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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中古史研究:從中國走向世界
2021年04月15日 09:04 來源:《歷史研究》2020年第4期 作者:陳懷宇 字號
2021年04月15日 09:04
來源:《歷史研究》2020年第4期 作者:陳懷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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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簡介】陳懷宇,河南大學特聘教授。

 

  從世界范圍來看,當今中國的中國中古史①研究無論是學者規模還是研究水平,都首屈一指,已經成為中國歷史學的一張耀眼名片。如果從學術貢獻的角度看,中國中古史研究的發展與進步可以從三個層次進行把握:一是對中國中古史本身的貢獻;二是對中國史的貢獻,即中國中古史研究如何啟發中國古代史和近現代史研究;三是對世界史乃至歷史學的貢獻。筆者認為,就目前中國中古史研究的整體情況而言,如要在上述三個層次上作出持續的、更大的貢獻,打破時段、國別以及專業區隔,尤其是促進世界史和中國史融合發展,是值得探索的方向和道路。②

  首先,從引領世界學術潮流的角度來說,需要中國的中國中古史學者作出兩方面努力:一是盡可能了解和掌握多種外語,既有利于及時掌握國際中國中古史研究的最新成果、思想資源及前沿動態,也有助于向國際學界展示國內中古史研究的成績和風采;二是在研究和撰寫中使用更為嚴格的技術詞匯,與世界史及其他學科全面而系統地對話和討論。

  其次,中國中古史研究早已不限于漢文的運用,無論是一手史料還是二手文獻,都需要研究者盡可能多地掌握幾種非漢語言,才便于更加深刻地理解和把握整體領域。以唐史而言,唐朝是一個多語言(multi-lingual)、多族群(multi-ethnic)、多宗教(multi-religious)的世界性(cosmopolitan)大國,史料語言包括漢文、粟特文、藏文、突厥回鶻文、帕拉維文、波斯文、敘利亞文等,如一些中原地區出土的胡人墓志即刻有胡漢雙語。③

  再次,中國史研究可以從歐美、日本等海外史學研究獲得借鑒。日本和歐美的中國中古史研究,主要借助于歐美史學研究與社會科學研究的思想資源,其提出的問題和研究方法常常得到這些思想資源的支撐。世界史研究一方面可為中國中古史研究提供思想資源,極大地推動中國中古史走向世界;另一方面,中國中古史研究亦可為世界史研究提供議題、方法、史料等方面的啟發,從而實現有益互動,融合發展。

  由此,本文擬從時間、空間、范式三方面闡述中國中古史研究從中國走向世界之新方向與新思路,即超越朝代斷限,超越國別藩籬,超越陳寅恪模式。在具體實踐中,時間、空間、范式又是相互聯系、密不可分的。

  一、超越斷代史

  當代歷史學界早已意識到打破斷代史藩籬的重要性,但也對由此可能引起某些議題失焦和隱沒表達了擔憂。比如臺灣地區宋史學者劉靜貞就指出,“朝代史之斷代原是以政權的得與失為其基本考量,歷史敘述與研究自然不可能舍棄政治史這條主軸。問題是,在歷史發展與歷史記述之間,其相應或扭曲的關系,如何在研究中得以分明?又當如何把握政治史的角度,關注朝代特色而不自限于朝代?”④

  的確,以傳統政治史為中心的斷代史主要關心朝代更迭,不過朝代更迭未必會對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發展演變產生根本性影響。制度、科技、文化實踐具有歷史延續性,這在唐宋之間尤其明顯,如科舉制、樞密使制度、宣徽使制度,大運河開發與利用,印刷術對思想、學術以及宗教民俗之影響等。傳統政治史偏重研究政治事件、政治人物,必然受到朝代的限制;而制度與文化則有連續性,即便在某一朝代滅亡之后,仍可能長期存在并演變成新制度與新文化。此外,對政治事件、人物的敘述和評價也會在后代發生變化,以適應時代的政治需要。

