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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文選】進一步釋放供給潛力 服務業“補短板”促消費升級
2021年03月11日 10:52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20年第1期 作者:徐朝陽 張斌 字號
2021年03月11日 10:52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20年第1期 作者:徐朝陽 張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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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需求不足是我國經濟發展較長時期以來比較突出的結構性問題。為何我國經濟較長期受內需不足問題的困擾,建立擴大消費需求長效機制面臨哪些體制性約束因素,政府應該采取穩定總需求的政策,還是任由市場自發調整,如何擺脫對政府穩定政策的過度依賴,等等,成為學界探討的焦點。

  我國內需不足首先表現為消費不足或者高儲蓄。

  學術界對我國高儲蓄現象關注得較早,已有大量文獻從多個角度展開研究。一部分文獻強調市場體系不健全的因素,認為保險制度缺失、金融市場扭曲會增加居民的儲蓄動機。一部分文獻強調產業結構變遷的因素,認為資本相對密集行業的擴張導致勞動收入占比下降會引起儲蓄率的上升。由于高收入人群消費傾向往往較低,所以也有部分文獻強調收入差距和收入分配擴大對儲蓄率上升的影響,部分學者還關注稅費制度、轉移支付等對收入分配及儲蓄的影響。還有許多文獻強調人口結構的因素。

  這些文獻的共同特點是,它們基本無法解釋2000年之后我國已經很高的儲蓄率為什么還在繼續大幅度上升。正如甘犁等提出,金融市場不完善、收入分配惡化、社會保障不足、預防性儲蓄等因素在中國其實是較長期存在的,部分問題隨著經濟發展和我國經濟體制的改革其實是逐步緩解的,為何儲蓄率還在上升呢?

  部分學者意識到,我國逐步進入從制造業到服務業的消費結構轉型和升級過程中,由于服務業部分領域存在大量管制政策,導致住房、醫療、教育等服務類產品供給不足,一些文獻從實證研究上發現這會降低消費率或者提高儲蓄率。這類研究可以幫助我們理解2000年之后的儲蓄率上升。

  根據標準經濟增長理論,高的儲蓄率意味著更快的經濟增速和更高的穩態收入水平,不會出現產能過剩和內需不足等副作用,但我國現實經濟并不支持這一結論。宋錚等認為,中國金融體系傾向于將資源配置到低效率的國有部門,而借貸需求更加旺盛的私有部門則無法獲取足額貸款,這導致中國投資增長低于潛在水平從而產生過剩儲蓄,資金只好大量對外輸出積累外匯儲備。

  近些年來,國內外出現了一批基于產業結構扭曲視角研究宏觀問題的文獻,如徐朝陽、張斌和矛銳分別從服務業供給抑制和工業補貼角度研究了政策扭曲如何導致我國的產業結構失衡以及儲蓄率變動。Wang等在一個OLG框架下,發現服務業過度管制是導致我國貿易順差長期存在的重要原因。He等基于我國服務業存在過度管制的事實,對我國制造業產能過剩大量出口和服務業產能不足貿易逆差的并存現象給出一個理論解釋。FangHerrendorf從服務業準入門檻管制角度,定量研究了我國人力資本密集型服務業比重明顯低于同類型國家的原因。

  江小涓等強調現代技術使得服務業日益全球化、可貿易化,認為發展以文化、體育等為代表的可貿易服務業可以克服傳統服務業低效率的缺點。張建華和程文認為,過度依賴傳統服務業容易使經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大力發展生產性服務業則可避免該問題。黃群慧等則提醒,過度強調發展服務業,有可能會釀成“過早去工業化”的風險。

  相關文獻對結構變遷的動力源大致有三類解釋。Kongsamut等強調廣義恩格爾效應,NgaiPissarides強調部門間技術進步差異引發的相對價格效應,AcemogluGuerrieri以及林毅夫等則強調部門間要素密集度差異(或者要素稟賦結構差異)引發的相對價格效應。Herrendorf 等對不同類型產業結構變遷模型做了比較全面的對比研究,發現恩格爾效應是引致結構變遷最重要的動力。

  關于我國經濟增速近年有所下滑的研究,現有文獻大多數基于跨國增長的收斂特性解釋我國近些年來的增速下滑。Eichengreen等和劉世錦等基于國際經驗強調人均收入達到一定水平后經濟增長會放緩。蔡昉等著重分析了人口紅利消失對經濟減速的影響。張軍等基于東亞經濟體的歷史增長數據,測算出我國近些年存在著明顯的增長缺口。

  在高收入經濟體的成長經歷中,從制造業到服務業的消費升級是個普遍現象。

  恩格爾效應是指,當真實收入增長超過一定門檻時居民的食品消費會逐漸飽和,居民食品支出增長慢于收入增長,非食品支出增長快于收入增長。廣義恩格爾效應則是把食品進一步擴展到了一般制造業產品,即超過一定真實收入門檻值以后,居民的一般制造業產品消費逐漸飽和,制造業支出增長慢于收入增長,服務支出增長快于收入增長。

  得益于中國制造業供給能力持續改善和收入水平的持續提高,多數一般制造品消費日趨飽和。中國城鎮家庭消費支出結構變化清楚地說明了從制造業到服務業的消費升級。

  2005—2012年,家庭設備用品和服務(主要是家用電器)、交通和通信、衣著開支的平均增速高于全部消費支出的平均增速,食品支出增速接近全部消費支出的平均增速,教育文化娛樂服務、居住和醫療保健等支出落后于全部消費支出的平均增速。

