但實踐中的組織變革者、政策專家、工程師依然不斷用腳投票(Paragas & Lin,2016)。雖然與技術相匹配的治理結構需要在科層體制內做出相應的調整(黃曉春,2018:30),但“一把手”效應(譚海波等,2015)、上級強制/同行壓力(趙強,2015)、“民意回應式創新”(譚海波、趙雪嬌,2016)又讓電子政務、智慧城市等治理技術熱潮遲遲無法推進到更深的層面。國家政權建設進程也影響著信息技術的推進,如財政支出的“金財工程”的發展就滯后于稅收汲取的“金稅工程”(肖濱,2009)。另外,不斷擴張的技術體系被認為可能擁有對抗國家與社會的自主性(陳天祥、徐雅倩,2020),而行政與社會規則的更新卻無法跟上技術的進步速度(邱澤奇,2018),技術失控的風險日益增大。

  第二,行政技術的創新會強化科層還是反科層?科層內部的技術治理主要涉及中央地方關系的調整,即如何處理條塊關系。在此,似乎存在兩種相反的行政技術——以目標責任和量化考核來強化行政科層邏輯(渠敬東等,2009),以及以項目制、運動式治理來實施反科層邏輯(史普原,2015;周雪光,2012)。政府、部門責任制雙軌運行,實現上下鏈接和條塊勾連,讓行政目標在層級和部門中逐一分解到人/崗,“條”與“塊”通過責任主體一元化和利益連帶關系的構建被編織成一種制度性聯結。指標體系和量化考核則是目標責任制的具體運作方式,被分解和細化的目標通過定量化指標將人/崗牢系于行政總目標之上,并隨之而動(王漢生、王一鴿,2009)。作為一種行政技術,項目制遵從事本主義原則,將科層內部各要素臨時重新組合,突破了科層體制的條塊運行模式(渠敬東,2012)。遇到突發事件或有特定行政/政治目標時,中央推進的運動式治理能夠擱置臃腫、緩慢的常規科層機制,代之以自上而下、政治動員的方式去調配行政資源,完成特定任務(周雪光,2012)。然而,對行政技術的科層和反科層的二分,并不足以反映復雜的政治和社會世界。雖然遍布各領域、形形色色的領導小組、委員會、工作組、辦公室等臨時組織,以及河長制、駐村干部制、行政包干制、督查制、綜治大聯動等臨時制度安排在人員抽調、任務分配和財政撥付上突破了條塊的限制,為實現行政總目標提供了靈活性和高效率,但它們在實際運行中卻需要更加嚴格的目標責任和量化考核(渠敬東,2012;陳家建,2017)。而反科層的激勵和動員功能可能被科層的數字化考核技術消解(倪星、原超,2014),動員機制被日常工作化(周雪光,2012),運動式治理最終走向常態。在科層常規活動與運動式治理間的拉鋸中,二者對官僚的約束功能被解扣,隨之產生了政策執行的變通及其背后的上下級共謀(劉驥、熊彩,2015;周雪光,2008)。

  第三,國家的權力技術是為了社會控制還是公共服務?面對資源獲取、社會控制的壓力,在土地征用、農業稅征收、計劃生育、流動人口管控等基層實踐中,隨處可見國家權力為實現社會控制所施展的手段。例如,基層干部收公糧時,充分利用“軟硬”辯證法派生出來的諸多權力技術,憑借“地方性知識”和非正式人際網絡,構建“情”與“理”交融的情境,將正式權力的運轉嵌入到本土社會與文化之中(孫立平、郭于華,2000);在農村教育領域中,撤點并校、自上而下抽調教師和學生等治理術,理性調節和配置了人們工作、遷移、定居的模式,引起陪讀、買房等潮流,客觀上推動了城鎮化進程(葉敬忠,2017);從醫生職業的歷史變遷來看,新中國成立后醫療資源被集中起來,原本自由執業的醫生被編入公立醫院,變成了各個單位的雇員,其臨床自主性受到部分限制的同時,也擁有了科層權力帶來的權威,成為稀缺資源的“看門人”(姚澤麟,2015)。同時,有治理對人的行為的引導(conduct),就會有反抗治理的反引導(counter-conduct)(Foucault,2009:201-217)。東南亞山地游民使用游耕、種植木薯、丟失文字歷史等諸多反引導的“藝術”實現“自我蠻夷化”,逃避谷地國家的稅收、徭役、人口控制的治理技術(斯科特,2019)。然而,隨著汲取型國家逐漸向給予型國家轉變(王雨磊,2017),新的治理傾向出現了,即國家對個體的管理從“你不能干什么”“我需要你干什么”的技術,慢慢變成“我能為你做什么”的技術。例如,為管控流動人口,開發出了“以房控人”“以業管人”和“以證管人”的治理技術,并與子女教育、房屋出租、計劃生育、社保、培訓、駕照申請等社會福利掛鉤(韓志明,2017)。由此,現代國家的理性化進程已不止于“可計算的法治系統”和“基于規則的行政管理”(Weber,2001:xxxviii),而更進一步發展為“對一整套現存制度和給定事實的清晰化圖解”(Foucault,2009:286)。以“現存制度”為例,以土地規劃、控制及監督技術為代表的制圖術通過對領土實施可視化來強化現有央地關系(杜月,2017);以“給定事實”為例,現代認證技術讓國家可對治理對象和資源(人與物)的名稱、位置、數量和流動方式一一定義、分類和記錄,并建立規范、設定標準(歐樹軍,2011)。

  不管上述經驗觀察和研究路徑如何復雜,技術治理的考察大致圍繞著兩大經典議題——國家—社會關系和中央—地方關系。技術、國家/政府、社會/個體構成了技術治理研究的三個部分。社會工程師們用新技術改造政府運作方式,實施社會控制或公共服務;中央政府用行政技術調整政府內部關系;國家用權力技術構建出微觀情境規訓個人,用政策的宏觀機制引導人們流動和交往的模式。但是,問題也隨之而來。

  第一,技術治理研究擺脫不了附庸地位。我們往往強調技術的作用、設計初衷以及可能帶來的危害。而技術本身的意義被遺忘了,技術治理成了國家—社會關系和央地關系議題的附庸。因此,原本在實踐中相互糾纏的諸多治理技術被研究者依照各自議題在特定經驗場域中先后提煉出來,分割成權力、信息和行政技術等不同的類型。它們的運行邏輯在理論上難以通約,導致技術治理研究呈現高度碎片化的局面。