  以時間段而言,國內中古史學者的研究主要圍繞朝代展開。學者在專業上的自我定位并非“中古史學者”,而大多依據朝代進行定位,比如“魏晉南北朝史學者”、“隋唐史學者”、“宋史學者”等。這主要受三方面因素影響:一是中國的學術傳統,如作為“正史”的二十四史,除《史記》外,大多系斷代史;二是學者自身學術興趣的內在要求,如部分學者主張專注于某一朝代,以便窮盡史料,從而全面深入地理解和認識這一朝代;三是專業設置的影響,按朝代的分野招收和培養研究生,仍是目前國內高校歷史學專業比較主流的方式。

  中國中古史研究傳統與陳寅恪奠定的現代唐史研究模式密切相關,筆者將在第三部分“超越陳寅恪”中進行專門討論。這里先就斷代史的局限略談數語。雖然陳寅恪中年時期專注唐史,但他在南北朝文化史和明清史領域均有開創性貢獻。不過,陳氏的局限在于,他仍著眼于斷代史議題的考察,而未能打破朝代區隔,實現真正的貫通。這與內藤湖南形成鮮明對比。內藤著眼于中古時期長時段的政治、經濟、社會、思想、文化,因而提出“唐宋變革論”,對中古史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⑤

  事實上,斷代史研究的發達與現代學術分工越發細化之趨勢密切相關。20世紀五六十年代,歐美中國史學界的斷代史研究亦相當普遍。蒲立本早年從事唐史研究,而杜希德(Denis C.Twitchett)一生專注唐史,并培養出很多專攻唐史的國際學者。⑥20世紀七八十年代,美國相當一部分中古史學者也學分唐、宋。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歐美漢學家的治學方向和范圍也在拓展和延伸。如白樂日(tienne Balazs)早年專攻南北朝時期思想史,博士時期轉為隋唐經濟史,晚年轉向宋史。白樂日組織的國際宋史項目,一度聚集了歐美及日本的主要宋史學者。⑦許理和(Erik Zürcher)與謝和耐(Jacques Gernet)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致力于中古佛教史研究,后來轉向研究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的交流。20世紀80年代成長起來的伊沛霞(Patricia Ebrey),其研究也不以朝代為限,關注的時間段從南北朝直至唐宋,在中古社會史、女性史等多個領域都有重要貢獻。

  因此,盡管歐美的中國中古史研究或漢學研究仍存在諸如歐洲中心主義等缺陷,但在打破朝代界限、建構貫通性選題方面,仍有可資借鑒之處。對此,我們可以在堅持傳統的通史和斷代史研究優長的基礎上,加強政治史、經濟史、社會史、文化史等以研究領域為導向的史學研究和學術訓練,可以培養學生貫通式認識和理解同一議題在不同時代、不同歷史語境下的發展的視角和方法自覺。這將為中國中古史與外國中古史在政治、經濟、社會領域的對話創造更好的條件。

  二、超越國別史

  從空間上說,中國的中古史研究如要走向世界,當然不能將討論限制在中國史范圍內。一般來說,學者對話的對象越多,所能獲得的思想資源也就越多。海外中國中古史學者在區域研究上屬于中國中古史的學術共同體,屬于中國學家共同體。以學科而言,參加相關專業協會,如現代語言學會、歷史學會和宗教學會的學術討論,將為中國中古史學者與不同領域學者開展對話提供機會。因此,國內的中古史學者,也可以嘗試與歷史學領域以外的學者開展對話,或可激發靈感、擴大視野、加強認識。

