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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連德哈爾濱戰“疫”史記及思考
2021年04月12日 09:20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蘇蝶 朱振林 字號
2021年04月12日 09:20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蘇蝶 朱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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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 

  伍連德(1879年3月10日-1960年1月21日),祖籍廣東臺山,英國劍橋大學醫學博士,中國衛生防疫、檢疫事業創始人,中國現代醫學、微生物學、流行病學、醫學教育和醫學史等領域的先驅。伍氏在哈爾濱從事防疫治疫工作前后整二十年,期間他主持了兩次防治鼠疫和兩次防治霍亂等重大疫情的工作,值得我們永遠銘記!伍氏以敢為天下先的創新精神,首次提出了肺鼠疫的觀點,總結了一整套防治鼠疫的方法,發明了伍氏口罩,僅用百余天時間即取得了人類首次在大城市阻擊疫情的勝利!可以說,他真正地做到了“于國于民,是謂醫者;于世于時,是謂仁者?!苯衲昵》旯枮I(東北)抗擊鼠疫取得勝利110周年,作為生活于哈爾濱的后輩理應做些有益的事情以志紀念。故撰寫小文向伍連德博士致以崇高的敬意! 

  新冠肺炎疫情給世界各地帶來不同程度的負面影響,百余年前的抗疫史給予我們智慧和力量,我們堅信像前輩一樣采取“科學+團結+勇毅”的辦法,沒有什么困難戰勝不了! 

  隨著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東鐵路(現今濱洲線、濱綏線、哈大線)的建成,除了“型構”中國東北地區地理格局,促成了人口、經濟、社會等方面劇烈變遷,也“令人意外地”帶來了不速之客——鼠疫(原稱作百斯篤)。鼠疫是由鼠疫桿菌(耶爾森菌)感染引起的烈性傳染病,也是目前中國法定的傳染病中的甲類傳染病中位居首位的傳染病。它主要在嚙齒類動物間流行(術語表述為“自然疫源性傳染病”),鼠、旱獺等為鼠疫耶爾森菌的自然宿主,鼠蚤為主要傳播媒介,也可通過飛沫(呼吸)、接觸傳染。特點為傳染性強,病死率高。在沒有醫療干預的自然情況下,死亡率可以達到30%—100%。1910年—1911年“襲擊”哈爾濱乃至東北地區的,就是這種病死率奇高的鼠疫當中最烈性的肺鼠疫。當時,于全世界而言,它是一種新型的傳染病,世人對它幾乎一無所知。這種情況下,伍連德博士義無反顧地冒著生命危險投入到戰“疫”中去。

  一、伍氏的應對處置措施 

  (一)依據流行病學規律找對病原和病因 

  伍連德博士應命于瘟疫發生之時。他到達哈爾濱后,即根據當地的醫生觀察和日本醫生的實驗,通過到醫院實地考察,依據對疫尸的病理解剖,大膽得出結論:疫情是由“肺鼠疫”引發的。這樣的提法在當時絕對夠大膽,那時人們還沒有“肺鼠疫”的概念。但是當時疫勢猛如虎,控制疫情傳播為當務之急,短時間內還無法確定病原、傳播途徑等。社會各界對伍連德博士所做判斷的接受程度有賴于進一步科學的考察與驗證。疫情甫一過去,1911年7月,伍連德受邀與俄國醫療專家共同組建中俄聯合考察隊,進行以搜集土撥鼠(旱獺)資料為主要內容的疫病調查,尋找病原。他們一同前往滿洲里,并深入人跡罕至的西伯利亞曠野大海尋針——尋找患病的土撥鼠。功夫不負有心人,經過數十天搜索,伍連德等人終于在當地找到了病死的土撥鼠,并發現它的脾臟上有染疫的現象。實錘了部分學者以及當地人的猜想——土撥鼠(旱獺)是傳染鼠疫的動物,而且還會將疫病傳給人類——這種猜測終于得到實驗室檢驗證明。1911年8月,伍連德參加在倫敦召開的國際醫學大會。在會上,他報告了根據調查研究寫成的論文——《蒙古土撥鼠與鼠疫的關系之考察》,[1]并在倫敦當月《柳葉刀》雜志上刊行,可見這一發現的重要程度。隨后,在沈陽又做了關于土撥鼠和鼠疫的實驗,再一次印證了該結論。