  第二,技術和治理是分裂的?,F有研究中,要么技術被當作治理的權力策略,變成形塑權力關系的工具化手段,要么治理被當作技術應用的領域,變成社會工程師的數學應用題。前者讓技術成為權力分析的一個變量,權力關系的每一次生成或強化,臺前都是謀劃、計算、知識、話語等程序在做技術性展布。后者讓技術進步論立于不敗之地,技術在治理實踐中應用不如意是因為技術還不夠發達,或是制度設置存在問題。這種分裂局面同時矮化了技術和治理。

  因此,不消除技術治理研究的附庸地位,不理清技術與治理的關系,現有研究局面難以發生質的改變。本文認為,以上問題的可能解決辦法是用技術來看待國家—社會關系。具體來說,解決第一個問題需要一種整體性技術觀,以囊括信息技術、行政技術和權力技術,而解決第二個問題需要找到一種融合治理和技術的視角。兩項任務同時把我們的視線引向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關于技藝和政治技藝的觀點。在進行這項困難工作之前,可從詞源學中找到一些線索(見表1)。在后文中,凡首次出現或強調技術、治理的特定含義,筆者均在后面以括號的形式注明該含義的詞根/詞源。

  表1 “技術”和“治理”詞源

詞匯 拉丁語 希臘語 印歐詞根  
technique   technē技藝、理論系統 teks-1.編織;2.制作(如用斧子);3.泥屋墻上打柳條籬笆  
art artem實踐技能、技巧   ar-拼接、組合  
govern gubernare引導、統治 kybernan掌舵  

  資料來源:本文涉及的印歐詞根來自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Indo-European Roots Appendix(https://www.ahdictionary.com/word/indoeurop.html)。拉丁/希臘語來自Online Etymology Dictionary(https://www.etymonline.com)。

  技術作為“看”,是制造又限定事物的技術。為了從定義上對智者之技術進行捕捉,愛利亞客人把天底下所有技術(τχνη)⑥分為兩類:把尚未存在,即遮蔽著的(concealing)東西帶到它的存在狀態,使之在場(present),從而制造出它的制作術(表1,teks-2),以及用言語、動作、貨幣、禮物等去控制存在者的控制術(Plato,1997a:239-240)。公開的控制術被設定為爭斗術,隱蔽的控制術則是捕獵術。⑦雖然??挛囱悦髯约簩嗔夹g階段劃分的思想來源,但從懲罰、規訓到新自由主義治理術的進路可與控制術及其子類型一一對應。不管是公開的懲罰,還是隱蔽的規訓和生命政治,權力技術或控制術都用儀式(如砍頭)、制度(如監獄、醫院、軍隊)或準自然規律(如市場規律),與治理對象爭斗或捕獲他們,為其劃定生命的可能性區間。亞里士多德則采用第一個類型,將技術/制作術看作靈魂對世界去蔽(revealing)的算計性方式之一(海德格爾,2016:32-33)。正如建筑術把房子從磚瓦柱石中制造出來,琴師把樂曲從音符中彈奏出來(Aristotle,1995a:1658),技術把被遮蔽、尚未形成的東西呈現為實實在在的某物,是揭開事物面紗的程序(Heidegger,1977:12)???νοει~ν),即用心靈的眼睛去觀看事物(Plato,1997b:366,1997c:1136),是技術如此呈現的前提(海德格爾,2016:25)。對于制作術而言,“使用技術就是觀望/思慮(considering)、謀劃某種既可存在也可不存在的東西如何生成。這種決定權在制造者而非制造物手上”(Aristotle,1995b:1800)。制造者的技術,是有朝向的“看”,它觀察、挑選、組合潛在者,通過程序將之呈現為某物的同時,也刪減了其他所有未被選中的潛在者,完成了復雜性化簡的過程。一棵大樹被建筑師看作并砍削(表1中teks注解2)成廊柱后,它就失去了成為霧中聳立的風景、投入火爐的劈柴、鋪在小溪上的獨木橋、揮毫其上的紙張等所有其他可能性。同理,行政技術一步步制作出特定的央地/條塊關系的同時,它帶來的“制度慣性”也一步步關閉了政府間關系其他形態的可能性。對于控制術而言,治理技術是一種思考方式,將社會變成可理解的圖解(Foucault,2009:286)?!爸卫硭囆g的目標是把國家帶到它應有的狀態,并為此確定規則,使其行為合理化”(Foucault,2008:4)。一項新技術的應用,意味著一套新的社會控制手段或公共服務形式被思考和制作出來。制造者的權力讓事物以特定方式呈現,也由此劃定了其運轉的軌道。由此,愛利亞客人劃分的兩種類型有內在的關聯,可歸為同一種整體技術觀——技術制造事物的同時,也控制了它。這種技術觀可從“看”的角度去分析:通過“看”,技術操作者變為主體,技術對象被制作成圖像(Heidegger,1977:12)。

