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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年來西方環境史視域下動物研究的發展動向
2021年04月13日 08:52 來源:《世界歷史》2020年第6期 作者:張博 字號
2021年04月13日 08:52
來源:《世界歷史》2020年第6期 作者:張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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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環境史視域下的動物研究以動物為歷史發展的主角,將人與動物的互動置于緊密聯系、動態發展的生態網絡中進行考察,揭示了動物在人類歷史中的重要作用,使人們以新的視角全面認識人類社會的發展,并深刻體會到人類與動物是休戚相關的生命共同體。通過對近20年《環境史》雜志所刊相關文章以及部分西方環境史著作的梳理分析,可以發現西方環境史視域下的動物研究在時空范圍上不斷擴展,研究對象日益多元化和細化,研究方法和路徑則注重多學科交叉、自然與社會的結合以及動態分析,研究議題也有所拓展和加深,且與現實問題緊密聯系。雖然西方環境史視域下的動物研究仍存在諸多問題,但其仍在一定程度上值得我國相關研究領域學者辯證地分析和借鑒。

  關鍵詞:環境史 動物研究 生命共同體 人類中心主義 生物中心主義

  作者簡介:張博,陜西師范大學西北歷史環境與經濟社會發展研究院博士生?!?/font>

  

  20世紀后半葉以來,隨著“后現代史學”“新文化史”“后人類史學”“超越人類的地理學”(More-than-Human Geographies)等思潮的發展,西方史學界對于傳統的人類中心論等理念進一步反思。學者們關注和研究的重點不再僅局限于人類社會,動物、植物乃至非生物因素亦被其納入分析范圍內。其中,動物以其自主能動性、長期與人類密切互動等特點,成為學界重點關注的對象。由此,史學乃至整個社會科學研究領域出現了“動物轉向”(The Animal Turn)的趨勢。環境史致力于分析“人類與自然關系的演化”,且注重“兩者之間的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而動物作為自然環境要素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就成為環境史研究長期關注的重點對象,部分學者甚至認為“動物研究通常被歸類為環境史”。近20年來,隨著研究視角、方法以及議題的多元化,西方環境史視域下的動物研究取得了較大的發展,相關學者以不同地區人與動物的互動為視角,對于人類社會的發展歷程和重大歷史事件進行了新的解讀與認識,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近年來,我國環境史研究取得了長足的發展。但不可否認的是,我國環境史視域下的動物研究仍相對薄弱,在研究視角、方法與議題上有待進一步的提升與拓展。目前,學界對于國外環境史研究的介紹與總結多集中于宏觀理論領域,對于環境史視域下的動物研究等方面的進展關注較少。鑒于此,本文對環境史視域下動物研究的特點進行總結,以西方環境史學界的權威期刊《環境史》(Environmental History)近20年所刊相關文章以及部分西方環境史學術著作為例,對西方環境史視域下動物研究的時空范圍、主要對象、路徑方法以及研究議題等進行耙梳,探尋其研究發展的動向與路徑,以期對我們今后的研究提供一些思路。

  一、環境史視域下動物研究的特點

  環境史視域下的動物研究將動物作為歷史研究的主角,重視動物在人類歷史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在更加全面地認識人類社會發展的同時,進一步對“人類中心主義”觀念進行反思,這些均與傳統的史學研究明顯不同。此外,環境史視域下的動物研究受生態學、環境倫理學等學科的影響,注重將人與動物的互動置于一個復雜多元的、互相聯系的、動態發展的生態網絡中進行考察。其中不僅有人與動物雙方的互動,還有與之相關其他生物或非生物因素的存在,它們互相連通,影響著彼此,這與側重分析人與動物兩方互動關系的動物史及歷史動物地理(Historical Animal Geographies)有所不同。正因如此,環境史視域下的動物研究往往能充分體現出人與動物以及其他生物和非生物因素間復雜多元的聯系,強調它們同處于一個休戚相關的生命共同體之中。

  (一)以動物為主角與對“人類中心主義”的反思

  環境史視域下的動物研究將動物置于人類歷史發展的主角地位,通過不同生態系統中人與動物的多元互動,來觀察和分析歷史,與傳統史學相比,更重視“生態的影響,以及其他各種生命與環境本身的價值”。休斯在環境史理論的第一個維度中指出:“一項研究除非既考慮人類社會中的變化,又考慮它們與之接觸的自然界中各方面的變化,并將兩方面的變化聯系起來,否則就不能稱為環境史?!币另?Mark Elvin)也認為“環境史不是關于人類個人,而是關于社會和物種,包括我們自己和其他的物種,從他們與周遭世界之關系來看的生和死的故事?!丙溈四釥栆嘀赋?,環境史“將人類歷史置于地球與地球上的生命這一更廣闊的背景之中,認為人類的活動只不過是這一宏大故事的一部分,而主角也并不僅僅只有人類?!币虼?,在環境史研究中,動物是主角,而非邊緣和背景,環境史注重從多元環境下人與動物的互動入手,探究“人類如何改變、理解自然界,以及這些改造又是怎樣影響人類這個物種的領域”,并積極參與到對“人類中心主義”的反思,以及未來人與動物關系發展的思考之中,極大地推動了史學界對于動物在人類社會發展中重要作用的關注。