  (二)掌握流行病的傳播擴散規律 

  這種肺鼠疫主要是通過飛沫傳播,也就是通過人的呼吸(主要是咳嗽)過程中,噴濺出的分泌物,如唾液、鼻涕、涎水等進行傳播。該傳染病潛伏期為數小時甚至2到3天,在疫區的外地獵手和民工等坐火車回家時,就成為移動的、流動的疫源,咳嗽等形成的飛沫將鼠疫的“火種”沿鐵路迅速傳播開來,使疫區不斷地擴張,短時間內就由滿洲里擴展到哈爾濱乃至東北全境,波及山東、直隸(現河北)和上海等地。又值冬日人員流動探親,人們關門閉窗以御嚴寒(俗稱“貓冬”),在密閉的空間內空氣流通不暢,室內溫度又相對較高,使病菌迅速繁殖,形成一人得疫危害一家的態勢,即現代醫學所指“家庭聚集性”傳染。

  (三)制定相應的可行性應對策略 

  確定了病原和病因,知曉了傳播途徑,余下的就是按圖索驥對癥下藥了。當時采取的具體措施是:嚴格管理滿洲里至哈爾濱的火車,并巡查開放的道路和河流,從地理空間上防范疫病傳播;請求有關方面提供醫療用房,配備更多的醫生和護士;政府和社會各界籌集款項作防疫之用;爭取日、俄鐵路當局支持,做好交通線上的疫情控制;嚴防疫病沿京奉線(北京至奉天〔今沈陽〕)南下,一旦有傳播趨勢,立即設立防疫醫院及隔離營等嚴格加以控制。由于疫情通過飛沫傳播,伍連德開創性地革新了口罩——“伍氏口罩”,有效地加強了個人防護。針對疫尸成為又一傳染源(因為天寒地凍無法深埋),伍連德不得已采取了非常處置——對疫尸進行大規模集體火化。

  肆虐于整個東北地區的鼠疫共造成6萬多人的死亡,其中哈爾濱市就有7000多人死亡。要知道,在當時清朝晚期國力衰微、時局動蕩的情況下,如果不是伍氏采取的一系列有效措施應對得當、處置對路,疫情將會造成更大傷亡。在不到四個月時間就徹底殄滅了這場百年不遇的烈性傳染病的流行,創造了人類戰疫史上的壯舉和奇跡,當時世界為之震驚!后世有學者認為:這次殄滅的鼠疫是人類用科學的方法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殄滅疫情的壯舉,伍連德博士當推首功,他也被譽為“鼠疫斗士”,縱觀人類和鼠疫之間斗爭千百年來,第一次而且至今為止也是唯一一個獲得這個稱呼的人。

  此后,伍氏又主導或參與了1919年哈爾濱霍亂大流行、1920年東北鼠疫大流行、1926年全國霍亂大流行、1932年上?;魜y等傳染性疾病的控制,均取得了卓越的成效。通過哈爾濱歷史上的兩次鼠疫大流行和1919年霍亂大流行國際關鍵數據對比,更可以看出伍氏的功績:哈爾濱發現第一例鼠疫病人是在1910年12月,這也意味著哈爾濱開始流行鼠疫。在第一次鼠疫流行時,哈爾濱有人口7萬,染疫而亡的有7000人,致死率約10%;到1921年初第二次鼠疫流行時哈爾濱已有30萬人,最終染疫而亡的有3125人,致死率約1%。[2]再對照自然情況下的鼠疫致死率為30%—100%(肺鼠疫致死率達100%),這足以說明十年來促進科學進步和加強防疫等措施是卓有成效的,這其中伍連德是功不可沒的。另一組數據,是1919年霍亂大流行結束后,有人對中日蘇三方醫院病人治療效果進行了統計對比:日本在大連的醫院,霍亂病人死亡率為56%;蘇聯在哈爾濱的兩家醫院,霍亂病人死亡率分別為33%和58%;伍連德治下的中方醫院:哈爾濱市霍亂醫院病人死亡率為18%,東北防疫總處的鼠疫醫院,霍亂病人死亡率僅為14%;而在海參崴的蘇聯政府醫院,病人死亡率更是高達67%。根據英國的資料,同一時期在英國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醫院里,霍亂病人的死亡率為21%。[3]這組數據充分說明了,伍連德在哈爾濱建立的防疫抗疫體系不僅僅是對于抗擊鼠疫有效,對霍亂等其他烈性傳染病也卓有成效??梢哉f,當時的哈爾濱防疫抗疫達到了世界的最高水平。