  政治技藝是治理作為照看的技術。主體和圖像的二分,為政治技藝創造了空間。人們需要跳脫生活本身去細查靈魂的內在肌理,這是照看(care for或look after)和關心(concern)自己的技術(Plato,1997d:97;???,2016a:55)。犬儒主義者認為,每個人都應該成為百眼巨人阿耳戈斯,所有眼睛看向自己的同時,也要承擔起監護(supervision或watch over)其他人的責任(???,2016b:255-256)。除治理自我和他人之外,還有無數其他照看的技術——舵手照看水手、牧人照看羊群、醫生照看病人、神照看世人、治邦者照看城邦……(Plato,1997c:986-988,1997e:308-318)。照看,是不斷發現照看對象的問題并去解決它的過程。醫生會觀察病人的身體狀況并對癥治療;⑧摩西會清點羊群數量,不顧一切去尋找迷失的羊羔(Foucault,2009:128-129);牧人會甄別、剔除病羊,以防止傳染病的蔓延(Plato,1997f:1417)。治理作為照看的技術,是對事物的正確安排,把后者導向合適目的(表1中的gubernare),關心的是人和物的復合體(Foucault,2009:96)。⑨當需要照看的是一個群體時,照看技術到底是關心群體還是個體呢?柏拉圖給出的答案是照看城邦(群體),醫生、農人、面包師、釀酒師、鞋匠本可通過各自技術來相互照看,但當城邦陷入對外戰爭和內部爭斗時,治邦者的技術就負責把人們的關系理順并“編織”(weave)(表1中的teks注解1)起來,分門別類,使其各司其職,讓城邦成為一件緊密的織物(表1中的teks注解3),外抵強敵、內解紛爭(Plato,1997c:1008-1017,1997e:309、321-335)。??驴紦隽硪环N照看方式,即對個體的治理——通過照看每一只羊實現照看復雜和運動中的羊群。牧人帶領每一只羊脫離險境并尋找草場(大致對應基督教的拯救承諾或公共管理國家的經濟增長),牧人晨昏清點數量、保持隊伍行進方向并監察每只羊的情況(牧師職責或社會穩定),并有一系列的知識去隨時醫治它們的疾病(靈魂治愈或社會福利)(Foucault,2009:166-174;???,2016c:328-333)。在公共管理國家(police state),⑩治理技術演變成一套保證和提高個體生活質量的技術,個人的幸福被轉化成國家力量;治理技術維持社會穩定,構成一個通過許諾幸福來讓統治更牢固的循環(Foucault,2009:327)。由此,把人們編織成靜態編織物的紡織技術與對每個人進行動態引導的牧領技術相峙而立,構成政治技藝的景觀。

  治理作為照看的技術,制造出(照看者認定的)被照看者最好狀態的同時,也在對其施加權力。當一個以現代化為使命的國家使用形形色色的治理技術制造出它理想中的社會形態時,技術治理的時代就來臨了。那么,照看社會的技術原理是什么?它在識別并解決社會問題時,又如何塑造了社會的可能性?國家—社會關系如何在技術治理的引導下誕生?遵循著上述問題的指引,筆者構建了一個思想模型,試圖為目前技術治理實踐提供一個整體性解釋框架,并重新詮釋和勾連現有理論。

  文章余下部分的安排如下。首先,筆者用一部重編的希臘神話作為序曲,簡潔而形象地闡明技術治理的運轉原理,并提出命題和推論。其次,筆者構建出技術制造國家—社會關系的思想模型,應用序曲中的命題和推論。行文中會穿插治理實踐和代表性研究,以解釋模型的各個邏輯鏈條或重釋現有理論。最后總結全文并展開討論。

  三、序曲

  (一)神話(11)

  造物主(the God/craftsman)希望萬物完美至善。然而,他放眼望去,一切事物皆橫沖直撞、毫無定規,遂決心將秩序帶入這無序運動之中。一個擁有最完美的理性靈魂,包含一切生命形式的唯一生命體——宇宙,開始被創造。神從混沌中挑選出不可見的材料,將(不)可變/分、同/異兩組相對立的事物樣態(being)依照比例混合,調配成靈魂的構造,又挑選出可見的火和可感的土,以及黏合它們的氣和水,依照比例調配成形狀??梢姷奈锱c不可見的靈魂相結合,一個圓球形的統一體被制造出來。它沒有視覺、聽覺,不需要呼吸和排泄,因為一切所知所感皆在內部,自我作用、自我滿足,朝著球心自我旋轉。接下來日月星辰、諸神凡靈的制造,皆分享宇宙的靈魂。

  在各個世代,萬物繞著軸心正反交替旋轉(revolution),周而復始。起初,造物主及諸守護神照看世人。到了約定之期,造物主松開操縱萬物之舵,宇宙驟然倒轉。新秩序(cosmos)下,宇宙需照看自身。與鳥獸相比,人類一無所有。普羅米修斯盜來技術的智慧和搭配使用的火。技術讓人們有了語言、衣服、住所、熟食等并賴以生存。然而,為了抵御猛獸,人們必須聚居,卻因內部爭斗和群體戰爭而分崩離析。見人類有毀滅之虞,宙斯命赫爾墨斯將治邦術傳達給世人。

  治邦術把人們作為一個共同體來照看,是專屬于治邦者(statesman)之技藝。正如把羊毛編織為長袍可保暖御寒、遮風擋雪,把人們編織為城邦可讓他們和諧有序、抵御強敵。編織技術的要義,是先拆分(separation),再接合(combination)。編織長袍,要預先把糾纏的線頭拆散,把毛梳整齊,然后根據硬度分為經緯線,將它們按適合的比例纏繞在一起。編織城邦,要預先拆散原有社會結構,用教育調節人們的性情,然后將剛烈好戰之人作為經線,審慎柔弱之人作為緯線,把所有人如自由人、奴隸都編繞在一起,使城邦成為一件平滑卻結實的織物。治邦者照看城邦無定規可循,隨時發現問題,隨時對所有相關事務進行事無巨細的統治和指導。

  (二)命題

  1.技術的邏輯,是一個封閉的自我解釋循環

  自我滿足的圓球是神之技術的作品。技術是一個自我維持、自我解釋的裝置。正如社區網格把問題呈報上去,但呈報問題的渠道和方式又是網格機制決定的;信訪局是解決上訪人問題的,但解決的方式又是設定好的。事物要被呈現,必須進入技術設定好的軌道。由此得到推論一:社會要被治理技術呈現,必須進入它設定好的軌道。

  2.技術制造事物的過程,是復雜性化簡的過程

  神造宇宙,一切秩序都是從混沌中摘取的有限元素配置而成,萬物在自我封閉的圓球(即宇宙)之內,混沌則被排除在外。在神離開舵手之位后,斗轉星移,宇宙中的無序逐漸增多,直至要跌入無垠的復雜性之海(Plato,1997e:315)。由此得到推論二:治理技術設定好的化簡軌道會受到社會復雜性的侵蝕。

  3.技術的運轉建立在轉譯的基礎上

  技術智慧是被普羅米修斯盜來的,而治邦術是赫爾墨斯從宙斯處傳達的。技術從神傳遞到人,經過了轉譯。技術把事物從潛在狀態轉譯到實在狀態,治邦術把聚居的人們轉譯成城邦,治理技術把社會轉譯成待解決的社會問題。簡化的秩序替代了復雜性本身,緊密的織物替代了松散的聚居,社會問題替代了社會本身。由此得到推論三:治理技術將社會轉譯成社會問題后,制造出來的是社會圖像而非社會本身。

  四、主題與變奏

  為反駁智者色拉敘馬霍斯宣稱正義是強者之利益的觀點,蘇格拉底提出了治理作為照看技術的邏輯,即任何技術都是治理者對被治者的照看手段,而任何照看都需要對被治者的利益不停地審視、察看(Plato,1997c:986-991)。我們可將此邏輯闡發為:照看技術將被治者的狀態呈現在治理者眼前,進而操作它。

  因此,國家治理的本質是國家變成一種思考方式,將社會變成一整套“清晰化圖解”(schema of intelligibility)(Foucault,2009:286)。由此,看清社會是技術治理的使命。對這個問題的追尋指引著本文對技術治理如何制造國家—社會關系一步步展開論證。

  (一)主題:治理技術如何制造社會圖像?

