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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文選】西方主流國際經濟學日益呈現滯后性的三維向度
2021年03月11日 11:59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20年第2期 作者:裴長洪 劉斌 字號
2021年03月11日 11:59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20年第2期 作者:裴長洪 劉斌

內容摘要:互聯網時代,西方主流國際經濟學理論缺乏對發展中國家對外經濟關系發展實踐的總結,對于當代全球貿易的新特點、新業態和新現象也缺乏解釋力,呈現明顯的滯后性。

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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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聯網時代,西方主流國際經濟學理論缺乏對發展中國家對外經濟關系發展實踐的總結,對于當代全球貿易的新特點、新業態和新現象也缺乏解釋力,呈現明顯的滯后性。隨著國際貿易新業態不斷涌現,其微觀理論難以解釋當前國際貿易現象,宏觀層面的國際收支理論更是存在重大缺陷,基于“霸權穩定論”的全球經濟治理理論也難以適應當前世界經濟多極化發展的新趨勢。

  微觀視角

  貿易為什么會發生,這是貫穿國際經濟學的主線。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提出的比較優勢理論認為:每個國家都應專業化生產并出口比較優勢的產品,進口比較劣勢的產品。比較優勢的理論根基是機會成本。但有些學者認為,機會成本并不是國際貿易發生的唯一動因,資本、土地等要素稟賦同樣會影響國際貿易。伊·菲·赫克歇爾(Eli F. Heckscher)和戈特哈德·貝蒂·俄林(B. G. Ohlin)因而提出了要素稟賦理論(H-O理論)。

  不可否認,比較優勢和要素稟賦能夠合理解釋“南—北”型國家之間的國際貿易,然而對于解釋“北—北”型國家之間的國際貿易卻無能為力。按照H-O理論,美國應該進口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資本密集型產品,但事實卻恰好相反,這就是著名的“里昂悌夫之謎”。

  20世紀80年代以來,產業內貿易成為國際生產分工的主要形式,以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為代表的經濟學家認為,國際貿易的基礎發生了根本性變化,要素稟賦的差異并不是產生國際貿易的主要動因,傳統貿易理論認識的落后忽視了生產中的技術變化,古典國際貿易理論中的“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不變”這兩個關鍵假設在現實中并不存在。

  在不完全競爭市場下,建立在模塊化、標準化技術基礎之上的規模經濟成為國際貿易的主要驅動力,從而形成了新貿易理論,為解釋國際貿易動因開辟了新路徑。同一產業內企業具有同質性,這是新貿易理論的基本假設。但隨著國際貿易的深入發展,這一假設顯然與現實相違背。新貿易理論一個暗含的重要結論是:由于企業是同質的,同一產業內只要有一家企業出口,那么所有企業都應該出口,這與現實世界明顯不符。據此,馬克·梅里茲(M. J. Melitz)創建了異質性企業貿易理論,以解釋企業國際化行為——企業異質性主要表現為生產率的差異,只有高生產率企業才能夠邁過出口“門檻”進入國際市場,形成了新新貿易理論。

  從以上梳理中不難發現,國際貿易理論一次又一次創新發展,總是在克服了原有國際貿易理論的缺陷后問世的。

  依據上述國際經濟學經典理論,發展中國家應該出口初級產品與勞動密集型產品,并且這種國際分工模式會不斷固化,容易被“低端鎖定”,因而諸如中國此類的發展中國家將會陷入“比較優勢陷阱”。即使基于當前得到普遍認可的弱比較優勢理論,發展中國家也難以在短期內改變既定的分工模式。

  現實發展并沒有按照西方經典理論的預期演進,中國不但沒有陷入所謂的“比較優勢陷阱”,資本積累速度反而在不斷加快,資本型行業比較優勢的形成甚至比美國還要快。

  新新貿易理論對解釋21世紀之前發達國家企業出口決策行為具有合理性,在許多國外實證文獻中也得到了驗證。新新貿易理論是西方主流國際經濟學的最新成就,迄今已整整過去了16年,在此期間,國際貿易模式又發生了重大變化。企業生產率既不能解釋所有國家的貿易現象,更不能解釋21世紀以來跨境電商的發展。

  近些年,許多中國學者提出的“中國企業出口的生產率悖論”問題,實際上也是對新新貿易理論的質疑。在中國對外貿易中,企業數量占比超過90%的中小企業,創造了超過60%的貿易額,這一比重還在呈上升趨勢。這種現象即便運用新新貿易理論也是難以解釋的。

  動態國際貿易理論是對靜態國際貿易理論的延伸,主要是從動態視角考察國際貿易比較優勢的發展變化及其對福利的影響?;诩夹g不變假定的動態H-O理論認為,如果保持充分就業和穩態增長,原有的靜態比較優勢會不斷加強,很難發生逆轉。在某種意義上說,基于比較優勢的國際貿易準則與發展中國家工業化目標之間的關系,是“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如果某些因素導致了靜態比較優勢的逆轉,那么該國經濟增長勢必會遭受損失,比較優勢的轉變要付出經濟增長下滑的代價。顯然,該理論無法解釋中國經濟高速增長與比較優勢轉變的兼容性。