  20世紀初,梁啟超提出理解和認識中國的三個層次——從中國看中國,從亞洲看中國,從世界看中國。而陳寅恪所謂“外族盛衰之連環性及外患與內政之關系”,亦表明需將中國中古史置于更加廣闊的亞洲大陸族群變動與內外互動語境中進行討論。盡管不少學者從胡漢關系、華夷關系角度來考察中古史,其論著多被視為民族史或中外關系史研究,亦有少數學者,兼顧整個亞洲史的重大變動。⑧事實上,中國不乏從研究世界史轉向治中國史的學者,如陳寅恪1919年入學哈佛時是學德國史,而何炳棣則是哥倫比亞大學英國史博士,兩人后來都轉向中國史;亦不乏從中國史轉向世界史的學者,如周一良中年時期從魏晉南北朝史轉治日本史。這種轉變說明,對域外歷史的研究,可以幫助我們加深對中國史的理解和認識。比如在景教碑中出現了三種歷日,分別是唐朝紀年、波斯歷日、希臘歷日,體現了廣闊的世界史語境。因為長安景寺的主要贊助者伊斯雖然是波斯王室后裔,他的家族卻流亡于中亞以希臘化城市縛喝(Balkh)為據點的吐火羅斯坦,所以在流寓中原多年之后,仍在景教碑敘利亞文銘文中使用希臘歷日。因此,開拓出更為宏闊的亞洲史和世界史視野,是進一步深入全面理解中國中古史的重要前提。

  日本學者的中國中古史研究,一定程度上為我們提供了從世界史看中國中古史的重要經驗。一方面因為日本學者已有本國史背景,自然要追溯日本古代典章制度、文化風俗的起源,從而更容易將中國中古史與日本中古史聯系起來討論;另一方面,日本近代東洋史將所謂“滿蒙地區”、“中國本部”、朝鮮等視為日本殖民主義需要了解的“他者”,自然而然地將東亞視為一體。⑨日本學者提出的所謂律令制國家,即是典型的從超越國別史視角得出的一種觀點。⑩歐美學者則更多地偏向于將中國中古史與歐亞大陸其他地區進行聯系和比較,特別是拜占庭帝國。拜占庭史和中國中古史在很多方面可以作比較研究,比如國家意識形態構建、君主權威塑造等。早在東羅馬帝國時期,就通過建造君主雕像、在錢幣上鑄造君主形象等方式,建構國家意識形態和塑造君主權威。這與中古時期的中國在各地宗教場所懸掛帝王真像并輔以像贊有異曲同工之妙。有關建立帝王塑像的決定、紀念碑的形制、(11)相關銘文的修辭均在不斷變化,受議事日程、聽眾、塑像形制與建立地點、銘文使用希臘文或拉丁文、地方政府對帝國意識形態的理解與運用等各種因素的影響。(12)

  跨越國境的藩籬,不僅要關注中外歷史聯系(connections),也要對中外史學的共通性議題(shared issues)進行比較。如皇帝制度或王權制度的定義與含義、中央與地方之政治和經濟關系、政治制度和禮儀、實際權力與象征權力的構建和實踐、政府組織形式、官員選拔制度、稅收制度與政權控制、軍隊的招募和組織調度以及軍事技術、政教關系、移民與旅行、健康與醫療、生態與環境、宗教與儀式、法律與國際關系、語言與文學、繪畫與建筑、性別與家庭、書儀文化、寫本技術與印刷技術、圖書分類與保存、藝術實踐及其社會影響,等等。

  在歐美學界,秦漢王朝與羅馬帝國的比較研究已經著述頗豐,但仍然有學校和研究機構組織一些大型項目,聚集不同領域的學者共同討論。全球中古學(global medieval studies)或全球中世紀(global middle ages)研究也可以提供借鑒。全球中古學或全球中世紀史的興起,主要源于部分中古史或中世紀史學者不滿足于全球史僅將全球化定義為現代世界的起源與演進。全球中古學者認為,現代全球化論者提出的部分議題,如遠距離貿易(long-distance trade)、自愿與被迫的遷移(voluntary and forced migration)、多族群帝國(multi-ethnic empires)、文化形式的傳輸(the transmission of cultural forms)等,其實在中古時期并不鮮見。不過,目前全球中古學僅在英國和美國開展一些小型和初步的研究活動,這些國家的中國中古史研究隊伍規模較小,確實也需要融入更廣闊的世界中古史群體之中。(13)但無論如何,這是最近十多年來國外中國中古史研究的新發展,值得國內學者關注。