  照看航行中的船只是舵手的技術。為此,他要管理好水手?!拔覀兎Q呼一個人為舵手(表1,kybernan)的理由,不因他參與航行,而在于他的技術,他對水手的管理”(Plato,1997c:986)。因此,舵手要對水手、貨物、船負責,要考慮目的地及途中的風、浪、礁石,并對以上一切因素建立關系(Foucault,2009:97)。航行時,船、水手和周邊環境的交互作用所形成的航行狀態通過舵手的命令被制作出來。一個浪頭過來,舵手命令水手們一起朝右邊劃水,保持船身平衡。把這個鏡頭定格,則航行呈現出風浪向左、船槳向右、船身筆直向前的特定狀態,此為舵手制作出來的圖像/秩序。放開定格鏡頭,隨著另一個浪頭過來,新的圖像/秩序隨即涌現。在掌舵技術的目光下,空氣運動被簡化成風向、風速,海水運動被簡化成流向、流速,水手運動被簡化成有方向的整齊劃一。唯有如此,航行才得以持續進行。

  隨著天氣、水流、人數、食物淡水儲備、體力和船體狀況的變化,舵手不斷調整策略,一系列掌舵/治理技術出現。舵手不斷觀察航行狀態的變化,不斷用命令制作出新的航行狀態。這一連串的過程正是掌舵技術的運轉原理。每一種治理技術的出現都意味著在該維度上國家和社會形成了特定關系。正如一個鄉鎮干部出于稅收目的向村民收公糧的時候,他們的關系被限定為“收稅人—納稅人”,其行為方式被限定為圍繞著“收稅—納稅”所進行的一系列策略和行為(吳毅,2018:71-84)。村支部書記出于扶貧目的上報貧困戶信息的時候,他與村民之間的關系、交互行為、策略和話語又圍繞著扶貧而進行(王雨磊,2017)。以對人的稱呼為例,圍繞著國家這個中心點,對應同一個人,不同的治理技術可能把他看作公民、納稅人、扶貧對象、黨員、創新者、兵源、病人、思想載體、購房者,等等。

  因此,國家的思維就是一連串的治理技術。在技術目光下,社會變成一連串的制作品,即一幅幅特定的社會圖像(見推論三)。

  (二)變奏一:技術秩序如何確立?

  一連串此起彼伏、變動不居的治理技術讓國家—社會關系變成形態各異的圖像。每個圖像預設了它獨有的對國家—社會關系的定義,各個圖像之間是斷裂的,無法通約。這會帶來兩個后果。

  第一,從靜態來看,“圖像”間不能換算,結構無法形成。多種治理技術制造出來的“圖像”各自構建出不可通約的國家—社會關系。

  第二,從動態來看,“圖像”不能流動,線性時間無法成立。特定情境下形成的治理技術,因情境改變而隨時調整,無規律可言。

  國家雖然通過治理技術把自己與社會分離,但它無法區分各種治理技術的差別,因為產生衡量差別的標準需要更高的秩序出現。更高秩序的目標就是建立靜態結構和動態變化來實現治理技術間的通約,進而將各個社會圖像拼裝起來并使其流動。

  經緯度的發明為航行確立了獨一無二的坐標系統,所有其他影響航行的因素都可以換算到該坐標系上。由此,舵手眼前呈現一片巨大的屏幕,一切影響航行的因素都可以通過呈現到屏幕上而實現相互換算,整個海洋變成一幅圖畫,圍繞著船鋪展開來。航行的笛卡爾坐標系確立了,地圖、指北針、衛星定位系統、海洋地理信息系統、遠洋氣象導航等工具都基于它得以施行。

  當各個社會圖像能夠相互通約時,技術治理作為國家的整體觀看方式才得以誕生。從國家的目光出發,為所有觀察到的社會事物安排秩序,當秩序超越圖像內部建立在圖像與圖像之間時,它們就是可以比較、度量的了。如何得到這種技術秩序呢?笛卡爾(2009:98)建立空間坐標系時給出了維度限定的秘訣——在所有圖像中抽取出共同的維度,其他不可比較或不想比較的維度則全部剔除(見命題2)。類似地,不管各種治理技術的原理有何不同,它們的策略目標以及所施加的影響都會落在某類人群之上。因此,被治理者的生存狀態成為所有治理技術共有的維度。為了讓人們的行為有律可循,經濟學的思維將人的意志簡化成欲望,欲望又被簡化成個體效用/偏好,偏好加總變成社會偏好/福利(Foucault,2008:40-47)。為了讓偏好可以一一對應到人,作為個體的人必須清晰可辨,國民統計技術則將擁有復雜特性的個人簡化成獨有卻標準的姓名、身份編號和戶籍(Scott,1998:64-71)。簡言之,個人的意志被簡化成效用分析,以提供統一的計算方式。個人的情境經歷被簡化成身份信息,以提供統一的計算對象。兩者交織,構成技術治理坐標系的兩軸。在此,個人被定位,社會事實被加總。

  身份信息使得個人無論身處何種社會事實之中都能被國家的目光捕捉到,并換算成標準格式,如作為出生、上學、通信、出行、上班、買房、貸款甚至通緝的基礎信息的身份證號。每個人可被精準識別,如人臉識別技術讓抓捕逃犯的工作從素描、照片辨認和視頻人工比對等肉眼技術,發展到就算他混跡于人聲鼎沸的演唱會現場,只要經過安檢,視頻攝像、智能抓取和自動比對等一系列程序就可以立馬將其鎖定的程度。人群的動態變化可被加總計算,如根據實名制的手機定位系統,可以計算人群集聚和分散規律,算出交通擁堵點和時段,布置救災物資放置點、垃圾回收點,預測突發群體性事件等?;跇藴实纳矸莼A信息,人們的生命經歷被納入動態數據庫,以供隨時抽取。