  二、瘟疫背后的“瘟疫” 

  1910年整個中國處于劇變前夜,當時的清政府正處于風雨飄搖之際,統治已經岌岌可危,形同一頭笨重的、任人欺凌的老牛,反應遲緩,沒有一點緊迫感;另一方面,面對疫癘時,初時清政府的地方官員幾無作為。當時哈爾濱雖然是國際城市,清政府在此卻沒有得力的精于外事的官員和長于公共衛生的專業人員,以致于法國領事對防疫毫無興趣,英國領事不相信中國的防疫能力,俄國和日本更是伺機而動,依舊謀求本國獨立負責防疫,要求執掌抗擊鼠疫的指揮權,作為全面吞食東三省的契機。這一次疫病流行的原因,表面看來是細菌造成的瘟疫,實則背后更隱藏著殖民主義者和帝國主義者引發的角力。

  當時的東北,哈爾濱和奉天(今沈陽)是“北滿”“南滿”兩個鐵路樞紐中心城市,不但有較多外國僑民和國際商旅,且中國市政與俄國鐵路附屬地管理重疊,進而相互沖突。加上日本也有聚居區,涉外無小事,尤其是在國力衰微的時候,這時的檢疫權、防疫權更具主權象征意義。疫情發生后,俄國和日本以清政府防疫不力為由,頻頻向清政府施壓,要求共同主管防疫,甚至“沙俄和日本都以保護本國僑民為藉口,企圖獨攬中國的防疫權,有人甚至聲稱中國無人能勝任領導防疫工作?!边@其實遠超出了防疫的問題,已擴展到警務權、行政管理權乃至主權問題,關涉人格和國格等精神層面的問題,不禁讓人想起“東亞病夫”的嘲諷。更有甚者,“俄國和日本政府妄圖利用疾病爆發的借口侵略中國東北,使鼠疫變成一個國際政治問題?!倍叶?、日的蠱惑“成功地”引起了國際上的關注,當時英國的《泰晤士報》、美國的《華爾街日報》等媒體均有報道,引起了列強的擔憂:一旦中國不能有效地控制住鼠疫,就可能在世界范圍內造成大流行,可怖的中世紀黑死病就會卷土重來再現世間。后來,曾經在中國唐山抗擊過(腺)鼠疫的法國醫生邁斯尼介入防疫領導權的“爭奪”,也是這種擔憂和對國人不信任的表現(當然,邁氏“爭奪”防疫領導權“失敗”之后,“賭氣”式地憑藉既有的經驗——按照腺鼠疫進行防治,個人獨自抗疫,以致不幸染疫身歿)。正如同我們感念白求恩救死扶傷的深情厚誼一樣,盡管邁斯尼未能成功,從國際人道主義的角度來說,他是為了控制中國東北的鼠疫流行而殉職的,也值得我們永遠紀念和緬懷。

