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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際社會團結看逆全球化產生及應對——基于國際政治社會學視角
2021年04月13日 14:53 來源:《太平洋學報》2021年第3期 作者:陶德強 范和生 字號
2021年04月13日 14:53
來源:《太平洋學報》2021年第3期 作者:陶德強 范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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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摘要:隨著逆全球化不斷蔓延,探討逆全球化產生的因果機制,成為國際政治社會學研究的一項重要議題。通過置身于國際社會團結這一時空范疇,嘗試從行動者“認知—行動”角度,對逆全球化發生的過程展開動態分析。國際社會團結是全球化作用下,國家幸福追求與幸福實踐的統一,存在互利與自利兩種路徑。置身于國際社會團結中的西方發達國家,在利益受損之下,對于全球化存在“推動”或“阻撓”的選擇難題,為了轉移本國矛盾、獲取選民支持,往往傾向于選擇自利路徑,由此導致逆全球化的出現。逆全球化集中表現為重利、輕義、玩弄規則。國際社會團結的未來走向將不會改變,面對沖擊既要維護并完善現有機制,強化國際社會團結,同時也要堅持共商共建共享,探索建立新的制度安排。

  關鍵詞:團結;國際社會團結;逆全球化;全球化

  作者簡介:陶德強,安徽大學社會與政治學院2019級博士研究生;范和生,安徽大學創新發展戰略研究院副院長,國別和區域研究院院長,社會與政治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團結問題歷來不容小覷。盡管科勒斯(Avery Kolers)曾斷言,“過去二十年雖有出色著作問世,但在最近的政治哲學中,團結一直是被嚴重忽視的問題”。然而隨著全球變暖、公共衛生安全等問題的日漸突出,在全球化語境之下,團結問題正在日益引發關注。尤其是自英國“脫歐”和特朗普當選以來,逆全球化浪潮正以風起云涌之勢掃蕩全球,國際社會團結正面臨新的考驗。因此有學者指出,團結問題已成為21世紀的最大問題。

  逆全球化并非新生事物,“但是這次不同以往之處在于,曾一度是全球化主要推動者的美英等西方國家,現在卻成了它的強烈反對者”,這不得不令人深思。對此,國際社會一方面思考團結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則針對其何以出現展開反思。聯合國將“團結”寫入《千年宣言》,將其作為21世紀處理國際關系的基本價值之一,國際社會“必須根據公平和社會正義的基本原則,以公平承擔有關代價和負擔的方式處理各種全球挑戰”。前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Ban Ki moon)也指出,國際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必須堅定倡導團結和共同責任”。而關于逆全球化何以產生存在諸多分析,概括起來主要存在兩種取向:其一,從發達國家失利展開分析。奧爾特曼(Roger C. Altman)、博蓋吉克(Peter A.G. van Bergeijk)提出,逆全球化是發達國家在經濟危機之后的一種選擇;而克里希(Hanspeter Kriesi)也認為,逆全球化是全球化贏家與輸家對立加劇的結果。國內學者鄭春榮將這一對立界定為結構性分歧,認為主要原因在于發達國家受損日益嚴重。張剛生則著重圍繞發達國家成本收益、內部貧富差距等,對此展開專門論述。其二,從全球化自身進行分析??敿{拉特納(Neil Dias Karunaratne)認為,全球化具有“擴散效應”,經濟繁榮會伴隨福利削弱等問題。馬?。℉ans Peter Martin)和舒曼(Harald Schumann)則明確表明,逆全球化根源于“全球化陷阱”。陳偉光、郭晴等國內學者認為,除了全球化發展引發的問題,發達國家內部治理、民眾負面情緒等也是導致逆全球化的重要因素。

  總的來看,現有研究主要側重經濟學分析路徑,社會學視野下的分析則鮮有論及。對于逆全球化,目前的解釋主要借助經濟理性,對發達國家在全球化中的行為變化展開分析。盡管不可否認利益因素的重要性,但是難免存在一些不足。其一,在看到利益因素的同時,卻淡化了文化、規則等因素在逆全球化中的作用。其二,割裂了外部環境與內部治理、利益追求與價值文化之間的互動關系。由此在研究當中,往往可以靜態地看到逆全球化的原因,卻難以更為深入地從前因后果方面對其展開一種動態性的解讀。

  受此影響,逆全球化與國際社會團結往往被割裂看待。一是逆全球化分析鮮有團結話題,主要集中于歷史與演進、表現與原因、風險與應對等。二是團結研究主要限于民族國家層面。對于以“為民族國家的現代化服務”作為基本任務的社會學界而言,逆全球化則一直缺乏關注。在此情形之下,本文關注的問題是:國際社會團結是什么,具有怎樣的機理?國際社會團結中,逆全球化又是如何出現的?就此問題展開探討,無疑是當下國際政治社會學極具魅力的重要議題。