  效用分析讓人們的社會行為被捕捉,社會事件和組織被統一核算。偏好/效用分析讓個人變成可隨時進行成本收益核算的會計師。各大城市出臺落戶、補貼、住房折扣等人才引進政策以吸引未來的中產階層,后者努力獲得學歷、職稱,就讀名校和緊缺急需專業,取得相應證書以成為符合要求的人才。人才到底落戶到哪個城市,還要考慮薪資水平、房價、結婚和生育成本、教育質量、醫療資源等一系列因素。會計師化的個人在組織和社會事件中穿梭,讓后者也變得可統一核算。一次舉世矚目的公共安全事故、一宗曠日持久的環境侵權訴訟案件、一起隨時可能失控的業主維權運動,人們的復雜訴求可換算成賠償額度或補償款。大學教師為職稱費心,盡力發表論文和申請課題;學生為找工作或升學而費心,盡力考證、實習、提高績點;作為結果,高校提升了影響力和排名,以獲取更多的學位點和經費。成本收益的計算法讓個人、組織和社會事件沿著特定軌道顯現自身,讓國家治理有跡可循,為接下來的操作(宏/微觀政策等)提供支撐。

  動態數據庫提供個人、組織和社會事件的動向,成本收益核算把這些動向導入可控的軌道。在二者編織而成的技術秩序之下,各個治理技術得以相互換算。有房產、“五險一金”或與體制相關的中產階層參與社會運動的概率會顯著降低(Tomba,2014:104)?;谏矸菪畔⒌摹耙苑靠厝恕焙汀耙詥挝豢厝恕钡戎卫砑夹g可通過引導個體選擇來實現社會治理,如對流動人口的管理牽涉到計劃生育、出租房、工商注冊、勞動用工等多項治理技術的相互連通(韓志明,2017)。

  各個社會圖像拼接(表1中的ar-)起來,在坐標系大屏幕上顯現出社會地圖。人們的性質被歸置在年齡、性別、政治面貌、教育程度、戶籍、工作性質等分類學(檔案)中。人們的數量被計量為收入狀況、人流量、人均消費水平、生育率、危險系數、瀏覽轉發數等。社會實體被計量為結婚/房屋產權/組織登記、注冊資本、家庭可支配/主營業務收入、教育/研發投入、離婚/失業率等。社會地圖體現在人口普查、輿情咨詢報告、基尼系數、房價、GDP、政府工作報告等之中。

  至此,通過技術秩序確立的結構,相互通約的治理技術及其作用下的社會圖像組成了一個“國家—技術—社會”關系的連續統?!安辉儆小璶只眼睛,而只有一只作為中心計算機的眼睛,它進行著全范圍的掃視”(德勒茲、加塔利,2010:295)。

  (三)變奏二:技術秩序怎么解決社會問題?

  社會地圖的呈現有賴于以國家為原點、身份信息和效用分析為基準軸的技術治理坐標系。然而,基準軸在形式上必須恒定,但現實中很難保持。身份基礎信息的更新很難跟得上時代變化及其影響下的個體運動軌跡。戶籍信息和身份證上的戶口性質、電話號碼、地址、婚姻狀況等欄目往往要等到人們重新辦理身份證或者遷移戶口時才會更新。在城市定居的人們,只要不遷戶口,可能依然在農村擁有宅基地和集體土地。效用分析也有其前提假定。任何成本和收益函數對變量及其關系的設定都是對當時情境的模擬,而人們的生命歷程會跨越無數個情境。一旦情境變化,目標函數和約束條件隨之改變,原有的成本收益分析再也無法維持。例如,二孩政策全面放開,生育率并沒有出現預期的爆發式增長。高漲的房價、育兒難題、教育成本、對多次產假育齡女性的就業歧視等因素,成為人們生育選擇的新約束條件。2000年以后,無論城市還是農村,中國人普遍不愿多生育子女(侯佳偉等,2014)。人們生育選擇的成本收益分析中,變量及其相互關系早已悄然改變,但受到原有分析基礎上的疊加運算所指導的生育政策、機構和人員,存在著長期的制度慣性。

  基準軸無法恒定又必須恒定的困境,讓因它而生的數據處于“懸浮”狀態。數據運算的合理性在于滿足內部邏輯的自洽(命題1),由身份信息和效用分析確立的過時基礎數據,經過內部邏輯鏈條的多重折射后,可能會離社會事實越來越遠,但它的合法性卻越來越強。比如,扶貧項目收入可以根據歷年數據估計,實現“合理增長”(王雨磊,2016)。在考核社區兩委工作的報告中,年增長率、排名變化、進步空間等指標都可以在不違反統計原則和基本信息的前提下,滿足適當平穩增長、“進步總比退步多”等潛規則(彭亞平,2018)。層級越多,經過治理技術的折射越多,高行政層級對數據的甄別能力越差,上下級共謀所帶來的造假問題就越嚴重(艾云,2011)。然而,正是對社會“問題”的甄別和解決,成為技術秩序能夠持續運轉的抓手。

  經緯坐標系將復雜性簡化的同時,也遮蔽了舵手的眼睛。舵手不會也不想知道行船經過的一片金邊巨云的背后、浸入海水中的船釘、水手體內的維生素含量等與航海無關的因素。然而,一旦積雨云背后風雷隱動、鉚釘銹斷、水手敗血癥出現,并影響到航行時,那些看似無關的因素作為航海生活的面向就會呈現在舵手眼前。航行遇到的問題必須要回到經緯度坐標系確立的航海技術體系中才能得到解決,如根據洋流與風向重新規劃航線以避開風暴眼,根據金屬腐蝕速度和航程估計維修時間,根據航程計算每人所需維生素量。

  同理,網格化治理體系不會知道網格員的職業煩惱、社區某條狗性格暴躁等社會事實,因為它們與該治理模式的運行無關。但當網格員大批辭職、小區寵物傷人頻發時,它們就會呈現在網格化治理體系眼前。翻涌著的復雜性可能隨時出現在地圖之上,使某項數據或指標出現異常,社會問題凸顯。當生育率大幅下降、堵塞點和事故點陡然增加、食品和藥品安全危機頻發時,社會問題使社會地圖出現了變化。社會地圖動態化的第一步,就是把社會問題定性、分類甚至量化,如按照問題嚴峻程度區分為案例(case)、風險(risk)、危險(danger)和危機(crisis)(Foucault,2009:60-62),據此為輿情、經濟、社會等各項數據設定警報裝置。