  這一特點的形成與發展,一方面依托于西方生態學和環境倫理學思想,另一方面也受到西方歷史學新發展的影響。環境史的興起與發展離不開生態學、環境倫理學等領域研究視角、方法和理念的支持,環境史研究亦側重“用生態分析理解人類歷史”,因而環境史研究注重以生態學、環境倫理學的視角看待動物。生態學極為重視生物在生存過程中與其生存環境(包括有機、無機環境)的關系。在復雜廣闊的生態系統中,無論是人還是動物,以及其他生物和非生物因素,彼此關聯且處于動態變化之中。因此,生態學“提出一種新的道德觀:人類是其周圍世界的一部分,既不優越于其他物種,也不能不受大自然的制約”,在“自然界中沒有所謂的‘廢物’”,生態網絡中的每一個成員都有價值。如美國生態學家利奧波德提出的“土地倫理”,要求“把人類在共同體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現的角色,變成這個共同體中的平等的一員和公民。它暗含著對每個成員的尊敬,也包括對這個共同體本身的尊敬”。而在環境倫理學中,“要求人們通過自我約束,把道德擴展到環境中去”,動物等非人類因素的價值、權利以及道德地位均得到承認與肯定。美國學者羅爾斯頓在闡述大自然所承載的14個價值的基礎上,進一步指出:“現在所有有價值的事物并不都是‘為了’人類才產生的;非人類存在物也捍衛它們自己的價值。人需要承認這些在他們之外的價值?!备鼮榧みM者則提出“生物中心主義”,直接與“人類中心主義”對立。

  在史學領域,自啟蒙運動以來,部分史學家已開始加大對動物的關注,揭示其在人類歷史中的重要作用。但動物在歷史研究中真正受到廣泛重視是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后,特別是新動物史以及歷史動物地理等研究的興起。其中,動物史研究“致力于研究動物在人類歷史發展過程中所體現出來的能動性,強調動物的史學主體性,其目標是將動物視為與人類平等的歷史創造者和參與者”。歷史動物地理則側重研究“人類與動物在空間上的關系如何隨時間而變化”。這兩個研究領域近年來的發展對于西方史學界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并進一步推動了史學界對于“人類中心主義”思想的反思,也對環境史視域下的動物研究提供了借鑒。但值得注意的是,環境史視域下的動物研究與動物史和歷史動物地理相比,更注重在多元、動態生態系統中人與動物的互動,這一過程中還包括其他生物或非生物因素,而非僅僅是動物和人雙方的直接互動。

  因此,美國史學家曼寧指出,環境史學家的研究使“我們發現這種分析已經超越了人類的推動力層面,進而體現了人類歷史中無意識的重要性和生物的力量?!眲游锸穼<依锾匚忠舱J為:“環境史的蓬勃發展也有助于引導其他歷史學家對動物的關注?!笨梢?,環境史研究在推動史學界的“動物轉向”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二)生態網絡中的互動與生命共同體

  環境史視域下的動物研究不再僅僅關注動物與人類之間的雙方關系,而是將這種互動關系置于更廣闊的生態系統中進行考察。人與動物被置于特定研究時段與地域內更廣大的生態網絡、社會網絡之中,人、動物和其他諸如地質、水文、植物、微生物等要素之間息息相關,一個要素發生變化,會牽動整個網絡,從而構成一個休戚相關的“生命共同體”。這樣,人與動物之間的關系演變為多元、動態的。

  這種分析路徑主要借鑒生物學、生態學與環境倫理學等領域的研究方法。早在19世紀,生物學家達爾文就指出“自然界里的各種關系絕不會這樣簡單?!弊匀唤绲燃壷邢嗑嗌踹h的植物和動物均可以被復雜的關系網絡連在一起。美國環境史學家唐納德·沃斯特認為:“一旦你真正讀懂了達爾文,你就不可能再將人類事務同森林、昆蟲、土壤線蟲或者細菌等事務割裂開來?!痹诖嘶A上,生態學將相互關聯的網絡擴展至所有生物和非生物因素,特別是生態系統概念的提出,更加強調“生物與生物,生物與環境總是不可分割地相互聯系、相互作用著,它們通過能量、物質、信息相互關聯構成一個整體”。利奧波德的土地倫理強調構建一個人與自然的“生命共同體”,而這個共同體內部的各要素是相互連接的,“在任何經驗中都存在著那種提醒我們是依賴于土壤-植物-動物-人這個食物鏈,以及屬于生物最基本的組織的價值”。美國生態學家巴里·康芒納提出生態學的四個法則,其中第一條便是“每一種事物都與別的事物相關?!薄按蟛糠稚鷳B系統都是那么復雜,以致它們的循環都不是在簡單的圓圈內進行的,而是由許多分支交叉起來形成了一個網絡,或者是內部相互聯系的結構”。環境倫理學的奠基人羅爾斯頓亦指出:“生命的故事是復雜的、多樣化的、出乎意料的,但并不完全是零散的片段。自然選擇的壓力迫使物種在生命共同體中完成一定的功能,適應其小生境,把生命流傳下去,并把這些不同的生命故事匯合成完整的生態系統的故事?!边@一理念突出強調生物與其環境的整體性,重視生態系統中同一物種或不同物種之間的競爭壓力對于生物提升生存能力的重要作用,所以,“動物園和植物園把物種和棲息地隔開”就被視為一種不利于物種長久發展的做法。

  環境史研究充分吸收了上述生物學、生態學、環境倫理學理論,在歷史研究中注重把“物種與生態過程整合為一個整體的地球生態系統”,將人類社會的發展置于廣闊生態網絡中加以分析。休斯指出:“我認為我們要考慮的是生命共同體。在生命共同體中,人類只是諸多物種之一?!笨肆_斯比將豬、馬、牛、羊、驢、鼠等動物和各種病菌置于美洲廣闊的生態系統以及歐洲殖民者和美洲土著的社會系統之中進行考察,動物、植物、微生物與人類社會、自然環境等要素緊密聯系,互相之間形成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復雜關系網。在此基礎上,歐洲對美洲的征服史,乃至整個歐洲擴張史就不僅僅是人類的事,而是人類與動物及其產生的病菌共同的事業,豬、馬等動物以及各種病菌與人類殖民者一并成為這些擴張活動的主角??肆_農亦指出:“不同的人類選擇了不同的與周邊環境相互作用的方式,他們的選擇不僅通過人類的社區,而且還通過更廣大的生態系統,產生了網狀的分叉和聯系?!彼趯χ趁駮r期新英格蘭地區環境變遷的分析中,亦將豬、海貍這些動物融入殖民地廣闊的生態系統和社會系統中,撰寫了一部真正跨越各種人類制度界限的生態史。