  一、國際社會團結與逆全球化浪潮

  團結即相互配合。根據《現代漢語詞典》解釋,團結既形容“齊心協力、結合緊密”,又表示“為了集中力量實現共同理想或完成共同任務而聯合或結合”。一般而言,團結具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孔德(August Comte)、涂爾干(émile Durkheim)等經典社會學家側重于團結的廣義表達,將其視為秩序與整合,而狹義的團結則表示微觀層面的個體聯合??梢?,團結的核心是聯合與配合,具有主觀意愿性和客觀共同性的雙重屬性。

  隨著非國家行為體的國際社會活動日漸活躍,國際社會團結的主體存在一定爭議。有學者認為,伴隨國內和國際事務處理能力的下降,“國家的時代可能將終結”。美國未來學家托夫勒(Alvin Toffler)就曾直言,在全球化浪潮之下,“國家已經壽終正寢”。事實上,盡管國際組織、公民個人正逐步在國際社會嶄露頭角,但是國家在規范制定、機制創設和事務處理中的主導作用依然無可替代。因此,本文認同赫德利·布爾(Hedley Bull)的判定,國際社會是以國家為單位的?;诖?,本文將國際社會團結界定成以國家為主體的團結,體現了“人類共同體為了促進國際合作,愈合國際沖突與戰爭的創傷,消除民族國家之間的裂痕,戰勝人類貧窮和苦難做出的各種努力”。

  國際社會團結從來不乏破壞因素,逆全球化就是一個典型。逆全球化即全球化的逆流表現,與資本、生產和市場在世界范圍一體化的全球化進程背道而馳。以單邊主義、貿易保護主義為集中表現的逆全球化,主要存在三個特點:其一,全球性。西方發達國家是主流,其他國家也同樣存在。其二,虛偽性?!鞍l達資本主義國家口頭上表示反對貿易保護主義,但實際上卻反其道而行之,只不過采取的貿易保護手段顯得更加隱蔽?!逼淙?,復雜多樣性,手段與形式愈加多樣。近年來,隨著希臘主權債務危機、英國“脫歐”、中美貿易摩擦等事件的爆發,以“反自由貿易、反一體化”為特征的逆全球化正呈愈演愈烈態勢。毫無疑問,逆全球化必然有悖于國際社會團結。然而問題在于,在相互依存不斷深化、國際社會團結日益加深之下,逆全球化卻能猶如幽靈一樣陰魂不散,這不得不令人深思。更具諷刺意味的是,在逆全球化中扮演發起者的西方發達國家,作為全球化的主導者和最大受益者,卻同樣在國際社會團結中發揮關鍵作用?;卮疬@些問題,必然要從國際社會團結中找尋答案。

  二、國際社會團結的現有解釋及不足

  現代意義上的國際社會是工業革命后的產物,尤以世界經濟和國際政治基本要素形成為標志。究其原因,國際社會產生于民族國家交往之中,在此之前受叢林法則支配并無國際社會存在。根據這一判定,有關國際社會團結的研究,可以劃分為三個層面:

  其一,從道德內化層面分析國際社會團結,這種觀點注重道德、道義因素的分析,認為國際社會團結是道德內化的結果。19世紀70年代,面對普法戰爭和法國大革命帶來的社會混亂,涂爾干試圖從道德層面尋求解決之策。在他看來,隨著分工發展,“機械團結”將讓位于“有機團結”,道德因素對于團結的作用將日益顯著,人類將邁向一種超越民族國家的超級人類社會,即“世界主義”道德團結?;跉W洲一體化,涂爾干設想“在這個國家之上,還有另一個國家正在形成,它將囊括我們的民族國家,它就是歐洲之國或人類之國”。同樣,霍耐特(Axel Honneth)認為,團結之所以產生,主要源于對諸如各類不尊重行為的道德義憤感。對于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而言,國際社會之所以團結,道德內化作用極為重要。對此有學者指出,雖然具有一定合理性,但在某種意義上,它忽視了道德源于現實生活這一事實,難免存在“空洞”“抽象”的缺陷。

  其二,從制度規約層面論述國際社會團結,與前一種觀點不同,這種觀點注重從世界政治的制度與規范視角探討國際社會團結。赫德利·布爾認為,制度規則是國際社會的基礎,基于制度規則,不同國家能夠形成團結與合作?!爱斠唤M國家意識到它們具有特定的共同利益和價值觀念……認為在彼此關系中受到一套共同規則的約束,并且一起運作共同制度時,國家社會(或國際社會)就出現了?!蓖瑯?,羅伯特·杰克遜(Robert Jackson)也強調制度與規范的重要性,認為“主權國家所組成的社會,是一種觀念和制度,它不僅表達了關于分歧、承認、尊重、關心、對話、往來及交換的道德,而且展示了那些規定獨立政治共同體如何共存共處和互利互惠的規范”。對于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而言,國際社會團結要立足于現實社會,尤其注重制度與規范的作用,這也是與前一種觀點的最大不同。問題在于,制度與規范只是為團結創造了約束條件,但是本身未必能夠產生團結。

