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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性視角下群島的領土主權取得規則研究
2021年04月13日 15:06 來源:《太平洋學報》2021年第3期 作者:黃影 張海文 字號
2021年04月13日 15:06
來源:《太平洋學報》2021年第3期 作者:黃影 張海文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摘要:構成要素的多元性及其內在聯系的整體性的特征決定了群島是一種區別于一般陸地形態的特殊形態領土。群島主權的確立適用一般國際法上的領土取得規則,同時,群島的多元性和整體性等特征也賦予領土取得規則在群島適用上的新發展。確定群島領土主權歸屬必須以群島的整體性為前提,不能人為地將其割裂為單個島礁而分別確定領土主權歸屬。這也是所謂的“南海仲裁裁決”存在的嚴重謬誤之一。中國歷來是將南沙群島作為一個整體主張領土主權。無論是依據相關國際實踐還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確定的群島標準,南沙群島都應被視為一個整體,并在此基礎上確定其領土主權的歸屬。

  關鍵詞:群島;海洋法;領土主權;取得規則;南沙群島

  作者簡介:黃影,天津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學院講師,法學博士;張海文,南方海洋科學與工程廣東省實驗室(珠海)法律創新團隊雙首席科學家,浙江大學海洋學院兼職教授,自然資源部海洋發展戰略研究所所長,研究員,法學博士。

 

    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以下簡稱《公約》)第46條第2款規定:“群島”是指一群島嶼(a group of islands),包括若干島嶼的若干部分、相連的水域(interconnecting waters)和其他自然地形(other natural features),彼此密切相關,以致這種島嶼、水域和其他自然地形在本質上構成一個地理、經濟和政治的實體,或在歷史上已被視為這種實體。群島作為一種特殊形態的領土,其范圍以島嶼為主體,還包括與島嶼彼此密切相關并構成整體的水域以及其他自然地形,如《公約》第47條提及的“干出礁”(drying reefs)、“環礁”(atolls)、“岸礁”(fringing reefs)、“海臺”(oceanic plateau)等。雖然群島概念從詞源上看是海洋導向型的,之后才逐漸發展為指代“一群或者一組島嶼”,但其所表明的海洋和陸地之間的緊密和相互聯系卻是一以貫之的。而正是這種海陸之間的緊密聯系形成了群島與陸地領土在地理形態上的差異,從而造成這種具有特殊地理形態的領土可能享有比其他形態領土范圍更廣、內容更加豐富的海洋權利。因此,需要單獨研究群島這一特殊形態領土的主權取得規則,為主張相關海洋權利提供強有力的法律依據和基礎。

  研究這一問題對于中國有重要的現實意義。菲律賓在2013年提起的所謂“南海仲裁案”中,采取了“分而治之”“化整為零”的策略,試圖通過請求仲裁庭對構成南沙群島的單個海洋地形的法律屬性進行裁決,以達到“肢解”作為整體的南沙群島并削減由此而產生的海洋權利的目的。中國一貫主張南海諸島作為四個整體(包括東沙群島、西沙群島、中沙群島和南沙群島)享有主權和相關海洋權益。因此,有必要深入分析和研究整體性視角下群島領土取得規則。

  一、國際法中領土取得規則的現狀

  1.1 國際法理論中的領土取得規則

  領土是國際法基本概念,是構成國家的基本物質基礎,“沒有領土的國家是不可能的?!鳖I土賦予國家以屬地管轄權,國家可對其領土范圍內的一切人、事和物行使立法、司法和行政管轄權。傳統國際法任務和目標之一即是在領土基礎上劃分各自主權行使的空間范圍,領土情勢穩定和變化的法律秩序問題也由此成為整個國際社會法律秩序的核心問題??梢哉f,傳統國際法是建立在以領土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之上的。傳統國際法學家在將領土與羅馬法中財產進行類比的基礎上,在理論上構建了國際法的領土取得規則。集前人研究成果于大成的《奧本海國際法》對其進行了權威性的闡述,將領土取得規則確定為五種方式:先占、時效、添附、割讓和征服。然而,隨著國際法的不斷發展,傳統的領土取得規則逐漸與國際社會現實相脫離,部分規則的合法性也發生了根本改變,如割讓和征服已為現代國際法所禁止,而時效規則也存在極大爭議,司法實踐從未確認或者適用時效規則解決領土爭端。國際法學者和國際司法機構也逐漸意識到國際法與國內法在結構和建制上的區別以及與私法類比的局限性,以及傳統的領土取得和變更理論在解決領土主權爭端過程中面臨的困境,因而試圖探討領土取得規則的新發展。