  當社會被簡化成社會問題后,技術秩序就成為了解決一個又一個問題的存在。解決問題的關鍵是因果機制。拆遷是因為修地鐵,修地鐵是因為城市體量增長導致的交通困難,體量增長是因為農村人口大量遷入,遷入城市是因為農村收入不高……在上述假想的單向和單線因果鏈條中截取一段,如“遷入城市是因為農村收入不高”,對“農村收入不高”可采取的措施包括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推行惠農政策、改善農村教育等。措施的擬定同樣建立在一系列的因果機制之上。無處不在的因果機制,讓一個個社會問題連接起來,并通過改變其中某個問題而讓特定問題得到改變。具體而言,概率推斷為社會問題的出現確立了經驗標準;統計學利用均值、方差監測社會事件的變化,找出社會問題所在;實驗方法構成對問題的解決方式,在控制其他條件后,通過改變作為自變量的社會事件,以期得到因變量的變化。由此,技術治理算無遺策,國家之眼目光如電,實現對全社會的實時觀察和操作。

  不管上述方法如何作用,技術治理的所有程序都是基于化簡原理(見命題2)。社會被國家的技術之眼看成社會的特定狀態,社會狀態被簡化成社會問題,社會問題最終轉化為數據。技術秩序不斷使用笛卡爾所說的維度限定原則,將社會的維度和可能性進行層層壓縮,直至其變為一個面向行動的二元編碼——是否建地鐵,是否貸款,是否拆遷等,即一個帶數據的點。技術秩序可以隨時抽取特定數據,通過社會地圖的變化給出解決問題的計算公式。

  (四)變奏三:技術秩序如何出現合法性危機?

  技術秩序確立“社會提出問題,國家解決問題”的治理模式后,其運行是否就達到了理想狀態呢?如果我們將思路進一步推進,就會發現其中暗藏了合法性危機。社會問題把國家目光引向社會的特定狀態,因果機制通過把社會問題連接起來而實施這種引導,它們讓整個技術秩序得以維持,卻無法改變技術治理的權力本質——國家把握著如何觀察社會的權力。不管社會向技術秩序拋出多少形態各異的問題,不管社會向國家顯露出多少特定的狀態,坐標系設定好的參數都決定了國家以什么角度去看待它們。網格化管理承諾對人、物、事、情、組織等基層社會復雜情境進行全天候、實時化、智能化的管理和服務,其運轉建立在預先設定好的諸多模塊及其參數的基礎之上。因此,在專用手機的網格管理App的規定下,網格員采集信息時須遵循給定的分類標準和數值區間,上報問題、收集社情民意時則要轉譯成給定的話語與格式以對接特定的部門。當問題導向和因果機制進行這種轉譯/折射之時(見命題3),它就為社會的復雜性化簡設定了特有的軌道(見推論一)。

  技術秩序運轉的合法性來自技術的自我解釋循環(見命題1),它定義社會地圖及其變化,社會地圖的變化又反過來指導它如何運轉。解釋問題、解決問題的方式已經預先設計好了:設置一個指標,就預設了好壞;設定一個因果機制,就預設了什么是好的趨勢;問題與問題的連接方式,因果機制的提出方式,都是設定好的。在技術上,社會問題不可能被坐標系預測,所謂的預測只是推測,要么基于過去的概率(頻率算法),要么依靠與其他問題的聯系(貝葉斯算法)推導得出,二者的計算基礎都是預先給定的社會地圖,使之成為循環計算;社會問題甚至不可能被定義,所謂的定義都是坐標系外在給予的化簡軌道,經過了層層轉譯,不是問題本身。國家并不知道問題如何被社會提出,問題的背后是什么,只是通過技術的魔力,將問題按照既有軌道處理成特定形態。算無遺策的國家之眼可以看到社會各個面向,卻戴著有色眼鏡。此時,問題導向原則呈現出張力——問題的解釋者和解決者在于國家,但問題的提出者卻是社會。社會問題的呈現軌道被技術秩序限定,社會卻自顧自地提問題,二者的張力中埋藏了危機。

  行蹤不定、層出不窮又相互交織的社會問題不斷沖擊技術設定的軌道,最終制造出讓技術秩序陷入自相矛盾的新問題。例如,為拉動經濟,復雜多態的群山被地方政府的經濟政策簡化成石頭的結構體,按合同承包給多個企業主做采石場。轉年,城郊旅游土地開發的熱潮到來,同樣為了拉動經濟,政府又將破壞山體和制造噪音、污染的采石場強制關閉(吳毅,2018:178-183)。同樣的治理目標制造出自相矛盾的結果,使得一種新的社會問題出現。技術秩序由于設定了社會問題呈現的軌道,遭到社會復雜性的“報復”,其“報復”方式是不斷提出新的社會問題(見推論二)。不同的是,此時的問題不再是技術秩序觀察社會的結果,而是它自己制造出來的。當技術秩序著手去解決該問題時,矛盾產生了:技術治理的初衷是觀察社會,它是懸置在社會之上的,所有的問題都是社會自己的,技術提供解釋權和解決方案;一旦面臨自己制造出來的問題,而它又不能觀察自己,原有的自我解釋循環就被打破了。此時,技術秩序既有的化簡軌道無法解釋和處理自己制造出來的社會問題,其問題導向原則和因果機制一起失效。

  (五)尾聲:新技術為何出現以及如何落地?