  其三,從風險刺激層面探討國際社會團結,在持這種觀點的學者看來,風險刺激在國際社會團結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貝克(Ulrich Beck)認為,“全球化乃是人類遭遇的新命運,是世界正在經歷的又一次歷史轉型……世界所有國家和民族已經被納入一個休戚與共、相互依存的‘風險共同體’”。為了應對全球化危機,民族國家需要團結行動,“世界主義”是唯一的出路。而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也指出,全球化帶來的金融危機、生態危機等世界性風險很難在某一國家內部解決,所有民族和國家將逐步集合為一個非自愿的風險共同體。與上述兩種觀點不同,這種觀點主要基于人類生存的外在風險,試圖對國際社會團結展開探討。然而,這種以風險來預設團結的分析也存在一定不足,最為明顯的是忽視了現實當中行動選擇的多樣性。

  由上可見,學界對國際社會團結的研究,主要圍繞道德、制度與風險三個層面展開。針對團結何以形成,現有研究分別從價值內化、客觀制度、外在風險方面做出了大量分析,但是很少有研究將三者結合起來探討。筆者認為,國際社會團結是一項復雜工程,現實當中不同國家之間之所以產生團結,并不只能從道德、制度、風險三者當中的某個單一層面進行解釋?;袅指瘢―avid A. Hollinger)就曾指出,團結是一個綜合體,“即便在溫和的意義上,它也蘊含著一種特殊的意義,即人們擁有彼此的力量、情感和資源”。事實上,作為一種主體間性產物,團結本身必定遵循一定的邏輯。作為對國際社會現象尋求一般性解釋的社會科學,國際政治社會學在分析國際社會團結中,勢必不能將道德、制度和風險分割對待;相反,要基于社會建構的本質,在深入剖析團結邏輯的前提下對此展開論述。

  三、團結的發生邏輯與國際社會團結機理

  與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不同,以建構主義為代表的國際政治社會學注重社會學理論與概念的運用,在分析國家行動時強調共有觀念與集體知識的作用。根據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總結,建構主義的核心觀點在于:“社會及其制度安排處于不斷變化的過程中,社會學的任務就是分析和研究這個永恒的變化過程?!笨梢?,社會學意義上的團結屬于一個能動性的統一過程,包括兩個要素,即“因何團結”和“如何團結”。其中,前者強調團結動因,后者側重團結的實現?;诖?,解釋國際社會團結,首先需要從一般意義的社會層面,厘清團結的發生邏輯之后,方可展開。

  3.1 從個體需要到集體共識:團結的發生邏輯

  團結源于主觀情感,這是容易形成、也是并無爭議的一種解釋。在本質上,團結是彼此支持的團體成員之間的相互情感和責任感。在布魯克霍斯特(Hauke Brunkhorst)看來,法國大革命蘊含的團結,表達的是革命者之間的“博愛”之情。同樣,約翰·貝克(John Baker)也認為團結與“愛”“友誼”等事物相聯系。本質上,情感表示的是一種需求,既可以是內在歸屬感,也可以說是外部刺激下的聯合需要。

  實踐中,主觀需要與實際團結往往存在一定差距。原因在于,主觀需要可以表達社會成員“個體層次”的某種期望,但是這種期望很難與社會成員“個體之間”的現實團結相等同。在現實當中,團結既表現為主觀狀態,更表現為實踐狀態。作為兩者的有機統一,“個體層次”主觀需要能夠解釋“因何團結”,但是未必可以實現“如何團結”。因此羅素(Bertrand Russell)認為,團結重在實踐,“社會團結是必要的,但人類迄今還不曾有過單憑說理就能加強團結的事”。在此當中,最重要的是尋找共同需要,即在社會成員不同需要之間尋找共同點,從而將主觀需要從“個體層次”上升為“個體之間”。

  可見,從社會層面看,團結遵循“從個體需要到集體共識”的邏輯?!吧鐣F結既不是一廂情愿的自我滿足,也不是無奈的社會現實,而是一種與隱藏在歷史深處群體生存需求聯系起來的社會財富?!币环矫?,團結源于社會成員的個體需要,情感需要、風險刺激等會激發個體主觀上的聯合需要;另一方面,團結實現于集體共識,團結的實現離不開社會成員之間共同需要這一共識的產生。

  3.2 從理想到契約:國際社會的團結機理

  以建構主義為代表的國際政治社會學,其核心特點是最大程度上將社會建構論引入國際關系領域,“將一般意義上的社會和社會成員替換成國際社會和國家”。據此,作為團結的一種類型,國際社會團結遵循著團結的發生邏輯?!八^國際團結涉及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系,意味著不同國家就它們關心的共同問題或共同利益達成某種共識而形成的聯合?!备鶕鲜龇治?,國際社會團結之所以發生,關鍵是共同需要的存在。在實踐中,這種共同需要主要以幸福追求為主觀起點,同時又以制度規范為保障。