  盡管如此,國際法中的領土取得規則在司法實踐中的適用仍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尤其是在領土主權爭議中,當事國依然傾向于依據傳統的領土取得規則提出本國的領土主張。如國家在主張最初取得爭議領土主權時,頻繁援引先占規則作為取得原始權利的國際法依據。因此,盡管傳統的領土取得規則遭到來自國際法學者的諸多批判,但是完全忽視或者拋棄傳統的領土取得理論也是不現實的。事實上,傳統的領土取得理論對于解釋國家提出的領土主張的某些歷史依據仍具意義。雖然迄今為止,國際司法機構尚未明確指出其依據何種領土取得規則進行裁決,但其卻在多個判決中明確承認存在某些傳統的領土取得規則,并將其納入對整個案件的整體考察和把握過程之中,即將其視為做出最后裁決的考慮因素,而非將其分析推理完全建立在這些理論的基礎之上。因此,在今后的司法實踐中,傳統的領土取得理論仍將繼續發揮作用,但其作用的范圍仍有待于進一步分析和考察,而且在本文討論的群島的領土主權取得規則時,仍具有現實意義。

  1.2 司法實踐中適用的領土取得規則

  鑒于傳統國際法中領土取得理論的局限性,國際法學者試圖提出幾種“新的”領土取得理論,以指導解決領土主權爭端的司法實踐,如歷史性固化理論(Historic Consolidation Theory)、多重考慮因素理論(Multiple Considerations Theory)、行為—事實理論(Transaction-Fact Theory)、領土有效性理論(Territorial Effectiveness Theory)等,但是這些理論因自身存有的缺陷而無法在司法實踐中適用。與理論上所面臨的窘境不同的是,國際司法機構已經在解決領土主權爭端的實踐中積累了大量的案例,并形成了一套比較成熟的三級審判規則,即條約優先適用,然后考慮“保持占有”原則,最后適用有效占有規則以確定爭議領土的最終歸屬。

  作為最能直接、明確和客觀地確定國家領土范圍的主要形式,條約是司法機構首先考慮的合法性依據。如果通過解釋條約,可依據條約規定確定爭議領土主權歸屬,那么其他因素,包括“保持占有”原則、有效占有規則,或是成為條約規定的佐證,或是不予考慮?!氨3终加小痹瓌t是司法機構在非殖民化背景下,解決二戰之后新獨立的國家(主要是拉丁美洲和非洲國家)之間領土邊界爭端的過程中適用的一項原則,是指保持殖民國家劃定的殖民地內部各行政單位之間、不同殖民地之間以及殖民地與未被殖民國家之間的邊界線并將其作為新獨立的主權國家之間的邊界線。該原則經1986年布基納法索和馬里邊境爭端案由國際法院確定為一項與非殖民化運動相關的“一般性原則”并且是正在逐漸形成中的一項習慣國際法原則。此后,“保持占有”原則被國際法院等司法機構在解決殖民地國家之間的邊界爭端時頻繁適用,成為繼條約之后處理殖民地國家領土主權爭端的國際法原則。當依據條約和“保持占有”原則均無法確定領土主權歸屬時,司法機構最終適用有效占有規則,即通過全面考察、判斷和衡量當事國對爭議領土實施持續、充分、實際與和平占有行為的證據,將領土主權判歸提出更有力證據的一方當事國。該規則的構成要素包括主觀要件(實施占有的意圖)與客觀要件(占有的行為)。在實際適用中,有效占有規則無法單獨適用,必須與其他規則,如利益相關國家的承認或者默示、時際法、關鍵日期等國際法規則結合適用;同時,有效占有的判斷標準還會受到爭議領土本身狀況的影響,比如無人居住且距離大陸較遠的島嶼,在判斷對其實施占有行為的有效性時的標準較人口密集、交通便利的地區要低得多,需要司法機構根據具體情況予以具體考量。甚至在極端情況下,國家只需要證明對爭議領土實施了象征性占有行為即可取得其領土主權。在這一意義上,有效占有規則具有很強的相對性。有效占有規則在國際司法機構解決國家之間領土主權爭端案件中的適用呈不斷增強的趨勢。本文統計了1920年至2020年間的27個領土主權和邊界爭端訴訟和仲裁案件,其中共11個案件最終適用該規則解決爭端。該規則的適用一方面滿足了司法機構解決國家領土主權爭端的現實需要,另一方面也表明司法機構所持有的謹慎和保守態度,力求在維持領土主權穩定的基礎上實現主權歸屬的和平變更。