  2013—2018年,醫療保健支出增速從前一個階段的最后一名上升到第一名,交通和通信開支增速依然穩居第二名,教育文化娛樂服務開支增速從倒數第三名上升到第三名,接下來的是居住開支,然后是家庭設備用品和服務開支,這些都高于全部消費支出的平均增速,對食品和衣著的消費支出增速墊底。

  得益于中國制造業供給能力持續改善和收入水平的持續提高,多數的一般制造品消費日趨飽和。中國城鎮家庭消費支出結構變化清楚地說明了從制造業到服務業的消費升級。

  2005—2012年,家庭設備用品和服務(主要是家用電器)、交通和通信、衣著開支的平均增速高于全部消費支出的平均增速,食品支出增速接近全部消費支出的平均增速,教育文化娛樂服務、居住和醫療保健等支出落后于全部消費支出的平均增速。

  2013—2018年,醫療保健支出增速從前一個階段的最后一名上升到第一名,交通和通信開支增速依然穩居第二名,教育文化娛樂服務開支增速從倒數第三名上升到第三名,接下來的是居住開支,然后是家庭設備用品和服務開支,這些都高于全部消費支出的平均增速,對食品和衣著的消費支出增速墊底。

  本文對服務業的定義,對應的是國家統計局根據《國民經濟行業分類》(GB/T 4754—2002)劃分的第三產業。所謂服務業供給抑制,主要是指服務業要素流入受制于各種形式的政策性障礙,導致其供給能力存在相對不足從而大量有效需求得不到滿足的現象。使用供給抑制這個詞,是為了說明我國服務業是具有潛在供給能力的,只是受制于各種政策性障礙,實際供給能力沒有得到釋放。

  對比中國與類似發展階段其他國家的服務業增加值的占比,可以看到中國服務業領域存在的顯著差距。1990年代以來中國服務業GDP占比基本呈逐年提高趨勢,但跟其他國家平均趨勢相差超過10個百分點,并有進一步擴大跡象。

  通過一定程度壓低消費,將社會資源更多地用于生產,盡管會帶來國內消費需求不足等問題,但這能通過出口導向來彌補,保證高的投資能夠實現產能出清和經濟持續增長。該結論可以較好地解釋中國1990年代中后期以來的主要經濟事實。

  1990年代中后期,中國告別短缺經濟,大部分制造業出現產能過剩問題,中國經濟進入一段低速增長時期。

  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我國通向國際市場的貿易壁壘大幅度降低,出口連年大幅度增長,推動化解1990年代中后期出現的產能過剩問題。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國際市場對我國出口商品吸收能力大幅度下降。隨著國外需求能力不斷萎縮,供給抑制政策引發的國內需求不足問題再次凸顯。從2008年開始我國重新出現明顯的產能過剩問題。這正是近些年來我國經濟增速不斷下滑的直接原因。

  供給抑制政策導致不受管制的競爭性行業供需結構錯配,才是當前我國產能過剩問題的本質。在外部需求難以為繼的情況下,要化解當前的產能過剩問題,根本之計在于改革,消除服務業供給抑制現象,釋放消費潛力。

  供給抑制政策從消費環節抽取資源補貼生產環節,因而整個社會的生產潛力得到擴張。外需充足時,可以補足國內需求的不足,使得生產潛力得到完全釋放。

  根據現實數據,在2007年之前,我國凈出口占GDP比重是不斷趨于上升的,并在2007年升至GDP比重的9%之多。

  服務業到底哪些細分行業受供給抑制影響較大呢?Groningen產業數據庫提供的數據顯示:中國在各大類服務業就業的占比,都低于高收入經濟體類似發展階段。增加值占比方面,除了金融、保險、房地產和商業服務占比偏高,其他服務業占比都偏低。

  這說明,我國服務業供給抑制不是個別細分行業的問題,而是整體性的問題。在外需不足的情況下,若政府轉向消費性補貼或采取直接購買的方式,可以實現充分就業,實際GDP也依然可以達到跟完全競爭經濟相同的水平。

  收入水平的持續提高推動從制造業到服務業的結構升級。服務業處于供給抑制政策環境下,經濟運行會面臨持續放大的供求錯配、產能過剩和國內總需求不足問題,僅當外需充足時,經濟才能維持潛在增長。若外部環境惡化,外需無法充分吸收本國過剩產能,則經濟增速下滑,產出會低于潛在水平。

  2018年,中央提出促進形成強大國內市場。我們必須牢牢把握擴大內需這一戰略基點,加快建立擴大消費需求的長效機制,釋放居民消費潛力。實現該目標,根本途徑是改革。供給側,消除服務業供給抑制現象,充分釋放這些產業的供給潛力。需求側,從根本上解決我國國內總需求不足問題。由此,實現制造業部門供需均衡,降低對外部需求的依賴,實現經濟增長路徑的轉換。

  如何減緩乃至消除我國服務業供給抑制現象,需要對服務業進行更加深入和細致的研究。我們認為,導致我國服務業供給抑制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們必須綜合改革、整體推進、循序漸進,沒有捷徑可走。

  為了積極穩妥地推進改革,我們就必須保持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這就需要我們面對國內總需求不足,加快推進供給側結構改革,一段時期里把穩定總需求作為宏觀經濟政策的基本目標取向。政府需要考慮實施有利于擴大消費的總需求管理政策,推動積極財政政策從支持生產為主向支持消費為主轉變,理論上可以使產出回歸潛在水平,且不會危及公共債務的可持續性。當前環境下,我們建議政府加大民生福利支出力度,加快公共服務業“補短板”,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作者單位: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濟貿易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原題《經濟結構轉型期的內需擴展:基于服務業供給抑制的視角》,《中國社會科學》2020年第1期。張征/摘)  

作者簡介

姓名:徐朝陽 張斌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張文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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