  技術秩序自己制造出社會問題,卻因無法觀察自己失去了解決問題的合法性。國家需要新的治理技術去解決它。失效的因果機制、斷裂的問題之鏈,連同待解決的新問題一起被擱置,并在新治理技術的顯微鏡之下接受觀察和分析。當技術秩序被當作觀察和操作對象時,新技術已經超出坐標系之外,不僅不受它約束,而且反過來去操作它。

  科層體制曾確立過對注意力、任務、人員和資源等行政元素的分配,對部門、層級等行政結構的區分,以及對政策目標、群體的行政過程的安排,現在被新治理技術一次次地打散和重組。例如,為解決單位制的制度局限和財政分權造成的“塊塊主義”和“諸侯經濟”,項目制誕生了(渠敬東,2012);為解決城市衛生、電信詐騙、色情交易、公共安全等久治不愈的社會問題,專項治理、多部門聯合辦案等運動式治理誕生了。針對科層軌道無法處理的社會問題,項目制和運動式治理都跳出現有科層體制,把后者當作操作對象,從科與層中抽調人員、分配資源、重組任務。

  然而,新的治理技術同樣依靠自我解釋循環運轉,同樣受問題導向指引,同樣構建因果機制。同樣,它也會走上舊秩序的老路,在復雜性的沖擊下自行制造出問題,從而失去觀察社會和舊秩序的超然地位。為此,國家又要采用更新的治理技術。例如,“綠色奧運”臨近,沙塵暴成為一個問題,進入國家治理的視野。被界定為“京津沙源地”的S旗實施“搬遷工程”,圍封草場,圈養牲畜,卻因遭遇風沙破壞和牲畜死亡等問題而失??;為此,生態移民工程遷移新址,采用新的畜牧品種和圈養模式,卻因沒有產業依托而得不到牧民積極響應。某乳品集團“企業+奶站+農戶”的產業模式被推廣到S旗,又遭遇圈養草料成本高、干旱讓草料價格進一步推高等問題,得不到收益的牧民搬離移民區(荀麗麗、包智明,2007)。新的治理技術不斷出現,又不斷制造出自己的問題。正如??滤?,公共管理是對原有政策或規定的“不斷政變”(the permanent coup d'tat)(Foucault,2009:339)。在新舊治理技術無數次迭代之后,國家變成一種特殊和不連貫的實在,作為復數形式存在(Foucault,2008:5)。

  一旦技術秩序制造出自己的問題,無法納入問題之鏈的新問題就失去了結構的約束,與原有問題產生沖突。社會問題之間的沖突表現為各自因果機制的沖突,又將各自對癥的治理技術間的沖突拋將出來。每一個意欲解決某個(或某些)社會問題的治理技術都有獨特的因果機制,在落實過程中彼此擠占生存空間。例如,街道說服某社區,承接某項基層服務創新工程,但街道績效評估發現該工程得分不高。此時,街道該怎么做?如果如實計算,那社區配合街道工作、承接任務的積極性就會下降(彭亞平,2018)。有沒有一種方式可以調解治理技術之間的沖突呢?現實中,政策落地時的“變通”隨處可見(劉玉照、田青,2009),基層政府、社會組織、政策受眾等都可能找尋變通之處,既不“違背原則”,又能“恰到好處”。各個治理技術通過某個“后門”聯結時,它們原本獨立、內循環的自我解釋循環也被打破了。

  另外,新的治理技術也要嫁接到原有技術秩序之上才能運行。新治理技術為解決某個特定問題而生,解決該問題又必須用到因果機制,因果機制又要把該問題放入問題之鏈的結構中獲得意義才能解決它。由此,新技術只有嫁接到原來的技術秩序中才能達到其目的,否則會陷入“不接地氣”的“空轉”?!凹夹g治理(新技術)實踐方案受制于現有治理體系的結構特征,只有技術方案內涵的制度邏輯與現有治理體系相吻合,才有可能有效嵌入后者”(黃曉春,2018:34)。不管因運動式治理而成立的委員會、領導小組等特殊機構如何超脫于現有科層體系,其成員的級別、待遇仍然需要遵從科層的位階體系,其經費都將計入政府開支中而受到財政支出的約束,任務也需要其他部門的銜接和配合,治理成效也要進入工作考核體系。盡管新技術剛出現時可能把整個技術秩序都懸置起來,但一到實施階段又不得不依托已有的技術秩序。最終,新的治理技術只能以在問題之鏈中增加或替代一環的方式讓自己融入舊的治理秩序。例如,原先有政治任務或社會運動目的的非常規信訪工作變成了常規的信訪條線機關(馮仕政,2012),運動式治理往往走向常規化(倪星、原超,2014),項目制也有了科層化傾向(史普原,2015)。新的治理技術開始是技術秩序的審查者,結果卻成為它的一部分。

  隨著技術秩序的運轉,新問題以及對癥的新技術不斷出現,周而復始。經歷沖突、嫁接的輪番沖擊后,技術秩序變得越來越復雜。最后,在國家照看社會的過程中,當社會被化簡成社會問題后,復雜性并沒有消失,而是從社會世界轉譯到了技術秩序之中(見命題3)。在技術秩序看來,社會變得越來越簡單清晰,但治理技術之間的協調卻變得越來越難。

  五、結論與討論

  國家治理作為照看的技術,其邏輯是國家只有先觀察社會,了解其狀況,才能改善它。技術治理就是國家系統地“看”社會,但為何會陷入看不清的境地呢?本文的著手點是“距離”——看的預設是產生距離。治理技術讓國家和社會拉開,看得更清楚,也讓觀察有了角度,但由于只看到特定面向,使社會變成了社會圖像。于是,“看”有了權力設定,社會按特定方式顯露。一旦此權力遭受質疑,技術秩序可能會自己制造出問題。原有技術秩序因無法觀察自己而陷入難以處理該問題的麻煩。因此,國家必須不停地設置新技術。但新技術的落地又必須嫁接在原有技術秩序上,新舊技術不斷相互交織,讓技術秩序越來越復雜。換言之,社會的復雜性被轉譯到技術體系之中。國家利用技術來照看社會的同時,也需照看自身。

  本文的技術治理理論與新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治理理論有何關系呢?新自由主義治理理論強調原子化個體的優先性,倡導“強社會—弱國家”,即在國家與社會的二分中偏重后者(李洋,2020)。本文則認為技術是國家與社會的中介,它在區分二者的同時,通過轉譯來聯結彼此,讓三者一同改變(Latour,1994)。因此,“國家—技術—社會”是無法分割、相互糾纏且不斷變化的裝置(assemblages)。馬克思主義則采用歷史、社會階段論的視角觀察國家—社會關系的動態變化,與本文的過程、關系導向有相似之處,因而也反對新自由主義治理理論,并強調超越國家—社會關系二元對立模式(李洋,2020)。與本文不同的是,馬克思的目的論假設將這種超越放在國家消亡的未來治理形態之上(杜玉華,2020)。本文則從治理實踐出發,強調國家和社會在技術的中介下相互糾纏以及技術秩序的動態變化,并未設置演化目的。另外,就理論邏輯的起點而言,馬克思認為國家由社會內生而來,社會是治理的真正立足點,這意味著要由社會的變革推動國家治理的變革(李洋,2020),本文則認為國家治理是建立在國家主動觀察社會并操作后者的基礎上的。