  第一,國際社會團結以幸福追求為內驅。幸福是人類的永恒追求。英國思想家休謨(David Hume)認為,“人類心靈的主要動力和推動原則就是快樂和痛苦,一切人類努力的偉大目標在于獲得幸?!?。長期以來,人們對于幸福的認知存在多種理解,但是卻始終與國家存在十分緊密的聯系。例如,在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Plato)看來,幸福即善與德行,真正的幸福只能存在于城邦國家之中。同樣,意大利思想家阿奎那(Thomas Aquinas)也指出,國家的責任在于創造幸福,“掌握國家的統治權實際上成為一種責任,由擁有統治權的政府來擔任道義上的義務,就是通過政治統治,維護和平與秩序,使人民過上有道德的幸福生活”。

  對于現代國家而言,創造幸福生活是其重要職責。當前,無論是中國正在奮力構筑的“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還是拉美國家正在努力的“實現團結協作、發展振興的拉美夢”,為民謀福祉都是其根本所在。即便是曾經高喊“讓美國再次偉大”的美國前任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改善國民生活也是其重要追求。為此,在國際系統“無政府狀態”下,國家的功能高度相似,都是對外保證國家安全,對內要從經濟、民主和法治等方面保證國民福祉。有鑒于此,在國際社會中,民生幸福感日益受到廣泛關注。早在1972年,不丹國在世界上便最早提出“國民幸??傊怠毖芯?。2008年,法國時任總統薩科齊(Nicolas Sarkozy)也著手組建經濟表現和社會進步委員會,目的是推動包含幸福的綜合發展指標建設。聯合國也極為看重“幸?!钡膬r值,自2012年開始,每年對外發布《世界幸福報告》??梢?,“民生幸?!币丫哂袊H共識,成為世界上廣大國家和政黨執政的重要理念。

  第二,國際社會團結以共同利益建構為紐帶。對于國家而言,幸福追求需要通過行動來實現?,F實中,由于民族國家的邊界性,幸福實踐往往首屬內部事務,主要在本國內部完成。然而隨著全球化的興起,商品、資本和勞動力等跨國流動日益增多,國境以外的因素對于國境以內的影響越來越頻繁。19世紀以來,隨著資產階級革命完成、資本主義世界擴張和科技革命的興起,全球化不斷推進與發展,國與國之間的地理藩籬日漸消弭,相互聯系日益加深?!皢问谴蠊I建立了世界市場這一點,就把全球各國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國家的人民彼此緊密聯系起來,以致每一國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國所發生事情的影響?!比蚧l展給世界帶來的影響是多方面的,最突出的莫過于兩點:其一,相互聯系加大,原本屬于一國內部的事務,卻愈發影響其他國家。其二,相互依存加大,很多事務很難在一國內部解決,需要共同努力方能解決的問題日益增多。在此情形之下,在國家幸福實踐中,探索“個體之間”的新路徑,也注定成為一種必然。

  “個體之間”幸福實踐的主要路徑是合作,即不同國家通過相互合作的方式,實踐自身的幸福追求。合作即團結,目的是在相互合作當中實現彼此對于幸福生活的追求?!皥F結是利益和情感的協調一致,是我為人人和人人為我。人們在團結中展示個性,達成最佳發展,享受最大可能的幸福?!焙翢o疑問,在此過程中,共同利益是前提,也是關鍵。對于不同國家而言,共同利益的找尋,需要彼此在幸福實踐中建構共同點。在貝克(Ulrich Beck)看來,全球化進程中的共同利益,主要存在兩種類型:其一,不同國家在發展中存在資本、技術和資源等方面的相互需求。其二,金融危機、生態危機等外在風險會使得不同國家產生合作的需要。在工業社會中,共同利益主要表現為“需求”;隨著后工業社會來臨,面對科技發展帶來的“潛在的副作用”,不同國家會因風險“焦慮”產生合作。整體而言,國際社會正從“需求型團結”邁入“焦慮促動型團結”。

  第三,國際社會團結以制度規范為保障。在建構共同利益的過程中,團結往往具有一定的脆弱性。原因包括:其一,在客觀上,國與國在合作中往往奉行利益至上,而國力上的差異通常使得利益的實現存在差異。其二,從主觀上,這種差異會促使其在利益計算上產生“相對收益”與“絕對收益”的區別,從而使不同國家對于團結的認知形成差異。因而在實踐當中, 為了確保團結的有效性,國際社會往往通過制定制度與規范來降低這一脆弱性的負面影響?;鶜W漢認為,制度與規范的作用在于降低合法交易成本、增加非法交易成本、減少行為不確定性等機制,從而促進合作?,F實當中,“歷史上不同國際體系和文明的國家及人民之所以能在戰爭、和平、聯盟和商業方面達成協議,是因為他們認識到信守承諾、履行協議的好處”。