  克羅斯比、克羅農的研究理念與方法在史學界的“動物轉向”中影響深遠。諸如美國學者賈雷德·戴蒙德在其名著《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中亦將牲畜及其帶來的病菌置于美洲生態網絡中,再次展現了動物及病菌在美洲征服中的重要作用,同時將動物置于歐洲、美洲不同生態系統中,并對其作用進行了比較分析。這一研究理念近年來依然被環境史學者繼承并發揚,有學者通過對1872-1873年北美城市中馬類疾病傳播與影響的研究,展現了原本發生于馬群中的疾病卻對北美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了巨大打擊。他揭示出大量馬匹的存在使位于北美不同地區的城市有著同質化的生物,以及相似甚至相同的生態特征與疾病傳播網絡。在此基礎上,馬的任何變動都可以通過這些生物、疾病網絡極大地影響北美的人類社會,所謂國界與州界、人類世界與動物界等各種人為的劃分根本無法切斷他們之間的聯系。

  在這種生態理念的影響下,環境史研究中的人與動物的互動嵌在復雜的生態網絡之中,我們的研究視野也會隨之擴大。如同樣是研究牧人與狼的關系,環境史視域下,我們看到的就不僅是狼吃牲畜或人、牧人打狼這樣的關系,草場、土地、牲畜、牧人、狼、同一地域的其他草食動物、各類微生物病菌等因素都會被納入關注范圍之內,從而使我們的認識、分析更加全面。因此,休斯指出:環境史要強調“人類與其他物種及使生命成為可能的那些自然條件之間的相互關系?!泵绹鴮W者馬立博在給中國環境史研究的建議中強調:“我們需要注意復雜的相互關系網絡,這個網絡包括我們如何看待環境和將與我們共同分享地球的動物和其他生命形式帶入我們的敘述中?!?/font>

  二、近20年西方環境史視域下動物研究的時空范圍與對象

  進入21世紀,“動物轉向”依然是人文科學發展的重要特征,其在諸多方面取得了較大的發展。如歷史動物地理研究中,有“議題與方法的多樣化、關注與人類密切接觸的常見動物、關注中小尺度具體空間下的動物這三個研究動向”。環境史中的動物研究在研究對象、議題、方法路徑上也相較之前有了較大的突破,并產出眾多具有影響力的成果。下面筆者將以西方環境史權威期刊《環境史》所刊相關文章,以及相關環境史學術專著為例,對近年來西方環境史動物研究的時空范圍及研究對象進行梳理分析。

  (一)研究時空范圍的拓展

  在研究時間范圍方面,休斯指出“環境史領域考察人類歷史中的每一個時間段,包括史前、古代、中世紀和近現代”,他“特別反對通常的——如果表達不清楚的話——看法,即環境史應專注現代世界。古代和中世紀在環境史中也值得仔細研究。絕大部分人類——環境關系模式以及使之展現的制度或許起源于這些時期,并朝著現代的表現方式演進”。近年來,環境史領域對于動物研究的時間范圍確有向前探索的趨勢。比如,伊懋可對于中國南部人與大象數千年互動的研究;陶德曼對于印度、中國、波斯、希臘等地大象在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與人類互動的研究;又如施瓦茨、胡司德、那普等對于中國上古和中古時期人與祭祀動物、儀式動物和象征性動物互動的探索等。但隨著環境史視域下動物研究時間范圍向古代和中世紀的推進,對學者們也提出了一定的挑戰,最為突出的是文獻問題,特別是早期歷史時期,相關資料和研究較為集中在埃及、希臘、羅馬、阿拉伯世界、中國、印度等具有悠久文明史的國家、地區,如何跨越不同地區古今思想認識的差異,恰當地利用真實度不一的文獻材料,成為學者們不得不面對的難題。如伊懋可的研究中大量詩詞的運用,受到了部分中國學者關于其真實性以及價值判斷的質疑,甚至認為這易“令其不自覺地陷入線性惡化的環境衰退論的陷阱”。雖然近年來西方環境史視域下的動物研究加大了對古代和中世紀的探索,但不得不承認,目前西方環境史對于動物研究的時段仍然多集中于近現代,特別是資本主義擴張時期。西方環境史學界對這一時期的研究,無論是較長時段的整體分析,還是短期的具體事件分析,均較為成熟,且有大批著作產出。因此,對于近現代之前歷史時期人與動物互動的研究仍需進一步的加強與深入,特別是廣大非歐洲國家的早期歷史,而對研究相對較多的中國、日本、印度等地,亦需要關注其內部不同自然和文化環境下,人與動物互動的多樣性,從而形成比較全面的認識。

  在研究空間范圍方面,克羅斯比的《哥倫布大交換: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響和文化沖擊》等一系列著作為環境史的動物研究奠定了基礎。受其影響,一大批關于歐洲、美洲殖民地區人與動物互動的環境史著作先后誕生,這使得西方環境史對于歐洲及美洲殖民地內動物的研究最為成熟,成果也最為豐碩。進入21世紀后,這一特點依然顯著。近年來,西方環境史學界關于歐洲和美洲動物的研究更為細化、多元化。在地域范圍上,不再把歐洲或美洲視為均質的一體,而是注重對同一大洲內部不同生態環境下不同地域的考察,打破了洲際界線、民族國家界線等。以美洲地區為例,關注其內部不同類型區域的研究成果層出不窮,如蒂娜·盧對于加拿大北部荒地馴鹿保護區的研究,施佩希特關注了長角牛廣布的美國西南部,歐文對加拿大海豹分布的沿海地區進行了考察,方丹注意到了美國西部加利福尼亞地區農場及牧場的不同環境。除北美外,廣大南美地區也受到學者們的關注,有學者以拉丁美洲為考察重點,其主編論文集關注范圍囊括墨西哥、巴西、秘魯、多米尼加等不同地域。還有部分學者注意到了歐洲內部生態的多元性,如阿普恩分析了歐洲南部與中部地區環境及動物品種的異質性。此外,環境史學者更加重視對于中觀、微觀環境下人與動物的互動關系,特別是城市、保護區、動物園乃至實驗室等。這使人們認識到,動物與人類無論是在空間上還是時間上始終是相伴而生的,“動物無處不在,世界歷史上從未有過純粹的人類時刻”。