  二、群島作為領土的特殊性及其影響

  2.1 群島類型及其國際法意涵

  根據地理位置不同可將群島劃分為以下三種類型:一是近岸群島(coastal archipelago),即位于大陸國家沿岸附近的群島,如智利的智利群島(Chilean Archipelago)、芬蘭的亞蘭群島(Aland Archipelago)、中國的舟山群島和長山群島。二是遠海群島(outlying archipelago),即遠離大陸但構成大陸國家領土組成部分的群島,如西班牙的巴利亞里克群島(Balearic Islands)、葡萄牙的亞速爾群島(Azores Islands)和馬德拉群島(Madeira Islands)、中國的南沙群島、西沙群島、中沙群島和東沙群島。三是構成群島國家(archipelagic states)整體或其一部分的群島(oceanic archipelago),與前兩類不同的是,這類群島本身即構成國家的全部而非部分領土,如菲律賓、印度尼西亞以及太平洋上的許多群島國。需指出的是,是否宣布為群島國,是由主權國家決定的,并非全部領土均由群島構成的國家就一定是群島國家,比如,日本的國土全部由群島和相關島嶼構成,但從未宣布為群島國,而是將自己當作一般意義的沿海國。

  國際法中并不存在一個統一的群島定義?!豆s》中群島的定義是在確定群島海洋權利的背景下提出的,該定義體現了20世紀以來,特別是經由三次聯合國海洋法編纂會議,國際社會對群島概念的具有普遍意義的觀點和看法,但是該定義并未在不同地理位置的群島之間進行區分。從領土取得規則的角度看,該定義可普遍和一般地適用于所有類型的群島,而非僅適用于構成群島國家領土整體或者一部分的群島。群島區別于一般領土的特征,是基于構成群島組成部分的各種海洋地形、水域等在地理、經濟和政治上的內在聚合性,或基于歷史原因,將群島作為整體性的法律擬制實體。地理位置的不同,并不能使得適用于群島的領土取得規則與一般大陸領土的規則有所差異;而是因為構成群島的組成部分在地理形態上的多元性以及必須將這些海洋地形作為整體進行考察等特殊情形,才使得群島領土主權取得規則具有與一般大陸領土的略有不同的特殊性。

   2.2 群島作為領土的特殊性

 ?。?)群島構成要素的多元性

  根據《公約》對群島的定義,群島的組成部分包括其中若干島嶼的若干部分、相連的水域和其他自然地形,這是一種特殊的海陸聚合體類型的領土?!豆s》第121條對島嶼做了明確的定義:島嶼是指四面環水并在高潮時高于水面的自然形成的陸地區域,包括不能維持人類居住或其本身經濟生活的巖礁。島嶼是群島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根據“陸地統治海洋”的原則,島嶼領土主權是取得群島其他組成部分(相連的水域和其他海洋地形)主權的前提條件和基礎。從群島的定義中可看出,構成群島的島嶼數量應為兩個或兩個以上,其中包括一個或者多個主島,可能是群島中最大的島嶼,或人口最多的島嶼,或經濟最發達的島嶼,或者具有重要的歷史或文化意義的島嶼。

  除了島嶼,群島還包括在地理形態上不構成島嶼的“其他自然地形”?!豆s》在此處未專門明確規定這些“其他自然地形”的具體含義和內容,那么,按照一般條約的解釋,可以參考《公約》其他條款中所提及的海洋地形,其中包括但不限于礁石(reefs)、干出礁(drying reefs)、岸礁(fringing reefs)、環礁(atolls)、海臺(oceanic plateau)等。

  聯合國海洋事務和海洋法辦事處(Office for Ocean Affairs and the Law of the Sea)與國際水文組織(International Hydrographic Organization)在各自編纂的出版物中對上述各種海洋地形概念作出了明確定義:礁石是指接近海面或者在低潮時露出海面的巖石塊或者珊瑚塊,通常是低潮高地,但也可構成島嶼。干出礁的定義和低潮高地非常相似,它的一部分在低潮時露出水面但高潮時就沒入水下。在低潮高地概念產生之前,干出礁實際上指的是低潮高地。岸礁和環礁是具有不同地理形態的兩種類型的礁石。岸礁是指直接依附于海岸或者大陸陸塊,或者緊鄰其附近的礁石。環礁是指被開闊的海洋所包圍的環形的礁石,不論是否有島嶼坐落其上,并且封閉或幾乎封閉而形成一個瀉湖,通常由珊瑚構成,位于被海水淹沒的火山之上。海臺指頂面相對平坦的海床上的高地,其從各個方向從海床上陡峭地凸起,并沿著頂峰擴展形成一定的面積。這些海洋地形雖然名稱各異,但本質上并無差別。根據《公約》第46條第2款群島的定義,這些海洋地形無論位于水上還是水下,均為群島的有機組成部分。