  近年來,動態國際貿易理論得到長足發展。該理論主要將宏觀增長、技術演化、動態移民等因素引入傳統國際貿易理論,解釋在資本跨期積累、勞動力跨區流動、技術內生等情形下貿易模式的動態演變。但其主要討論異質性個體的創新與移民決策,既缺乏對政府所應承擔的修正外部性責任的研究(“有為政府”的角色),也較少著眼于社會財富的公平分配議題。

  宏觀視角

  西方主流國際經濟學微觀理論對現實問題的解釋存在滯后性,但總體而言,基本邏輯框架具有相對合理性,原有理論一般能夠解釋當時部分貿易現象特別是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現象。

  相對而言,西方主流國際經濟學宏觀理論始終沒有得到現實的驗證,特別是其主要部分的國際收支理論。以價格為中心的一般均衡論基本主導著國際經濟學宏觀層面的分析,匯率代表國際市場不同貨幣的相對價格,匯率制度和國際貨幣體系成為西方主流國際經濟學中宏觀分析的核心。運用匯率干預手段平衡國際收支,成為西方主流國際經濟學的所謂“經典理論”。

  國際收支理論之所以失效,主要緣自三個方面。

  第一,不完全競爭市場導致匯率機制失靈?;谝话憔獾膮R率理論,基本假設是市場的充分競爭,但國際經濟貿易實踐中卻不存在完全競爭市場。發達國家對戰略性資源(如石油、自然景觀)、技術的壟斷,以及發達國家針對發展中國家的出口管制,必然會導致貿易失衡,即便通過匯率(價格)干預也無濟于事。石油出口國、技術出口國、旅游出口國等資源壟斷現象,并不因價格和國際收支調整而改變。例如,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國高技術出口管制導致的。

  第二,伴隨資本輸出的貿易品輸出也不隨匯率變化而改變??鐕臼侨騼r值鏈體系的主導力量,跨國公司的全球產業布局勢必促進中間品貿易的跨境流動,匯率變動無法改變跨國公司內部的貿易流動。

  第三,低儲蓄率與貨幣霸權的雙重作用。美國的儲蓄率相對較低,美國人超前消費的觀念和低儲蓄意愿勢必導致美國大量進口。部分西方學者甚至認為,世界經濟中外圍國家的儲蓄過剩更加放大了美國儲蓄缺口,全球過剩儲蓄通過房價、股價、利率、匯率傳導到實體經濟,加大了美國經常項目的赤字。

  當然,美國的低儲蓄率并不能從根本上解釋貿易逆差。因為同樣低儲蓄率的歐盟成員國并未表現出明顯的貿易逆差,德國甚至是貿易順差國。貿易逆差本質上體現為對外負債需要清償,為了降低外債比率,歐盟成員國會適度降低國外進口。而美國則不受清償約束,依賴于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可以“印刷”美元實現對外支付,匯率變動無法改變由美元霸權引致的貿易逆差。一國主權貨幣充當世界貨幣的功能愈大,愈會導致國際收支不平衡,貿易不平衡本質上是國際貨幣體系不平衡在貨物、服務流上的表現。

  貨幣貶值不但對解決貿易不平衡于事無補,甚至會導致國際收支失衡問題愈發嚴重,主要表現為“貨幣貶值陷阱”與國際游資沖擊。從經常賬戶看,貨幣貶值后“J曲線效應”會在短期內進一步惡化貿易赤字,即使經過了貨幣貶值的傳導階段,許多國家和商品由于不滿足“馬歇爾—勒那條件”,也無法實現改善本國貿易赤字的目標。貨幣貶值還會產生“棘輪效應”,導致各國掀起“貨幣貶值競賽”,本國連帶其他國家同陷國際收支失衡泥潭。1985年“廣場協議”后日元、馬克升值的結果,都驗證了干預貨幣匯率并不能解決貿易失衡。

  從資本賬戶看,隨著經濟金融化迅猛發展和各國資本賬戶的逐步開放,國際資本流動速度和規模不斷提升,短期資本對匯率變化的反應非常靈敏,匯率波動勢必導致短期資本的大進大出,對國際收支形成巨大沖擊??傊?,運用貨幣貶值手段平衡國際收支很難達到預期目標。

  全球視角

  國家集團首腦會議從G7G20,國際貿易組織從GATTWTO,多邊主義的演進成為國際公共品供給機制改革的潮流。那種認為國際公共品只配由極個別霸權國家提供,大多數國家只能被動消費的觀點是落后的。正是基于“霸權穩定論”的全球經濟治理模式,導致國際公共產品供需矛盾不斷加劇。