  第四,制度規范的本質是契約。對于國家合作而言,其根本作用是為共同利益的建構提供保障,避免團結陷入利益紛爭的失序狀態。當前在國際社會,制度與規范的數目繁多,諸如《羅馬條約》《聯合國憲章》《世界貿易組織協定》等皆是其表現。赫德利·布爾認為,在國際社會中,制度側重協調性,規則偏向于具體性。其中,規則主要是國際法、國際道德準則和國際慣例等限制國家行動的一般性原則,而制度旨在讓規則產生效力。雖然存在一定區別,但兩者都是為合作提供契約保障。

  根據上文所述,筆者基于團結的發生邏輯,勾畫出了一個簡要的國際社會團結機理示意圖。國際社會團結是以主權國家為主體的團結,現實中這一主體的數量應當是涵蓋大多數主權國家,圖中為了便于闡釋,主要以A、B、C等國來體現??偠灾?,國際社會團結是全球化作用之下,國家幸福追求與幸福實踐的統一。這具有兩層含義:其一,隨著相互依存加深,不同國家在幸福實踐中需要突破國別地理界限,通過合作來實現幸福追求。其二,合作以共同利益建構為前提,以制度規范為保障。其中,內在道德、客觀制度、外在風險,無疑都在發揮作用。反觀近現代國際關系變遷,它所經歷的威斯特伐利亞合約、國際聯盟和聯合國三次里程碑式的進步,本質上都是幸福追求內驅下,廣大國家建構共同利益、形成契約的過程。

  四、國際社會團結中逆全球化的產生過程

  逆全球化并非以破壞國際社會團結為目的,因為逆全球化的國家從不否定幸福追求。無論是特朗普的“美國優先”還是英國“脫歐”,他們無不以創造幸福生活為口號。只是在幸福實踐上,這類國家存在顯著差異。逆全球化的產生,不僅與諸如資本主義內在矛盾、全球化危機等因素有關,更為關鍵的是,它始終蘊含著一定的因果過程。事實上,引發逆全球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置身于國際社會團結之內,西方發達國家之所以出現逆全球化之舉,也是基于一系列前因后果而做出的選擇。

  4.1 從“受益者”到“受損者”:空間轉換帶來的身份轉型

  國際社會團結以全球化為重要推力。作為波及全球范圍的社會變遷,“全球化并非自己本身就具有明確的目的和動力,相反,是人類行動者和社會組織才構成全球化動力的本質源泉”。在全球化的推進過程中,西方發達國家扮演著重要角色。整體而言,全球化的影響是全球性的、具有深遠意義的,“既是商品、資本、勞動力跨國流動的結構性過程,也是個制度性過程”。與此同時,這種影響是波浪式的、逐步呈現的,因為全球化“以一種相當不穩定的方式來影響不同地方、國家和個體是需要很長時間的”。從某種意義上說,全球化的波浪式發展即為這種不穩定方式的集中體現。原因在于,市場是一把雙刃劍,受其影響,全球化始終在兩種空間,即“正面效應”和“負面效應”交織過程中螺旋前進。與之相伴的是,在國際社會團結當中,這兩種空間也始終是共生共存的。

  兩種空間鑄造了“受益者”“受損者”兩種身份狀態。全球化伊始往往“正面效應”正盛,推動者也是“受益者”。相反,后期則“負面效應”凸顯,推動者往往成為“受損者”。毫無疑問,在幸福追求驅動之下,不同國家的反應往往是:身處“正面效應”的國家,作為“受益者”,往往對全球化持支持態度;相反,因“受損者”身份的出現,身處“負面效應”的國家往往對全球化持反對態度。正因如此,“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需要擴張時,則主張貿易自由政策;需要調節、維護時,則主張貿易保護政策”。

  問題是對于“負面效應”空間,即便作為全球化發起者與推動者的西方發達國家,也很難形成天然免疫。一方面,這是市場規律的必然結果,在市場的資源配置作用之下,沒有哪個國家能夠注定成為贏家。另一方面,發達國家內部治理失調也是一個重要原因。對此,發達國家往往持有不同的認識。面對“負面效應”引發的貿易赤字、內部失業等問題,他們往往淡化內部治理的不足,通過貿易保護主義片面地歸罪于全球化。對于發達國家的這一做法,馬克思(Karl Marx)早已斷言,“保護關稅制度不過是某個國家建立大工業的手段……是它聚集自己的力量和實現國內自由貿易的手段”。

  4.2 推動與阻撓:身份轉型引發的國際社會團結悖論

  國際社會團結與否,大國起著關鍵作用。約瑟夫·奈(Joseph Nye)認為,“一國內部,需要政府提供諸如警察、清潔的環境等公共產品,每位公民都將獲益,沒有人被排除在外。同樣,在全球層面,也需要以最強大國家為首的聯盟提供公共產品,如穩定的氣候、穩健的金融及海洋上的自由航行”。在國際社會團結當中,西方發達國家承擔國際公共產品供給的責任,這不僅為其在全球事務中把握話語權提供了便利,也為自身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然而,“受損者”身份的出現意味著原有利益格局受到沖擊,難免引起這些國家的反思。