  最后,“相連的水域”也是群島的有機組成部分之一,主要是指位于構成群島的各島嶼之間、以及這些島嶼與其他自然地形之間的水域。對于構成群島國家主體的群島,該水域是指根據《公約》第47條劃定的群島基線所包圍的連接群島各個組成部分的群島水域,而對于大陸國家的近岸群島和遠海群島,則可根據《公約》第7條規定劃定群島直線基線,該基線范圍內的水域也是群島的組成部分。

  上述“其他自然地形”和“相連的水域”雖然不具有傳統國際法意義上領土所具有的陸地形態,但根據《公約》第46條第2款群島的定義,都是“群島”的有機組成部分。這正是群島成為特殊形態領土的主要特征之一,即群島作為國際法意義上的領土,其組成部分除了一般意義的大陸領土和海洋里的陸地(島嶼)之外,還包括了其他自然地形和相連的水域等特殊形態。

  因此,相對于傳統的單一陸地領土概念,群島的內部構成呈現出更加多樣化的特征,各組成部分之間形成的緊密聯系和高度融合性模糊了海洋與陸地之間的差異。

 ?。?)群島的整體性

  國際法學界對群島問題的關注始于20世紀初期。作為群島的根本特征之一,整體性從群島概念的產生開始即與其密切聯系。早在1924年召開的國際法協會第33次會議已經明確提出應將群島作為一個整體對待,其領海寬度應從距離群島中心最遠的島嶼量起。在后續的海洋法編纂會議上,由于各國和學者無法在構成群島的島嶼之間的距離標準、群島領?;€的確定以及群島內部水域的法律地位等問題上達成一致意見,導致群島問題并未明確規定在相應的國際法文件中,但群島整體性的觀念已經逐漸得到各國和國際法學者的普遍接受和承認,群島的概念也經歷次海洋法會議的研究和討論得以初步形成。如著名國際法學者杰賽普(Philip C. Jessup)早在1927年就直接指出:構成群島的島嶼應視為構成一個整體,其領水范圍應從距群島中心最遠的島嶼量起;1930年海牙海洋法編纂會議上,雖然受制于不同國家關于群島領海寬度的不同立場以及涉及群島問題的技術條件,但是專家委員會提交的草案仍明確將構成群島的島嶼視作一個整體。

  1958年第一次聯合國海洋法會議與會國由于無法在構成群島的各個島嶼之間最大距離問題上取得一致意見,導致在群島問題上并未取得任何實質性進展。但此次會議之前國際法委員會所進行的研究以及各國在會議上的主張都表明,群島的整體性已經獲得各國的基本認同。在第三次聯合國海洋法會議上,印度尼西亞、斐濟、毛里求斯、菲律賓和巴哈馬等群島國家出于維護領土主權完整、安全和海洋權益的政治考量,首次將群島問題作為單獨議題提出,并提出將群島作為整體對待的各種理由,包括地理、歷史、經濟、政治、社會因素,環境和生態保護以及安全因素等等,最終這些因素有選擇性地被納入《公約》的群島定義之中。

  縱觀群島概念和法律制度的發展歷史可知:首先,群島的整體性并非源于《公約》的具體規定,這一特征經由《公約》之前國際社會一系列的造法和編纂活動逐漸形成和確立,并獲得廣泛的認同和接受,遠早于《公約》第46條(b)款的規定。該款規定只是總結和集中體現了群島的這一特征,因為“《公約》第四部分確立的群島國家制度既非完全陳舊(宣示性)的,也非完全創新(創設性)的,而似乎屬于一種具體體現正在形成中的習慣法的條約規則的中間類型”。在《公約》簽訂之前,雖然各國和國際法學者無法就群島領海范圍、群島水域的法律地位等問題達成共識,但是群島問題自20世紀初期進入國際法規制范圍之后,群島整體性這一特征已經得到國際社會和學者的普遍承認和認同,而且事實上,圍繞群島而產生的上述問題均是從群島作為一個整體衍生而來的。