  現行的全球經濟治理模式,本質上是以西方國家為中心的“霸權領導體系”,所依據的基本理論是“霸權穩定論”。不可否認,該理論對解釋20世紀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具有初始貢獻。丹尼爾·德雷茲內(Daniel W. Drezner)認為,國內市場規模賦予了大國獨有的市場權力和強制性權力,進而可以維系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正常運行。霸權穩定論很長時間對維護全球三大經濟體系(世界貿易體系、國際貨幣體系、國際金融體系)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929—1933年全球經濟大蕭條期間,全球經濟治理失敗導致危機深化,隨后爆發的1939—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招致全球經濟崩潰。美國趁機登上世界霸主的寶座,通過“懷特計劃”建立了以“關稅和貿易總協定”(GATT)、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集團(WB)為支柱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通過“霸權國—國際組織”之間的“委托—代理”關系提供國際公共產品,并運用投票權對國際公共產品進行“選擇性供給”。這一安排既彌補了國際公共產品的供給缺位,也保證了霸權國利益,使戰后十余年的國際經濟秩序保持相對穩定。

  冷戰后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實質上是一種霸權治理,西方媒體不斷在鼓吹這種思想?!鞍詸嗪蠛献鳌崩碚撋踔琳J為,全球經濟治理的“單極化”在后霸權時代依然會發揮作用,即使在美國經濟衰落之后,“關系型權威”仍然能夠憑借其功能而獨立運行,進而保持美國的制度性霸權地位。但事與愿違,在霸權國相對衰落的后霸權時代,制度并沒有成為其維護霸權穩定的工具,制度改革反而成為國家爭奪全球經濟治理話語權的重要手段。世界政治經濟秩序更多涌現的是,各國對當前制度的不滿,要求對其加以改革(如當前發達國家強烈要求WTO進行改革)。從全球經濟治理的現狀看,當前全球經濟治理面臨制度失靈、治理工具失效、治理主體缺位等諸多問題。

  2019年3月,習近平主席在巴黎出席中法全球治理論壇閉幕式上提出,當前全球經濟治理體系面臨的“四個赤字”,分別為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安全赤字與發展赤字。

  一是治理赤字源于公共產品的供需不匹配。當前國際公共產品供給主體的經濟實力此消彼長,供需不匹配問題凸顯。近年來,美國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意愿明顯降低,國際公共產品的供給質量顯著下降。美國不愿意免費提供國際公共產品,但仍想維系國際經濟治理的話語權。發展中國家特別是轉型經濟體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意愿不斷增強。隨著經濟實力的提高,轉型經濟體希望通過主動提供國際公共產品,提升本國在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中的話語權。國際公共產品供需,存在明顯的結構性矛盾。

  二是信任赤字源于單邊主義的興起。當前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民粹主義、保護主義和孤立主義在一些西方國家迅猛抬頭,地緣博弈色彩明顯加重,各國貿易保護壁壘高筑,嚴重沖擊了多邊貿易體制的穩定性和權威性。有些國家甚至將本國出現的一系列經濟與社會問題(如貿易逆差、制造業空心化、失業率上升等),歸咎于經濟全球化的沖擊,鼓吹并采取單邊貿易保護政策,大國間的“競合關系”開始偏向競爭、脫鉤甚至局部對立。逆全球化加劇了全球市場的不確定性,嚴重影響國際社會的信任與合作,致使信任赤字不斷增加。

  三是安全赤字源于西方中心主義所謂“文明沖突”的加劇。全球安全問題的思想根源,在于幾百年西方中心主義秉承的文明觀,鼓吹文明沖突論、文明優越論。其核心是有人認為西方文明高于其他文明,全球其他文明必須順應西方文明,或長期演變為西方文明,如果不遵從這一路徑,勢必發生沖突,甚至誘發戰爭。西方有學者又引申出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認為追趕國必然與守成國發生沖突。西方國家按照該理念制定對外經濟和外交政策,有些國家甚至以“人權”為幌子直接干預別國內政,給世界發展穩定帶來了極大挑戰。

  四是發展赤字源于貧富懸殊的拉大??茖W技術的發展和全球化生產分工,極大提升了全球范圍的生產力水平。然而,部分地區和人群被排除在科技革命和全球化分工的“紅利”之外,不同國家之間、同一個國家的不同地區之間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狀態廣泛存在,貧富差距不斷加大。許多被“邊緣化”的發展中國家甚至已經陷入“貧困化增長陷阱”,部分地區恐怖主義、難民潮等全球性挑戰此起彼伏。

  西方國家“利潤最大化”“效率優先”和“中心—外圍”的發展理念,難以推動全球普惠平衡的發展,無法彌補國家、地區間日益擴大的貧富鴻溝。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經濟研究所;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WTO研究院。原題《中國開放型經濟學:構建闡釋中國開放成就的經濟理論》,《中國社會科學》2020年第2期。張征/摘) 

作者簡介

姓名:裴長洪 劉斌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張文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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