  三、超越陳寅恪

  陳寅恪對當代中古史研究影響最大的論著是《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與《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前者開篇即指出隋唐兩朝典章制度之影響,早已超出中國之外,波及大漠、交趾、日本、中亞。(14)陳寅恪不是僅從單一史學傳統中汲取思想資源的學者,他在繼承中國史學優良傳統的同時,熟知同時代歐美學術,融舊學新知于一爐,是以常常推陳出新,引領時代潮流,創造出非凡的學術成果。陳寅恪重視研究女性和隋唐禮儀制度,與歐美學者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所倡導的性別史與儀式研究主題暗合。即便如此,經過半個世紀的發展,陳寅恪提出的某些具體論斷開始受到中外學者的質疑和挑戰。比如梅維恒(Victor H.Mair)對陳氏提出的早期佛教譯經中所謂“格義”說的質疑;(15)羅漢(N.Harry Rothschild)對武則天利用思想資源多樣性的揭示,也動搖了陳氏的相關觀點。(16)

  陳寅恪之所以能在20世紀40年代奠定現代中古史研究,特別是唐史研究的基礎,正在于其政治史研究開創了政治制度史領域,這與此前的政治史研究更關注朝代得失,以政治事件、政治人物、政府決策、政治與軍事活動為研究重點迥然不同。簡言之,20世紀中國中古政治史研究或可分為三個階段,即傳統政治史研究模式、陳寅恪政治制度史模式、近年來所謂“政治文化”模式。陳寅恪的政治制度史模式影響深遠,主要方法是熟讀兩“唐書”和《資治通鑒》,以建立政治史敘事框架;熟讀《唐六典》《通典》《唐律疏議》《唐會要》等典章制度類文獻,以建立唐代制度變化之概念,輔之以《冊府元龜》等后代文獻加以校正。近年,學界轉向關注政治制度動態發展與政治運作過程,陳氏模式逐漸被視作靜態文本主義制度史,遭遇“活的制度史”、“新政治史”等新模式的挑戰。(17)

  誠然,部分國內學者已經在政治史研究領域超越了以制度史為重點的陳寅恪模式,但距離真正實現中國中古史走向世界,仍有待進一步努力。就政治史而論,尚需擴大視野,對重新定義政治史進行探索。盡管“活的制度史”已經較陳寅恪的制度史研究模式有了很大變化,但是對政治事件、政治人物、政治史的認識仍舊停留在陳寅恪時代,仍然是一種自上而下的視角。傳統政治史之所以關注政治事件、宮廷政治、政治人物,很大程度是因為二十四史以及典制體史書或其他重要歷史記錄,往往出自王侯將相、士大夫官僚之手,他們本身即是傳統政治親歷者、創造者、書寫者,他們的個人經驗無可替代?,F代學術發展基于現代社會分工,盡管很多學者曾在不同程度上參與政治,但鮮有如傳統史家一樣長期兼具政治家與歷史學家的雙重身份。20世紀五六十年代,在歐美地區曾處于史學主流地位的傳統政治史,迅速被更注重研究下層階級的社會史所取代,20世紀六七十年代又興起性別史和家庭史,20世紀七八十年代出現新文化史、動物史,等等。這些史學新潮的興起,也與全球各地去殖民主義、去性別中心主義、去人類中心主義政治運動密切相關。(18)