  除歐洲和美洲外,近20年來,西方環境史對于動物研究的地域范圍也擴展到了其他各大洲。如陶德曼對于印度大象的研究,謝健(Jonathan Schlesinger)對于中國東北毛皮動物的研究,貝杜維對于中國東北野生動物、蒙古草原牲畜以及滇西南蚊蟲的研究,瓊斯對于俄國太平洋地區動物的研究,沃克對于日本狼的研究,布姆加德對于馬來地區虎的研究等等。包茂紅在第一屆世界環境史大會后曾指出:“從大的地域范圍來講,極地環境史和奧斯曼帝國環境史可能是環境史研究的最后邊疆。對這兩個地域環境史研究的開展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撰寫真正的世界或全球環境史成為可能?!苯陙?,環境史視域下的動物研究已經開始逐漸涉及這兩個地區。艾倫·米哈伊爾的《奧斯曼埃及的動物》,以家畜、狗和魅力型物種(charismatic species,如大象、獅子和老虎)為主要研究對象,展現了1770-1830年奧斯曼帝國控制下的埃及地區人與動物的互動。阿普恩的關于18世紀歐洲動物流行病的研究中,分析和揭示了奧斯曼帝國的牛大量輸入歐洲后,對歐洲食物結構、生產結構和動物健康帶來的巨大影響。而關于極地地區,如桑德洛斯的研究關注到了人們對加拿大北部動物及其生態的認知與保護,揭示其背后所反映的國家政治以及思想文化主權的擴展。

  隨著國際交流的增加,環境史動物研究已經開始走出傳統的歐洲、美洲研究領域,向更為廣闊的世界其他地區擴展,特別是中國、印度等文明古國。但與此同時,西方環境史視域下的動物研究亦有挑戰。如隨著研究地域范圍的擴大,需要學者們既具備分析和處理多語種文獻的能力,又要對所研究地區的思想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如伊懋可、謝健、貝·杜維等學者對于中國各種動物的研究就立足于此基礎上,取得了較好的成果。即便如此,由于對語言的掌握程度的不同以及思維方式的差異,上述學者的研究仍然存有不足。如伊懋可對于詩詞史料的利用和價值判斷,以及漢地中心觀受到了部分學者的質疑。謝健等人雖然利用了之前長期被忽視的滿蒙文檔案,但在一定程度上有“忽視基本史實的考訂、閱讀文獻不求甚解”的不足。此外,近年來西方環境史視域下的動物研究逐漸注意到了不同地區人與動物互動的差異,以其關于中國的研究為例,如貝·杜維對于中國邊疆地區人與動物互動的研究是基于東北、內蒙古、西南三個不同生態環境的地域進行分析,從而展現了清王朝在不同地域的不同統治策略。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各地環境具有多樣性,東北、內蒙古等地內部亦有多元的環境,如東北的南、北、西部有不同環境和生產方式,內蒙古草原的東、西亦有一定的差距,并非傳統觀念中都具有同質性的。印度、非洲等地亦有此多元環境的特點,如何很好地把握不同地域復雜生態系統中人與動物的互動,同樣是西方環境史學界面臨的挑戰。

  (二)多元的研究對象

  家養畜禽是與人類接觸最為密切、互動最為頻繁的動物,可以說人類生活的許多方面均有它們的參與,因此其是環境史最早也是最為主要的研究對象,阿普恩稱:“長期以來,環境史學家一直要求家養動物在它們講述的故事中背上沉重的擔子?!苯?0年來,家養畜禽在環境史動物研究中依然占據著重要位置,相關研究的深度與廣度均有拓展,下面以馬和豬的相關研究為例進行分析。

  長久以來,馬在環境史視域下的動物研究中占有重要位置,特別是它在殖民地拓展與建設中的重要軍事和交通作用。但近年來,馬匹也成了城市環境史研究所關注的重點,著名城市環境史學家塔爾甚至將馬匹視為理解19世紀以及20世紀城市發展的重要因素。有學者細致分析了1872-1873年橫掃美洲的馬流感對北美諸城市運輸、商貿以及市民生活的巨大影響,不僅證明了“馬在19世紀北美城市功能的中心作用”,更通過對馬流感傳播過程的復原,揭示了19世紀北美城市相似甚至相同的生態特征。還有學者通過對馬在城市交通、商貿中作用的衰落,以及牲畜被清理出城市的過程的分析,揭示工業革命后新技術及新衛生觀念對城市規劃建設的重要影響等。

  豬也是近年環境史所關注的重要牲畜,對其作用的分析不再僅局限于傳統的農業生產、殖民擴張等領域,而是被融入資本主義生產發展、政治運動、民族主義等諸多研究之中。懷特的研究分析了中國豬品種對于推動歐洲豬種改良、生豬生產,以及資本主義肉類生產工業發展的巨大作用,將其視為“早期現代全球化和工業資本主義出現的一個縮影”。薩拉瓦的研究較為獨特,他將豬與民族主義和政治運動相聯系,重點分析了納粹德國時期養豬業的發展與其文化內涵,揭示了養豬業在納粹德國國家共同體和民族主義思想構建中的重要作用。除馬與豬外,牛、犬等家畜的研究也日益深入。這些研究不僅揭示了動物在人類社會發展中的重要性,更能使我們全面認識人類社會的發展,故“與其說是家畜的歷史,不如說是有家畜的人的歷史”。除了畜禽外,近年來學者們對于家養寵物、動物園動物、實驗室動物等的關注也有所增加,開辟了研究人類社會道德倫理、心理情感等方面問題的新視角。