  西方國家傾向于從全球化的負面作用之中找尋原因。米歇爾·于松(Michel Husson)認為,全球化具有收入分配效應,容易引發內部不平等問題;克利希那(Pravin Krishna)也指出,貿易自由化的替代效應將增加勞動者就業和收入風險。如此意味著,“對于發達國家來說,國際貿易一方面會通過減少發達國家低技能勞動力的就業機會而使其收入狀況惡化,另一方面則有可能降低低技能勞動力的相對報酬或收入水平,從而拉大其與高收入群體之間的差距”。與之不同,在國內一些學者看來,“從理論邏輯上看,經濟全球化與發達國家內部收入不平等之間的因果關系并不存在”,因為發達國家內部治理中的職業培訓、最低工資保障等機制,對于不平等可以起到有效的抵消作用。本質上,“受損者”轉型是內外因綜合作用的結果,不可否認全球化帶來了負面影響,但是更多的原因應從內部找尋。

  然而“受損者”身份的出現,往往使得西方發達國家面臨雙重壓力。其一,持續“受損”的壓力。國際公共產品存在消費非競爭性、非排他性特點,在承擔這類產品供給時,西方發達國家需以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為后盾。隨著全球化不斷推進,國際公共產品的需求與日俱增,“以全球經濟治理領域為例,全球經濟增長與發展的壓力依然很大,對公共產品需求量巨大”。在“受損者”轉向之下,繼續推動全球化勢必導致“受損”持續化。其二,國內幸福追求的壓力。對于發達國家而言,“受損者”身份使得本國幸福追求受到影響,勢必招致國內民眾、政治精英的反對。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經濟實力一直呈縮小態勢。例如,在各國國內生產總值(GDP)世界占比方面,在1991年至2011年這20年間,七國集團(G7)的這一指標從66.7%下降到48.1%,而金磚五國則從7%上升到20%左右。與此同時,發達國家內部貧富差距卻日益加劇。2005—2014年期間,在全球25個高收入經濟體中,65%~70%的家庭(約5.4億~5.8億人)實際收入出現停滯或下降。在此雙重壓力下,推動全球化則意味著繼續受損,阻撓則導致國際供給產品供應不足,從而使得國際社會團結陷入困境。由此,如何選擇幸福實踐路徑,則是西方發達國家面臨的考驗。

  4.3 重利、輕義、玩弄規則:悖論之下“另類”幸福實踐選擇

  國際社會團結倡導互利合作,通過對話協調化解分歧,進而邁向共同幸福。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經濟全球化進入階段性調整期,質疑者有之,徘徊者有之。應該看到,經濟全球化符合生產力發展要求,符合各方利益,是大勢所趨”。在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背景下,面對全球化帶來的“負面效應”,合理應對之策應是強化國內治理,加大國際協調,通過對話與合作促進發展。然而與之不同的是,現實當中,西方發達國家卻傾向于選擇一種“另類”路徑,即以“狹隘利己主義”化解自身危機。對此,有學者指出,表面上或許是應對內部民眾不滿,其背后的真正目的則是轉移國內矛盾、尋求自我保護。

  “狹隘利己主義”的核心特點是只求利己,不求利他。結合現實表現,西方發達國家的這一路徑主要集中為三類:追求本國利益至上、輕視責任與義務,或者選擇性遵守制度與規則。

  首先,唯本國利益至上的國家,一切以本國利益為主,無視其他國家的正當權益和合理訴求。無疑,美國是這類“重利”的典型代表。自2008年次貸危機以來,為了刺激出口、復蘇國內經濟,美國以綠色貿易保護、技術壁壘等方式頻頻掀起反傾銷調查。據英國經濟政策研究中心發布的《全球貿易預警》,2008—2016年美國對其他國家采取的貿易保護措施達600多項,僅2015年就采取了90項,居各國之首。一直高喊“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前任總統特朗普,在2017年上臺之初,就以“美國優先”為口號啟動對中國的301調查,掀起中美貿易摩擦。與此同時,出于自利考慮,美國制裁“大棒”不惜揮向傳統盟友。2018年,在對歐盟鋼鐵和鋁開征25%關稅后,美國陸續對墨西哥、加拿大、日本等國家提高關稅稅率。之所以漠視經濟規律、選擇與盟國為壑,美國最為看重的還是本國利益。