  盡管傳統政治史遭遇挑戰,政治史本身卻從未退出舞臺,反而在經過各種更新之后,引起學界的進一步關注。(19)正如李里峰指出,20世紀七八十年代西方出現了新政治史勃興的局面。受到政治學的政治文化分析、社會學的身體理論與集體記憶理論、人類學的象征分析與儀式分析、后現代主義話語理論與解構理論等影響,新政治史更強調普通民眾的政治參與行為及其對歷史的影響,更強調關注政治制度實際運作過程,而非止步于對制度演變的靜態描述與分析。新政治史的關注對象,涉及語言、心態、記憶、空間、建筑、儀式、節日、身體、服飾、音樂、紀念物、象征物等傳統政治史不太重視的研究對象。(20)對此,國內學界可就這些新議題、新思路,與國外學界展開充分對話。

  最后,如果重新定義政治和政治史,則一切歷史都可稱為政治史。政治乃眾人之事,圍繞權力展開的理解、認識、接受、挑戰、構建和消解等活動,都是政治。性別史即是對性別政治(gender politics)的研究,主要涉及性別權力的構建和消解;動物史是動物政治研究,主要涉及人與動物之間的權力關系(power relations)及社會影響。政治史不應只關注政權對民眾的控制和管理,也應該研究民眾如何看待朝廷、認識朝廷的行政和司法權力、理解朝廷象征性權力。(21)

  以上所論皆以中國中古史研究如何走向世界為主旨,蓋因考慮到中國中古史研究不應滿足于將學術影響局限在解決一些具體問題,而應思考中國的中古史研究如何對中國史有貢獻、對世界史有借鑒、對歷史學有啟發。實際上,國內學界對此已作出很大努力,本文僅就此加以總結、強調和呼吁。中國中古史研究亦需注意多語種史料和多語種二手文獻,因為中國的中古社會具有多語言、多族群和多宗教特征,可與拜占庭、阿拉伯以及其他中世紀社會進行比較研究。因此,本文建議從時間、空間、范式三方面著手,即對斷代史、國別史以及陳寅恪模式等傳統視角和方法加以繼承性的超越,進一步思考、提出、討論一些跨越時空、具有前瞻性的共通性議題,從多學科、多角度、多層面考察中國中古史,為推動中國中古史研究范式創新、加快中國中古史研究走向世界的步伐,作出有益探索。

  注釋:

 ?、倌壳皩W界關于中國中古史所涵蓋的時間范圍仍存在較大爭議,本文所謂“中國中古史”,主要是指5-15世紀的中國歷史。

 ?、?953年蒲立本就任劍橋大學漢學教授時曾發表演說,對中國史與世界史之關系進行了梳理。參見Edwin G.Pulleyblank,“Chinese History and World History,” Essays on Tang and Pre-Tang China,Burlington,Vt.:Ashgate,2001,pp.1-20;陳懷宇:《國際中國社會史大論戰——以1956年中國歷史分期問題討論為中心》,《文史哲》2017年第1期。

 ?、蹍⒁姌s新江:《中古中國與粟特文明》,北京:三聯書店,2014年;《絲綢之路與東西文化交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

 ?、軇㈧o貞:《政治史再思考:以公眾史學為視角》,《史學月刊》2014年第3期,第10頁。

 ?、輩⒁姀垙V達:《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說及其影響》,《唐研究》第11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5-73頁;參見李華瑞:《“唐宋變革”論的由來與發展》(代緒論),李華瑞主編:《“唐宋變革”論的由來與發展》,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39頁。

 ?、揸P于歐美唐史研究情況,參見陸揚:《西方唐史研究概觀》,張?;葜骶帲骸侗泵乐袊鴮W:研究概述與文獻資源》,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83-111頁。

 ?、邊⒁婈悜延睿骸对谖鞣桨l現陳寅?。褐袊宋膶W的東方學與西學背景》,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70-87頁。

 ?、嗳缤跣「搓P注唐與吐蕃政權和大食政權在中亞地區的政治與軍事爭奪,參見氏著:《唐、吐蕃、大食政治關系史》,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