  野生動物亦是環境史研究的主要對象。在有蹄類動物方面,各種類型的野牛、羚羊、鹿等最受關注,它們不僅是荒野中的生靈,更是家畜的競爭者以及人類部分時期的食物來源,與人類社會有著密切的互動。在獸類方面,虎、狼、獅子、灰熊、大象等大型獸類長期受到關注,它們一方面可以直接威脅到人類社會的生命、財產(主要是牲畜)安全;另一方面,部分大型獸類也被視為“魅力型大型動物”,成為宮廷、動物園等場所的重要成員,具有相當的政治文化象征意義,與人類有著多種形式的互動。諸如灰鼠、草原犬鼠、河貍等各種小型嚙齒目獸類也日益受到重視,它們一方面通過破壞草場等行為影響人類生產,另一方面它們身上攜帶的病菌也對人類社會產生了巨大影響。此外,對鳥類、昆蟲、魚類的研究也極為豐富。鳥類多與景觀、文化以及動物保護等議題相關,昆蟲多與疾病以及公共衛生安全等議題相關,魚類多涉及資源利用、主權爭奪等問題。值得注意的是,相關學者對于部分地區已滅絕動物與人類的互動亦有關注,如猛犸象、野牛等,并對其滅絕原因進行分析??傊?,環境史學者關注多元環境下與人類互動較為頻繁的野生動物,更為重要的是,這些野生動物與家養動物不同,它們所處的是更為復雜多樣的野生環境,因而環境史學者對于野生動物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揭示人類社會與自然界的互動與關聯,突破將自然與人類社會割裂對立的傳統認識。

  此外,與動物密切相關的動物園、保護區、動物研究和保護機構等也是環境史動物研究所關注的對象。通過這些場域或機構,人類能夠與動物特別是野生動物有更進一步的接觸和了解,這也能反映出人類社會的變遷及思想的變化。與動物有關的一些知識、理念的形成與變遷也日益受到環境史動物研究者的關注,如“野生動物”概念的變遷、“棲息地”的內涵及變化、評判歷史時期動物數量的標準等問題。這類研究有助于我們更好地反思現有關于動物的知識理念,并對其進一步完善。

  與此同時,相關學者亦面臨新的挑戰,需要學者們掌握更多更深的生物學、地理學、生態學、社會學、文化學等多元學科的理論與方法,也要求學者們能夠對人與動物更為復雜的關系進行分析。如動物機構和動物文化的研究,不僅涉及生態網絡中人與動物的互動,還涉及人類內部的政治、思想、文化等復雜因素,這些均是環境史視域下動物研究想要進一步發展時所要面臨的挑戰。

  三、近20年西方環境史視域下動物研究的方法路徑

  環境史研究注重多元學科方法的結合。休斯指出:“環境史家兼用歷史和科學二者的工具?!逼渲?,環境科學是最為活躍的因素。沃斯特亦提出:“環境史領域的一個中心目標應該是更多地學習環境科學,并將這些知識應用于過去的研究?!币虼?,環境史視域下的動物研究,需要生物、生態、地理等環境科學方法基礎,更需要研究者根據所研究的問題運用考古學、人類學、社會學、經濟學、醫學、藝術學等多元的學科方法。有學者在對1872-1873年北美城市馬流感的研究中,運用地理信息系統對疾病傳播過程進行復原。麥克尼爾對1620-1914年加勒比地區瘧疾和黃熱病,以及阿普恩對于18世紀歐洲動物流行病的分析,分別運用了醫學、獸醫學、衛生學等方面的理論與方法。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也使近年來環境史視域下動物研究的材料極大地拓展,除了傳世文獻、政府檔案材料、私人日記、考古文物外,口述材料、雕塑繪畫、攝影作品等均為這類環境史動物研究的重要材料。如海因茨曼借助19世紀兒童讀物上的叢林動物插圖研究英國民眾對于殖民地的認識。又如伍茲在關于英國畜種在殖民地推廣的研究中,大量運用宣傳手冊等。

  在分析思路和研究路徑方面,西方環境史視域下的動物研究首先注重打破所謂“現代性”中的兩個分界,即拉圖爾(Bruno Latour)提出的自然和社會(人類和非人類)的分界,以及我們和他們(西方人和其他所有人)的分界。其中,自然和社會分界的突破,有助于我們擺脫傳統將自然與社會割裂甚至對立的觀念,更好地將人類社會與自然世界通過生態、社會網絡緊密相連。在這種思想和分析路徑下,動物界與人類社會不再是兩個獨立的世界,而是休戚相關的共同體,學者們往往能夠以獨特的動物視角揭示出人類社會的發展變化。如科斯馬爾通過白人殖民者對犬類的認識和態度的變化,揭示出其對當地印第安人的認知的變化,進而影響到殖民地的建設;在沃克的研究中,日本政府的滅狼行動不僅是一種保護牲畜的行為,更反映出日本在經濟生產、教育乃至思維觀念的現代化轉變;保利則通過對1776-1789年英美等國對黑森蒼蠅(Hessian Fly)入侵的考察,揭示出英美等國在政治、經濟上的博弈。值得注意的是,在這類研究中,動物形象及其行為在人類社會中的文化內涵和歷史意義是連接社會與自然的重要橋梁,環境史學者對于這一因素的發掘和分析也在一定程度上助力打破自然和社會的二元對立。西方人和非西方人界線的打破則有助于環境史視域下動物研究的“去中心化”,使研究者注意到不同地區發展中的聯系,從而使研究結論更為全面、客觀。懷特的研究揭示了中國豬種對于歐洲豬種改良和肉類工業發展的重要推動作用;阿普恩則通過對18世紀歐洲動物流行病傳播的分析,揭示了奧斯曼帝國、中歐地區對于西歐農業革命的肉類食物支持。但值得注意的是,此類研究仍相對較集中于歐洲動物的輸出及影響,對于其他地區動物輸出及影響的關注仍顯不足。