  伍連德正是深知事關主權國格,知曉“此時的東三省政治局勢復雜險惡,俄國和日本把這里作為自己的‘勢力范圍’,虎視眈眈,伺機謀求侵略特權。同時,在東北居留的俄國和日本僑民眾多,他們之中已發現有人感染上了瘟疫,如果處理不及時得當,很可能造成外交危機”。所以他毫不猶豫地同意赴哈爾濱(東北)去戰疫。如果說鼠疫是天災的話,那么俄國抱有殖民主義目的的局部占領,從而導致政令出于多門、政令不暢、信息孤島等,列強對國人不信任和橫加干涉,造成“軍心”動搖以致于險些釀成朝令夕改的局面,便是“人禍”,是猛于現實的瘟疫(鼠疫)背后的“瘟疫”,給正常的防疫帶來眾多變數和混亂,最終造成“戰機”貽誤和更大的不必要的傷亡。而這些問題,無疑是伍連德解決疫癘路上的絆腳石,拖延了伍氏采取正確措施控制疫癘的時間。歷史給予我們的思考正是在于此,防疫抗疫爭的就是時間,一定要排除一切干擾和“瞎指揮”,用科學和勇毅抗擊疫情。

  三、關于這一歷史事件的深入思考 

  伍連德博士用勇毅和科學在清政府內外交困、列強環視、官民對細菌無所認知、沒有防疫基礎知識的情況下戰勝了鼠疫,可謂創造了科學史和人類文明史上的奇跡,其歷史意義值得借鑒和深思。

  (一)勇毅基于科學 

  當面對疫病時,勇毅固然值得肯定和發揚,但是這一切需以科學為前提、以掌握事物客觀發展規律為要訣,通過觀察和實驗以確定病原和病因,掌握流行?。ㄌ貏e是新型傳染?。┑膫鞑U散規律,據此再選擇適合國情地情的應對處置措施。面對疫病,不能想當然地貿然蠻干,徒有勇氣是不夠的。這次防疫過程中,就有鮮明事例:法國醫生邁斯尼當時是受聘于北洋醫學堂的首席教授,應清政府的號召自愿去哈爾濱抗疫,不想出師未捷身先死,著實可嘆,亦是可敬。他們本是應對過多次瘟疫(包括鼠疫,不過他們之前遇到的是腺鼠疫,而非當時哈爾濱流行的肺鼠疫),正因為他們根據固有經驗應對新的問題,沒有對新出現的問題進行充分調查研究和判斷,必然會付出慘痛的代價。在當時,國際專家因疫亡故引起極大國際反響和社會恐慌:受到清政府邀請的國際知名防疫專家都不能幸免于難,遑論那些普羅大眾了?然而,這些充分說明,在人類與自然界同生的過程中,科學技術也應當是共進的過程,人類對自然界的認識與研究應當更多地基于實踐的發展,技術的創新,而不是固有的知識和已有的經驗。

  (二)勇毅源于愛國 

  前有義和團新敗之余痛未消,保路運動之風潮正炙,這些都拜列強所賜;東北的狀況更是可怖,北有俄羅斯虎視眈眈,側有日本人處心積慮,可謂內憂未除,外患正烈,疫癘又至。伍連德在回憶錄里寫到:“施肇基的估計是:除非中國采取嚴厲的防疫措施,制止疫情蔓延,否則,俄、日將采取行動,并最終演化成為一個外交事件?!闭鞘┱鼗娜バ攀沟盟赜袗蹏?、報國之志的伍連德抱有為國赴死的勇毅,毅然決然地奔赴哈爾濱、東北地區,共赴國難。

  (三)勇毅根于愛民 

  醫者仁心,仁者愛人。面對疫病輕則傷人身體,重則奪去生命,但凡有些許醫德的醫者,每遇疫癘則奮不顧身攜著醫箱勇敢直面。伍連德博士盡管生在英屬馬來亞,但是自幼他就受到良好的中華傳統文化熏陶,具有極強的愛國愛民心念,良好的教育又使之具有更加博大的懸壺濟世的人道主義情懷。所以,聽聞東北地區人民正飽受疫情之苦時,他立即北上投入到戰疫中去。