 ?、酳tefan Tanaka,Japan's Orient:Rendering Pasts into Histor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

 ?、鈨H舉數例:堀敏一:《律令制と東アジア世界》,東京:汲古書院,1994年;池田溫:《日中律令制の諸相》,京都:東方書店,2002年;大津透:《律令制研究入門》,東京:名著刊行會,2011年。

  (11)仇鹿鳴:《長安與河北之間:中晚唐的政治與文化》,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124-173頁。

  (12)有關東羅馬帝國的意識形態構建與君主紀念傳統的研究,參見Caillan Davenport,“Imperial Ideology and Commemorative Culture in the Eastern Roman Empire,A.D.284-450 CE,” Danijel Dzino and Ken Parry,ed.,Byzantium,Its Neighbours and Its Cultures,Brisbane:Australian Association for Byzantine Studies,2014,pp.45-70.唐代帝王圖像研究,參見Liu Yang,“Images for the Temple:Imperial Patronag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ang Daoist Art,” Artibus Asiae,Vol.61,No.2,2001,pp.189-261.雷聞:《論唐代皇帝的圖像與祭祀》,《唐研究》第9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Chen Huaiyu,“Honoring the Dead:The Buddhist Reinvention of Portrait Eulogies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in Poo Mu-chou and H.A.Drake,eds.,Old Society,New Belief:Religious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and Rome,CA.1st-6th Centuri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pp.91-105.

  (13)Catherine Holmes and Naomi Standen,“Defi ning the Global Middle Ages,” AHRC Research Network AH/K001914/1,2013-2015; Geraldine Heng,“The Global Middle Ages:An Experiment in Collaborative Humanities,or Imagining the World,500-1500C.E.,” English Language Notes,Vol.47,No.1,2009,pp.205-216.另外,自2015年起,奧地利科學院開始出版期刊Medieval Worlds:Comparative &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中古世界:比較與跨學科研究》)。

  (14)陳寅?。骸端逄浦贫葴Y源略論稿 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第3頁。

  (15)Victor H.Mair,“What is Geyi,After All?” in Alan K.L.Chan and Yuet-Keung Lo,eds.,Philosophy and Religion in Early Medieval China,New York:SUNY Press,2010,pp.227-264.

  (16)羅漢指出,實際上武則天是政治機會主義者,利用的意識形態資源廣泛而復雜。參見N.Harry Rothschild,Emperor Wu Zhao and Her Pantheon of Devis,Divinities,and Dynastic Mother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5.

  (17)參見包偉民主編:《宋代制度史研究百年(1900-2000)》,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黃寬重:《從活的制度史邁向新的政治史:綜論宋代政治史研究趨向》,《中國史研究》2009年第4期。

  (18)Natalie Zemon Davis,“Decentering History:Local Stories and Cultural Crossings in a Global World,” History and Theory,Vol.50,No.2,2011,pp.188-202.關于制度史與社會史、女性史區別的簡要評論,參見Sharif Gemie,“Institutional History,Social History,Women's History:A Comment on Patrick Harrigan's ‘Women Teachers and the Schooling of Girls in France’,”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Vol.22,No.4,1999,pp.613-623.

  (19)李劍鳴:《美國政治史的衰落與復興》,《史學集刊》2013年第6期。

  (20)參見李里峰:《新政治史的視野與方法》,《福建論壇》2009年第6期;Steven Fielding,“Looking for the ‘New Political History’ ,”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Vol.42,No.3,2007,pp.515-524; Ronald P.Formisano,“The New Political History and the Election of 1840,”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23,No.4,1993,pp.661-682.

  (21)侯旭東指出,北朝銘文可反映村民對朝廷的看法,參見《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朝廷、州縣與村里》,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王笛的近現代成都史三部曲也以廣闊恢宏且細致入微的社會畫面,揭示城市民眾之間的權力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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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陳懷宇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崔蕊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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