  “一個生態系統幾乎總是處在運動變化之中,而其變化過程常常是很復雜的”,人類社會亦是波動發展的,這使西方環境史視域下人與動物互動的研究,并不是靜態的分析,而是動態的考察。他們多將人與動物與自然、社會的變化緊密聯系,進行較為長期的觀察,從而形成完整且動態的研究。施佩希特重點分析了19至20世紀民眾對于得克薩斯長角牛認知的變化,從早期被引進的特殊畜種,到戰爭時期的重要肉類來源,再到戰后被視為得克薩斯傳統文化象征三種形象的變遷,即由興起、衰落和重生的歷程,揭示了長角牛對美國農業系統發展的巨大影響,展現了生物在歷史發展中的重要地位。海因茨曼關注19世紀末英國讀物中有關叢林動物插圖的變化,通過對這些插圖類型由猛獸暴行到關押猛獸,再到童話般的動物共樂的變化,揭示英國對于殖民地認識和建設理念,從最初的暴力征服與管理,逐漸到試圖將殖民地“重新塑造成英國文化中快樂的成員”的變化過程。米勒通過分析日本在現代化起步、二戰、戰后重建三個時期,東京帝國動物園內人對動物態度的變化,以及動物園建設理念的變化,追溯和揭示了日本“生態現代性”(Ecological Modernity)的發展,以及日本社會思想觀念的變遷??梢园l現,在這類研究中,環境史視域下的動物研究并未將動物在人類社會中的作用或動物的文化內涵,以及人與動物的互動模式視為靜態的,而是注重在不同社會歷史背景下對其進行動態考察。

  四、近20年西方環境史視域下動物研究的主要議題

  近20年來,隨著研究方法和研究材料的多元化,環境史動物研究在傳統議題上有更深入的推進,同時也參與到了眾多新議題的討論之中。

  (一)殖民地的開拓與建設

  在克羅斯比的影響下,近20年來環境史視域下動物研究對于殖民地開拓建設問題的研究繼續加深。伍茲通過對英國畜種在廣大殖民地的傳播與擴展的分析,描繪了一個由綿羊、牛等連接起來的牲畜網絡,揭示了這些牲畜在英國殖民統治鞏固中的中心作用,并生動展示了“非人類因素是如何將殖民地邊緣與帝國中心聯系在一起的”。費舍爾著重分析了牛在改變殖民地生態環境、土地利用方式、社會生產方式中的巨大作用,揭示了動物在推動資本主義擴張中的重要意義。此外,安德森對于輸入美洲家畜的研究,斯莫利對于北美海貍、狼、鹿等野生動物的研究等等,也揭示了動物在歐洲殖民擴張中的重要作用。但是,歐洲的生產生活方式并不是在每個殖民地都受推崇,如博伊斯(James Boyce)的研究指出在19世紀塔斯馬尼亞特殊環境的影響下,當地民眾(土著及歐洲罪犯)并未建立歐洲大陸那樣的工業和農業生產,而是選擇了利益相對更大的半游牧半狩獵生產,在這一過程中,“狗對英國人和土著人的生活方式的迅速改變起著核心作用”??傊?,近年來這一經典議題的研究涉及的地域更為多元,而且關注到了不同殖民地之間的異質性;此外,涉及的動物物種也有所增多。更為重要的是,越來越多的研究成果證明歐洲模式并未在所有殖民地奏效,這使我們對于歐洲殖民地擴張與建設的認知更為全面。

  (二)資本主義現代化的發展與擴張

  資本主義現代化的發展與擴張是研究世界歷史的重要議題,近年來環境史視域下的動物研究也深入參與到這一議題的研究與討論之中。一方面,有學者集中研究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的現代建設發展。如懷特的研究揭示在中國生豬種輸入、國內和世界市場發展以及生產方式進步的影響下,歐洲生豬品種、養殖和加工方式的巨大轉變,進而形成了肉類工業生產模式,使豬成為“國家和國際工業商品”,對歐洲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茽柭难芯繕O為獨到,他將工業紀律和管理問題與野生動物的訓練聯系起來,通過分析美國著名馬戲大師亞當斯使用傳統“家庭制造系統”管理理念馴養灰熊的失敗經歷,揭示了在工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沖擊下,具有父權制勞動傳統的“家庭制造系統”的管理理念走向沒落的現實。另一方面,部分學者關注了資本主義生產和思想在亞、非、美洲廣大地區的擴張,以及上述各地的現代化建設歷程。如沃克通過明治時期北海道的滅狼行動,揭示了日本在生產、教育以及思想上的現代化進程。布姆加德的研究中亦分析了馬來世界近代滅虎運動背后西方現代化生產方式和思想觀念的傳播等。值得注意的是,隨著后現代史學的發展,環境史學者對于所謂現代化問題進行了較為深入的反思,認識到了其中的問題和弊端,并且開始對不同國家和地區適合自己發展的獨特道路進行更多的關注與發掘,如上文中提到的博伊斯對于塔斯馬尼亞地區半牧半獵生產的研究,以及斯卡伯倫以人與狗關系的變化為視角對日本帝國主義發展道路的研究等。