  其次,放棄國際責任是“受損者”身份轉向下,西方發達國家的又一極端做法。借此既能降低本國相應支出,也能回應國內民眾關切。在全球經濟低迷、各國經濟復蘇乏力的背景下,勞動力跨國流動和大批難民、非法移民的涌入,給西方發達國家帶來了就業機會減少、社會治安惡化和經濟福利下降等問題。對此,美國采取移民禁令、建美墨邊境墻等措施來消極應對。而歐盟內部反移民的呼聲和政治力量也不斷壯大。2018年6月20日,匈牙利國會通過“史上最嚴”移民法案(即“阻止索羅斯法案”),規定幫助非法移民的援助行為將被認定為犯罪。而一向對移民持接納態度的德國,面對內部壓力也開始收緊政策。對于這些國家而言,上述移民政策的出臺,其根源在于無視國際責任。本質上,“當前這些帶有民粹主義非理性色彩的孤立主義事件,反映的是英美大國經濟實力漸衰及其全球責任與擔當意識的下降”。

  最后,為了本國利益玩弄制度、漠視規則,也是西方發達國家的慣用做法。對于這類國家而言,制度與規則只是其獲取利益的工具,于是“合則用,不合則棄”。其中,美國頻繁“退群”無疑是這一類型的典型。特朗普自推出“美國優先”以來,是否符合美國利益便成為其衡量和判定國際社會制度與規則的標尺,由此頻頻出現退出《巴黎協定》《中導條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操作。

  五、逆全球化下國際社會團結的走向及應對

  當前,貿易壁壘、“脫鉤”威脅等逆全球化行徑與思潮甚囂塵上,國際社會團結面臨極大考驗。如何化解與應對,成為亟需探索的一項重要工作。

  5.1 未來走向:團結將是國際社會的主要基調

  對于國際社會團結而言,逆全球化具有一定破壞性。概括而言,這種破壞性可以歸結為四點:其一,引發國家主義的復歸,使得政府對于經濟與市場的干預增多。其二,強化本國優先和本國利益至上,導致民族主義復興。其三,促使制裁與反制裁這類現象逐步增多。其四,導致國與國之間沖突與對抗的可能性增加。由此導致,“長久以來旨在實現市場自由化的運動已經中斷,全球已進入新一輪國家干預與管制以及保護主義蔓延的時期”。尤其是在當前全球經濟整體萎靡的背景下,西方發達國家的逆全球化思潮及其消極影響,在短期內很難消解。盡管如此,這并不影響對全球化發展的樂觀判斷。從長遠來看,團結將是國際社會的主要基調,這既能從歷史中找尋力證,也具有一定的現實基礎。

  歷史證明,團結實屬國際社會發展的主流?!霸诘谝淮喂I革命以來的 200 年間,人類經歷了兩次全球化浪潮,但同時也見證了三次逆全球化思潮”,在兩者的此消彼長之中,逆全球化從來沒有占據主導。從現實來看,這股負能量也不具備形成氣候的條件。其一,國際社會的幸福追求未變。在當今世界,幸福追求仍是發展的內在驅動,是大多數國家的主要追求。其二,國際社會面臨的共同問題有增無減?!叭祟愐舱幵谝粋€挑戰層出不窮、風險日益增多的時代。世界經濟增長乏力,金融危機陰云不散,發展鴻溝日益突出,兵戎相見時有發生,冷戰思維和強權政治陰魂不散,恐怖主義、難民危機、重大傳染性疾病、氣候變化等非傳統安全威脅持續蔓延?!逼淙?,制度與規則早已深入人心。在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之下,基于國際法、國際慣例等規則化解矛盾、達成合作,已成為各國共同的心聲。

  5.2 應對路徑:維護制度理性與探索制度超越

  約瑟夫·奈認為,“不平等會導致政治反應……發生導致大規模失業的金融危機和經濟蕭條,這樣的政治反應可能會最終限制世界經濟全球化的步伐”。據此有學者提出,逆全球化是美歐發達國家出于對全球化中遭遇的“經濟不平等的政治反應”。當然也有不同看法,有學者提出,“美國并未在國際體系中獲利”只是該國政府對外給出的一種冠冕借口,其真正關心、在乎的實際上是其他國家獲利過多而導致自身霸權利益受損。事實上,無論何者更加成立,西方發達國家握有主動皆屬不爭的事實,其逆全球化的背后,舊有的全球治理體系才是關鍵。逆全球化的化解或許與美歐發達國家內部治理改善存在關系,但是并不能寄希望于此,問題最終的有效解決仍然需要新的全球性制度安排。而在其成型之前,在現有體系內維護制度理性也同樣重要。

  第一,維護并完善現有機制,強化國際社會團結。制度理性是全球化以來人類幸福實踐的最大成果。當前,國際社會團結的制度與規則是在聯合國框架下,以美國為主導而建立的。雖存有缺陷,但制度理性對國際社會團結的價值卻是毋庸置疑的。多伊奇(Karl Deutsch)就明確提出,“它預先做出了許多規定,減少了溝通和決策的負擔,協調了不同行為者的期望”。而逆全球化的出現,無疑使制度理性遭到沖擊,從而給現有的國際社會團結制造障礙。一方面,這與國際社會現有的團結機制缺陷有關,“如聯合國安理會的目標是保證國際社會集體安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目標是保證國際金融穩定,世界銀行的目標是消除貧困,但今天這個世界上,集體安全、經濟穩定和共同富有的合理需求在許多國家和地區仍是嚴重匱乏的”。另一方面,又與機制自身的現實約束力有關。國際制度與規則是主權國家通過締約賦予的,因而是有限的。即便作為最具權威性的制度,“聯合國大會的決議只不過是反映著大多數成員政府利益的虔誠的期望而已。這些決議既不具有法律效力,也不具有實質上的約束力”。