  天災(疫癘)不可怕,鼠疫桿菌和霍亂弧菌盡管至今還偶現猙獰,興風作浪,但是只要社會安定,政令不出多門,輔以科學措施應對,它們是完全可以戰勝的!時至今日,新冠疫情綿延經年,醫學界仍然不能放松對它的跟蹤研究,伍氏的那一整套應對處置措施,盡管只是被動地防范,但對于降低死亡率來說,仍然是行之有效的。另一方面,審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進入常態化,我們更應該以生態學的角度去看待人類,以生態系統的角度去定位人,人是處于生態網絡之上的一個節點,是眾多生命中會思考和創造的一員,人類如果不去加強現代科學知識、傳染病知識的研究,僅僅只顧謀取眼前的利益,而不顧整體生態網絡的運行,那么將會進一步加劇生態失衡(包括微生態失衡),人類對自然界的利用則會變成自然界反噬人類。

  余論:鼠疫倒逼出來的進步 

  東三省鼠疫防疫,可以說是20世紀科學史乃至人類文明史上的一件大事,在當時造成全球范圍的轟動,其中的科技文化啟蒙意義也極為深遠。凡事都有兩面性,特別是標志性事件,1910—1911年哈爾濱的鼠疫大流行,給國人乃至世人帶來了科技文化觀念上的顛覆:

  第一,中國首次官方準許尸體解剖。為探明病因,伍連德不得不頂著道德壓力,冒著法律風險秘密進行尸體解剖(因為在當時國人的觀念中,解剖尸體無疑是對死者的大不敬,不但面臨著社會道德層面的壓力,從法律層面講,也無法可依)。但是,就這一次的尸體病理解剖無意中開創了歷史——成為中國首例有記載的病理解剖。隨后在伍連德等人的推動下,1913年11月22日,北洋政府公布了關于尸體解剖法規的總統文告,后又頒發了詳細規則,成為中國歷史上首次官方準許尸體解剖的法律性文件,促進了中國醫療事業的進步。

  第二,中國首次官方準許的火葬。由于天寒地凍等原因,當時有很多疫尸被拋至街頭野外,伍連德憑著職業的敏感,憂心這個暴露的“墳場”會變成一個貯藏鼠疫桿菌的“大冰柜”。[4]如果有老鼠或其他動物接觸到這些疫尸,再由動物傳染給城里的人,那么一切防疫措施所帶來積極效應都將化為烏有。他認為,集中火葬是盡快處理掉這些疫尸唯一的辦法。但這種做法無疑是對當時的國人傳統倫理觀念又一顛覆性挑戰。他一方面想方設法贏得當地官員和鄉紳的支持,集體請愿支持火葬,另一方面上書朝廷得到皇帝的旨意,平復民間的反對意見。1911年1月29日,伍連德指揮了中國歷史上前無古人、為消滅疫源而進行的大規模集體火葬,火化疫尸2200具?!斑@次大規模焚燒尸體在全球激起極大反響,被公認為是東三省鼠疫防疫的轉折點”,[5]成為人類戰疫史上的重大事件;同時這是哈爾濱人也是國人應該特別紀念的日子——這一天進行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官方準許的火葬。

  第三,中國首次建立地方性防疫網絡。為了更好地開展防疫工作,伍連德籌劃建立了一個遍及東北三省各地具有醫院實驗室的防疫網絡。在戰亂頻仍的歲月里,經過伍連德等人的不懈努力,繼1912年在哈爾濱建立醫院之后,1912—1928年,屬于這一網絡的防疫醫院陸續建立起來,如濱江(今哈爾濱道外區)、滿洲里、三姓(今依蘭)、大黑河(今黑河)、營口等防疫醫院,這些防疫機構坐落在水路和陸路口岸,對于檢查、控制疫病有著重要的戰略意義。事實證明,這些機構在后來多次疫病流行時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不能不敬佩伍連德作為一個防疫專家對全局有著高瞻遠矚的眼光!