  (三)疾病與公共衛生

  長期以來,動物除了為人類提供各種資源外,也帶來了諸多疾病,對人類社會發展產生巨大影響。因此,由動物傳播的疾病的巨大影響,以及人類為應對其所做的各種努力,成為環境史視域下動物研究的熱點。麥克尼爾的研究分析了由蚊蟲傳播的黃熱病和瘧疾對“大加勒比”地區(Greater Caribbean)政治博弈和革命運動的巨大影響,揭示了地緣政治和生態之間的相互作用,以及由社會和自然共同進化所構成的人類歷史。道恩·比勒(Dawn Biehler)的研究關注了由老鼠、鹿等野生動物傳播至人類的各種人畜共患病,探尋“健康如何連接人和動物的身體”,并對這些疾病傳播和防治過程中所蘊含的政治政策、管理困境、社會不公平等問題進行反思。貝·杜維重點分析了清代中國滇西南地區蚊蟲傳播的瘧疾等對政府權力伸入的抑制,以及土著民族自主權增強的重要影響。

  面對動物傳播的疾病,人類采取了相關措施,這種人與動物的“攻守戰”亦受到學者們的關注。戈登·帕特森關注了1900-1970年美國民眾與蚊子的斗爭史。為了消滅傳播瘧疾、登革熱、黃熱病等疾病的蚊子,美國民眾數十年來采取了包括繁殖地破壞、生物防治以及化學藥劑等多種方式,但這些措施,特別是殺蟲劑的使用都對生態環境產生了巨大影響。牲畜曾是歐洲城市交通、商貿等活動的重要支撐,它們的棚圈及排泄物大量存在于城市,但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以及現代公共衛生制度的完善,牲畜及其棚廄作為健康隱患,被大量從城內遷出,城市的結構也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如相關學者分別以倫敦、愛丁堡和巴黎為研究對象,對上述現代衛生體系建立下城市與牲畜的互動進行探析。

  “人類疾病源自動物之一問題是構成人類歷史最廣泛模式的潛在原因,也是構成今天人類健康的某些最重要問題的潛在原因”。近年來,諸如嚴重急性呼吸綜合征(SARS)、埃博拉病毒等大規模傳染性疾病亦均由動物傳播而來,給人類社會帶來巨大挑戰。由此可見,環境史視域下動物研究中關于疾病與公共衛生的議題將會長期持續下去。我們也期待更多關于歷史時期防治動物傳播疾病的相關研究,為我們今天的相關防治工作提供借鑒。

  (四)動物保護

  西方環境史視域下的動物研究除揭示動物在人類社會發展中的重要性外,更關注對動物多樣性保護的經驗總結。近年來,相關學者一方面重視對歷史時期動物保護意識及各類動物保護運動發展歷程的研究與反思。內斯海姆分析了20世紀上半葉美國野牛保護過程中生物保護與經濟利用之間的關系,指出:“動物保護的環境因素和經濟因素并非對立的,二者密不可分”,提示我們打破生物保護與經濟利用二元對立的觀念,要對這兩種因素綜合考慮。阿拉貢研究了灰熊滅絕后加州的野生動物保護政策,反思了長期以來被奉行的棲息地保護模式,指出傳統單純的棲息地保護模式不僅沒有實現預期的保護目標,反而導致了科學和政策、野生動物科學界和政府管理界的分裂,反而不利于保護工作,因此他呼吁在重視保護區建設的同時,探索更多更新的保護模式。桑德洛斯通過對20世紀加拿大對北部野生動物保護的理念及歷程的分析指出,加拿大政府對北方地區包括動物在內的生態環境的認知在一定程度上是想象出來的,它對北方地區野生動物及生態的保護更多地展現了其政治和文化思想的主權擴展,而這些原本不屬于當地的南方思想文化被強加給北方土著民身上。

  一些學者對動物保護和研究機構也有關注,借此反映人類對于動物保護意識和水平的提升。如威爾遜研究了美國魚類及野生動物管理局;迪安·史密斯探討了史密森學會(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和黃石國家公園等等。這類研究對于舊有保護理念、保護模式等也有了新的反思,為今后更好地開展動物保護工作提供了理論支持。除上述議題外,諸如人與自然、民族主義的興起、動物福利、道德與倫理等均為近年環境史視域下動物研究所關注的重要議題。

  綜上所述,近20年來環境史視域下動物研究的議題在原有基礎之上逐漸擴展,在相關問題的研究上有兩個較為明顯的趨勢。一是學者們對于歐洲和美國之外地區的研究逐漸增多,中國、日本、印度、拉丁美洲、非洲等地成為研究熱點,為構筑全球環境史做出了貢獻;與此同時,學者們對于同一國家或地區環境多樣性的認識也逐漸加深。比如在傳統歐洲區域的研究上,部分研究不再簡單將歐洲視為均質的一體,西歐中心觀受到挑戰,學者們加大了對中歐、東歐地區的研究。在對北美的相關研究中,除長期受關注的美國西部地區外,近年來美國南部、加拿大北部等地也備受學者們關注;在對中國的研究中,學者們逐漸擺脫中原中心論,開始對東北、內蒙古、西南等地進行更為多元的研究等等。二是研究深度增加,不僅局限于環境問題,更多的是用環境史的視角分析政治、經濟、文化等多元問題。在部分傳統問題的研究上亦有新的突破,如對廣大殖民地的研究中,部分學者不再僅將視角停留在歐洲物種或殖民者對于當地的影響上,相對加大了對殖民地地方知識,以及其自身發展模式的研究。又如學者們在重視野生環境中人與動物互動關系的同時,加大了對諸如城市、實驗室等人工環境中人與動物的互動的關注。正因有了對多元議題的研究,使動物成為環境史研究中的重要視角,極大地推動了環境史的研究,也使人們在充分認識歷史時期人與動物在不同環境下互動的同時,進一步深思人與自然、人與動物的關系,為當今所面臨的生物多樣性問題提供歷史借鑒。