  最后,我們該如何展望技術治理的前景?韓志明(2019)認為人們使用技術治理所期望的化簡復雜社會、替代政治改革、許諾公民參與和合作共贏等諸多愿景皆難以實現。非但如此,由于對多樣性、公共性和回應性的破壞,技術治理甚至有解構現代國家治理基礎之虞(馬衛紅、耿旭,2019)。與之相對,張文喜(2015)認為近年來的技術治理實踐找到了民族國家崛起作為??滤缘膰抑卫砝碛?governmental reason),并形成國家安全、領導人責任、與百姓關系的治理之道,以及諸多技術支撐起來的自主治理術。本文認為,在動態、糾纏的“國家—技術—社會”裝置中,復雜性流轉其間,制造社會問題的同時,也讓整個治理體系運轉并自我維持。為此,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摸索,對央地關系的探尋、對政府創新和社會參與的鼓勵等,都是維持治理體系的力量。技術治理需要利用自由、分權和參與營造的社會空間,又要通過解決社會問題的方式來維持它。這既是技術,也是藝術。

  感謝外審專家的寶貴意見。論文曾在第四屆栗林論壇和第八屆社會理論工作坊上宣讀,接受過鄧燕華、練宏、李朔嚴、楊锃等諸位老師的批評和建議,一并致謝。另外,感謝林浩舟、楊磊、陳頎的意見,特別感謝彭勃教授的意見和鼓勵。文責自負。

  注釋:

 ?、佟吨泄仓醒腙P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2013,人民網(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1115/c1001-23559207.html)。

 ?、凇吨泄仓醒腙P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2019,《人民日報》11月6日。

 ?、酃俜秸Z匯和本文中的“治理”均不同于當前流行的公共治理理論(public governance theory)。后者認為公共事務不是政府專責,要讓社會力量參與進來,這種新自由主義的主張具有民主批判兩面性、國家定位模糊等缺陷(李洋,2020),因而是一個缺乏中國實證基礎的“空洞的能指”(王紹光,2018)。并且,從詞源學來講,“治理”在古希臘語和拉丁語中的原意分別是“掌舵”和“引導”,皆無此引申。對此,后文有專門論述。

 ?、茼殔^分治理/統治(govern)和馬基雅維利式的主權/君權(sovereignty),后者現在被稱為統治(rule),而在古希臘語中治理和統治是不分的。對此,??掠性敿毜目甲C:現今的統治概念強調主權/統治權,公共利益要求人民服從主權,服從法律;治理(government)的公共利益則是把社會“引到”正確的狀態(Foucault,2009:88-99)。統治權的問題得到解決后,才有治理技藝的空間(Foucault,2009:102)。雖然統治權現在依然重要,但已籠上了治理這層面紗,“治理的工具不再是法,而變成形形色色的策略”(Foucault,2009:99)。這一轉變的歷史背景是西方從司法國家(state of justice)向行政國家(administrative state)轉變(Foucault,2009:110)。簡言之,如今流行的統治(rule)和治理(governance)兩分,實則是把權力和技術相分離,統治強調權力,而治理強調技術。本文采納其原意,即治理、統治(govern)不分,權力、技術不分,這并不涉及馬基雅維利式的主權含義。

 ?、蓊愃频?,周雪光(2011)亦將國家治理模式分為兩類,即中央權威與地方權力間的關系,以及國家與民眾間的關系。

 ?、抟话惴g為技藝(craft、skill、art、technique),但在古希臘語中,技術、技藝、技巧、技能是不區分的,而本文采用整體性的技術觀,對技術與技藝的使用也不做區分。

 ?、咧谱餍g、控制(占有)術、爭斗術、捕獵術等詞匯來自《智者》漢譯本(柏拉圖,2012:7-8)。

 ?、喈斀竦膱蠹?、政府術語、論文也經常用醫療術語,如頑疾、對癥下藥、見效快、易復發等來形容流動攤販、污染、腐敗等社會問題,好比一個醫生在給社會和政府開藥方。

 ?、嵬ㄟ^引介18世紀文獻,??轮敝钢卫淼谋举|是“對事物的正確部署”(the right disposition of things),“以引向適當的目的”(Foucault,2009:96)。部署事物(disposition of things),表明治理的對象是人與物(如財富、資源、氣候、邊界等)相互交織的復合體(Foucault,2009:96),這與當下流行的“物轉向”(the material turn)思潮呼應(Lemke,2015)。目前,??峦砥诘摹安渴稹彼枷脒€遠未得到充分挖掘,該視角對技術治理甚至國家治理研究極富啟發意義。

 ?、膺@里的“police state”(état de police)是??聦?7世紀起西方國家理性發展新階段的一個概括。學界對“police”大致有三種譯法:“公共管理”(???,2010:3)、“管治”(???,2011:5)、“治安”(???,2016c:345)。事實上,“police”在18世紀兼有監測轄域內人與物、維持現有秩序、促進國家能力等復雜含義,本意是通過一系列協調人們共存、讓大家生活變得更好的技術來增加國家的力量(Foucault,2009:327),因而“包括政府管理的一切方面”(???,2010:3)?!爸伟病辈荒芎w其原義,“管治”生僻且消極意味濃,因而本文采用“公共管理”這一譯法。

  (11)神話的素材均來自柏拉圖作品,邏輯未做改動,這里只將零散鏈條聯結起來。造物主制造宇宙的神話來自《蒂邁歐篇》(Plato,1997g:1235-1247),其語境是蒂邁歐為蘇格拉底講述宇宙本性和起源。宇宙旋轉的神話和編織城邦的比喻來自《政治家篇》(Plato,1997e:311-358),其語境是愛利亞客人對小蘇格拉底講述神照看人的技藝與治邦者技藝的區別。普羅米修斯盜火與技術以及赫爾墨斯傳達治邦術的神話來自《普羅塔戈拉》(Plato,1997h:755-758),是智者普羅塔戈拉為證明治邦術可教時講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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