  盡管如此,現有機制對于國際社會團結依然起著關鍵作用。一方面,“國際制度改革不可能在‘一張白紙’上理想地進行,必須在原有的歷史遺產基礎上逐步改進”。另一方面,目前在國際社會中,對于現存國際秩序與制度表示完全不認同的國家幾乎不存在。因此,在信任基礎依然存在的前提下,維護并完善現有機制將是合理的選擇。為此,在聯合國框架內,要強化對話機制,通過對話與合作紓解全球化發展帶來的問題,避免陷入制裁與反制裁、沖突與對抗的惡性循環。同時,要加強多邊機制建設,發展中國家要尤其加大合作,建立更廣泛的團結。

  第二,堅持共商共建共享,探索國際社會團結新機制。制度失靈是引發逆全球化的重要因素。表面上,這種制度失靈不僅與現行機制的碎片化有關,也與資本主義固有矛盾所蘊含的危機存在很大關系。然而,更深層次的原因則在于文化層面。一直以來,西方國家在世界秩序上推崇人性惡假設,習慣以“二元對立”的沖突觀審視和處理外界關系。受其影響,“近代以來,國際制度的建立和發展基本上源于西方文化,無論從組織形式還是文本風格,都體現了西方文化價值觀的要求,成為國際制度中的主流價值取向”。因此,探索建立國際社會團結新機制顯得尤為重要。

  團結新機制的建立,重點要突破新自由主義利己、虛偽的本質。受新自由主義影響,國際社會現有團結機制以維護美歐西方大國的利益為出發點,“市場規則只對你,不對我;除非‘游戲場’正好向著有利于我的方向發生偏斜”。為此,新機制的建立要緊緊圍繞三個方面:其一,杜絕話語權單一,崇尚多方參與。其二,避免重利輕義,推崇“義利相兼、以義為先”。其三,規避自由風險,注重公平與共贏。在逆全球化業已引發“全球主義已經死亡”等悲觀論調的背景下,探索構建團結新機制的主要目的在于繼續支持全球化,其核心特點是開放與包容,“它不同于以往以市場為導向的單一模式的全球化,而是以發展為導向、強調包容性增長、兼顧效率與公平的新型全球化”。毫無疑問,這正是習近平總書記所致力倡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時代命題的題中應有之義。

  “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站在全人類高度,對于人類發展與未來走向的系統思考,和而不同、共贏發展是其內核。因與新自由主義存在顯著差異,西方發達國家對于這一新的理念,必然有所忌憚。為此,在實際構建過程中,要堅持團結多數、爭取少數的原則,廣泛建立以發展中國家為主體、涵蓋不同國家及國際組織在內的國際社會團結統一戰線,加強對話協調,凝聚共同主張。具體而言,一是體現差異,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底色,恪守與現有“贏者通吃”規則的區別。二是強調包容。要堅持以發展為導向,不斷推進涵蓋西方發達國家在內的世界各國發展。三是凸顯責任。彰顯大國擔當的成色,積極推動“一帶一路”建設,大力提供國際公共產品,基于平等互利,攜手發展中國家實現共同發展。

  六、結語

  針對逆全球化何以產生,筆者基于國際政治社會學視角,重點從國際社會團結層面嘗試展開新的解讀。立足于現有研究,通過將逆全球化納入國際社會團結這一時空范疇當中,筆者重點從行動者即西方發達國家“認知—行動”角度,對其發生過程進行了動態分析。其一,國際社會團結是全球化作用下,國家幸福追求與幸福實踐的統一,存在互利與自利兩種路徑。其二,受市場規律支配,國際社會團結存在“正向效應”“負向效應”兩種空間。即便是西方發達國家,也無法對后者產生天然免疫。其三,鑒于本國治理不善與全球化沖擊,在“受損者”身份轉型下,承擔國際公共產品供給的西方發達國家,存在“受損”持續化和國內幸福追求的壓力。受人性惡的西方價值觀影響,為了轉移本國矛盾、獲取選民支持,他們傾向于選擇自利路徑,由此產生逆全球化。其四,逆全球化集中表現為重利、輕義、玩弄規則。面對其給國際社會團結帶來的破壞,根本的應對之策是建立新的制度安排,推動全球化轉型升級。其中,既要在現有體系內重塑制度理性,又要堅持共商共建,探索制度超越,中國無疑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關于如何發揮“中國力量”、貢獻“中國智慧”,將是后續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注釋略)

作者簡介

姓名:陶德強 范和生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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