  值得注意的是,近20年來西方環境史視域下的動物研究雖然有了較大的發展,但仍存在諸多不足。首先,在諸如殖民擴張等問題的研究上,存在過度將原因歸結于動物、植物、病菌等生物因素的現象。高國榮曾指出:“如果將歐洲征服美洲歸因于生物擴張的話,那么,歐洲殖民者的罪愆就會被急劇減輕,而土著面對苦難只能是自怨自艾了?!币虼?,在借鑒相關分析理論和方法時需要我們保持審慎的態度。此外,在相關問題的分析上,部分學者有“生物中心主義”思維,我們反對人類中心論,但過于極端的“生物中心主義”也是不正確的,需要我們在分析中保持清醒。其次,盡管近年來相關學者加大了對非歐洲國家的研究,也注意到了這些國家或地區內部環境的多樣性,但舊的“歐洲中心主義”仍有殘存,部分研究中依然用所謂的現代化價值觀念進行分析,對于非歐洲地區民眾有關動物的傳統認識、地方知識的評價存在偏頗;對中國、印度等國家和地區多元生態、文化環境的認識與分析仍然相對不足,往往容易忽略一地內部環境多元性,以及在此基礎上同種動物習性的多樣性等??傊?,在借鑒西方環境史視域下動物研究理論方法的同時,我們要辯證地分析和借鑒。 

  結論

  環境史視域下動物研究的特點在于,它以動物作為歷史研究的主角之一,將人與動物的互動置入復雜、動態的生態網絡之中進行考察,從而使人們關注到人類歷史發展中常被忽略的生物因素及其所依賴的生態系統的重要作用。因此,相關研究往往能夠得出與傳統史學研究不同的新解。如克羅斯比等提出的“生物旅行箱理論”,對歐洲殖民擴張進行了新的解讀,在史學界產生了重要影響。伊格爾斯等人指出:“如果忽視環境和生態的作用,那么全球史也就難以成形了?!毙菟固岢觯骸靶碌氖澜缡肪幾氡仨毎焉鷳B演變作為重要主題?!杯h境史視域下的動物研究有助于推動這種融入生態因素的新的世界史的書寫。此外,以生態網絡中人與動物的互動為視角,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突破在傳統中所重視的行政區劃、文化分區等各種界線。更為重要的是,環境史視域下的動物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人們對于傳統“人類中心論”、“歐洲中心論”等觀念的反思,使人們深刻認識到包括動物在內的各種生物、非生物因素的重要性,推動“生命共同體”意識的普及。

  近20年來西方環境史視域下的動物研究取得了較大的發展。在研究的時間范圍上,以近現代為中心,開始向中古乃至上古進行探索;在研究的地域范圍上,雖仍以歐美地區為主,但部分學者也逐漸加大對亞洲、非洲等廣大地域的關注。與此同時,諸如城市、動物園、實驗室等中、微觀尺度的地域亦受到關注。在研究對象上則呈現多元和細化趨勢,對家養動物和野生動物的探討逐漸增多,對動物園、動物保護和研究機構,以及有關動物的相關概念等也有了較大的關注,從而使研究視角更為多元化。而在研究方法和路徑上,相關學者以歷史學和環境科學為基礎,根據不同研究對象選用多學科結合的方法,并在研究的過程中堅持自然與社會相結合進行動態研究。在研究議題上,殖民地的開拓與建設、資本主義發展與現代化建設、疾病與公共衛生、動物保護等多元議題受到關注,且與現實問題緊密結合。

  然而,也有一些問題值得注意。比如,近20年來西方環境史視域下的動物研究時間仍局限于近現代,研究地域集中于歐美,對其他學科方法運用得不到位,對部分問題的過度解釋,“西方中心主義”殘留,極端“生物中心主義”思想等,特別是在對于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研究上,由于語言文字、文化歷史以及思維觀念的不同,致使相關研究往往較為片面,對具有復雜環境和多元文化的國家的認知也較為單一和均質。

  “我國的動物界組成豐富、特產種類多、區系及生態的地理變化明顯”,浩如煙海的歷史文獻中對于人與動物互動的記載亦豐富多元,歷史動物地理、農業史對于野生動物、家禽家畜的研究也有大量佳作產出,這使得我國環境史視域下的動物研究具有得天獨厚的條件。但質言之,在目前中國環境史的研究中,相較于水利、能源、農業等熱點視角,環境史視域下的動物研究相對較弱,處于冷門地位。造成這一問題的癥結不在于材料,而在于我們未能用不同環境下人與動物的互動關系去解讀歷史。如農業史關于家禽家畜的研究側重于制度和經濟,本質上仍是以人為主角的;歷史動物地理關于動物的研究側重于分布變遷規律,對于動物與人互動的關注相對較少。

  今后,我國環境史視域下的動物研究應在立足于自身優勢(如史料、對多元環境的熟悉等)的基礎上,辯證地借鑒西方相關研究視角與方法的長處,推動相關研究發展。我們可在兩個方向推進,一是借助農史領域對家禽家畜的研究成果,轉變傳統以人為中心的政治、經濟視角,融入更多生態因素,對不同環境下人與畜禽的互動為考察對象,著重分析畜禽對于各地環境、社會及歷史發展的影響;二是借助歷史動物地理對于野生動物的研究成果,在把握動物分布變遷規律的基礎上,加大對各種環境下人與野生動物互動的關注,注重分析野生動物對于人類社會的重要影響等。事實上,近年來已經有不少學者開始轉變傳統視角,在環境史視域下的動物研究方面進行有益的探索??傊?,我們要在堅持本身優勢的同時,對西方環境史視域下動物研究的長處進行辯證的借鑒,從而進一步提升我國環境史視域下的動物研究水平,使人們能夠認識到動物等生物因素以及其賴以生存的生態系統對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重要作用,為我國乃至世界生態文明建設提供歷史借鑒。

  注釋從略。

作者簡介

姓名:張博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崔蕊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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