  第四,全民的公共衛生、生活衛生和個人衛生觀念的迅速建立。戰爭推動科學進步,疫癘加速觀念革新。這次鼠疫加速了科學觀念植入人心并迅速轉化為現實行動。首先,清政府從中央到地方,迅速達成了組建衛生防疫組織的共識,成立了中央衛生會,組建了全國性防疫組織以及各地的防疫組織和機構。其次,清政府及各地方當局對制定各種防疫規范日益重視,陸續制定了各級防疫規則、防疫章程等。再次,官民都進一步接受了現代科學知識,突破了傳統觀念逐步接受了解剖、火葬疫尸、滅鼠、消毒、口罩、接種疫苗等各種現代防疫抗疫措施,用現代科學觀念來直面疫情、用現代科學方法和疫病搏斗成為大勢所趨。

  第五,擴展了人類認知,提出了“肺鼠疫”學說。伍連德博士到達哈爾濱之后,綜合一名有心的中國醫生經驗所得(他根據室內一人染病很快即感染全家的現象,判斷這種病是在人與人之間通過飛沫和呼吸傳播的急性肺部炎癥),以及一名日本醫生對數百只老鼠解剖,排除了腺鼠疫的可能等事實?;诜N種事例研判,這一次發生的疫情顯然與以往對鼠疫的認知有明顯不同,故此,伍連德大膽提出,在哈爾濱(傅家甸)流行的鼠疫無需通過動物媒介傳播,而是通過呼吸飛沫傳染,他將此命名為“肺鼠疫”。這樣的判斷后來得到臨床和實驗的驗證。

  第六,還有一項小發明(革新)——“伍氏”口罩。人的生命至上,人的健康至上,是普遍認同的價值觀念,這也一直是哲學研究的中心問題之一。哲學不是人事之外的遐想,而應落到實處,科學技術的發明更是如此。此情此景,這項貌似很平常的發明(革新),實際有大用處,增益醫護防護設備,保護了人的生命健康,實現了最大的“哲學”。當時既然判斷出大概率的發病可能是飛沫傳染,為了防止飛沫傳染,伍連德針對此專門設計了一種看似極其簡單實則充滿科學內涵的雙層紗布囊口罩。當時在哈爾濱乃至東北,如果沒有從一開始就嚴格執行戴口罩這個簡單的要求,死亡的人數還會高得多,成功控制鼠疫的時間也會延長,甚至導致局面失控。正是這個看似簡單,卻非常有效的措施挽救了無數條生命。正因為此,后來世人稱之為“伍氏口罩”以紀念它的發明者。

  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19世紀以來,(微)生物科學和醫療技術的迅猛發展使人們充滿了自信(甚至有些盲目)。隨著疫苗的出現和抗生素的發明等,鼠疫、霍亂、天花、白喉等得到了有效地遏制,制造了人類戰勝了微生物的假象。然而,自進入21世紀以來,各種微生物引發的傳染病此起彼伏,SARS、MERS、禽流感、豬流感、埃博拉、塞卡……直到2020—2021年的新冠病毒引發的全球大流行,又一次為我們敲響了警鐘:微生物與人類的生存競爭將是一場無休無止的“戰爭”,我們必須時刻警惕并建立起有效的全球疫病監測體系和公共衛生預防體系,攜手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

  注釋 

  [1]管成學、趙驥民主編:《鼠疫斗士:伍連德的故事》,長春:吉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2年,第82頁。 

  [2]管成學、趙驥民主編:《鼠疫斗士:伍連德的故事》,長春:吉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2年,第81頁。 

  [3]王哲:《國士無雙伍連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74頁。 

  [4]后來俄羅斯專家果然證明了這一點:在哈爾濱嚴冬的極低的溫度下,肺鼠疫的病菌至少能存活3個月。 

  [5]王哲:《國士無雙伍連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28頁。 

 

  【本文系黑龍江大學學生學理論課題“黑龍江紅色基因探源—挖掘凝聚在‘中東鐵路’上的紅色印記”(202002)的階段性成果】 

  (蘇蝶,黑龍江大學哲學學院碩士研究生;朱振林,黑龍江大學副教授) 

作者簡介

姓名:蘇蝶 朱振林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阮益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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