  其次,群島的概念的整體性從兩個方面不斷得以確認和增強。第一,在定義內涵里,群島概念的早期表述多為“島群”(group of islands),并未突出各組成部分之間的緊密聯系,而僅強調群島的陸地基礎,但《公約》規定的群島概念里,其組成部分更為多元化,除島嶼外,還包括其他自然地形以及相連接的水域,而且更加強調群島組成部分之間在地理、經濟和政治或者歷史上的緊密的實質性聯系,這種聯系構成在法律上將其視為一個整體的現實基礎。第二,從群島各組成部分之間的內在聯系看,判斷標準呈現多重化的趨勢,即由最初的地理標準逐漸發展為囊括地理、經濟、政治或歷史標準在內的多重化判斷標準。這些多元化構成要素、多重化判斷標準順應了以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等為代表的群島國家在擺脫殖民統治之后謀求最大程度地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完整和獲取海洋權益的主張和要求。

  因此,“群島”概念從產生伊始,就具有多元化和整體性的本質特征,而且,事實上正是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等國在第三次聯合國海洋法會議上的強烈主張和堅持,促使《公約》第46條(b)款在規定了群島多元化的組成部分的同時,也承認了群島的整體性。

  2.3 群島特殊性對領土主權取得規則的影響

  作為一種特殊形態的領土,群島組成部分多元性及其整體性決定其主權取得規則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第一,群島整體性的特征簡化了領土主權取得規則對群島的適用。確定群島的領土主權必須將其視為一個整體,而非將其分割為單個島礁單獨確定。因此在群島整體性特征的統攝下,確定群島某一部分,通常是群島中的主島或其大部分島嶼的領土主權,即可由此擴展至群島的其他組成部分而主張對整個群島的領土主權,如國家有效占有和控制了某一群島的主島,其主權范圍將擴展至整個群島范圍。1996年也門和厄立特里亞紅海島嶼主權爭端案仲裁庭也明確指出,國家在群島其中一個島嶼上實施的主權展示行為可擴展至群島的其他島嶼。

  第二,群島整體性的特征豐富了領土主權取得規則的具體內容。通常情況下,上文所述的確定群島整體性的地理、經濟、政治和歷史因素無法直接成為確定其他一般傳統意義上的陸地領土主權的法律依據。但在群島的情形下,尤其是當雙方當事國對群島的范圍發生爭議時,這些因素將通過作為群島范圍的確定因素間接決定構成群島各部分的領土主權歸屬。在2012年尼加拉瓜和哥倫比亞領土和海洋爭端案中,當事國針對圣安德烈斯群島(San Andrés Archipelago)的范圍產生爭議,而一旦確定爭議的海洋地形屬于該群島,即可確定這些海洋地形的主權歸屬。尼加拉瓜和法院最終均是從地理、歷史和政治的角度考察爭議島嶼是否構成圣安德烈斯群島的組成部分。

  第三,群島組成部分的多元性拓展了領土主權取得規則的適用范圍。雖然從自然狀態上看,群島內部仍存在陸地(島嶼和其他海洋地形)和海洋(島嶼之間以及與其他自然地形之間的水域)的二元分化,但群島的整體性模糊和削減了這種對立分化,使得適用于陸地領土主權的取得規則也拓展適用至群島各組成要素及其之間水域的取得?!豆s》第46條第2款關于群島的定義,明確將“若干島嶼的若干部分、相連的水域或其他自然地形”都視為是群島的有機組成部分?;谌簫u整體性的特征,領土取得規則不僅適用于“若干島嶼的若干部分”——傳統國際法意義上可被作為領土予以占領的陸地,還適用于“相連的水域或其他自然地形”——遠遠超越了傳統國際法意義上的陸地領土。在傳統國際法意義上,“水域”和完全淹沒于水下的自然地形是不能被視為領土予以占領的。因此,《公約》所規定的群島,使傳統國際法領土取得規則的適用范圍從單純的陸地拓展到構成群島有機組成部分之“相連的水域或其他自然地形”,這里所指的“其他自然地形”中有的是低潮高地,有的則是完全淹沒于水下的自然地形。

  第四,群島的特殊性轉化了適用領土主權規則的核心難點。在實踐中,領土主權規則適用于群島的核心難點并非確定規則的具體內容,而是群島作為特殊領土類型及其各組成部分的判斷標準問題。換言之,在一般的領土主權爭端案件中,當事國爭議的焦點問題是根據可適用的領土取得規則,如何通過雙方舉證將其適用于爭議領土以最終確定其歸屬。而在群島的情形下,爭議焦點轉化為認定群島的法律地位及其范圍,即爭議領土是否應被視為群島或者構成群島的一部分。

  三、群島整體性的界定標準及取得主權的具體規則

  3.1 群島領土主權取得規則的適用前提

  群島整體性是確定其領土主權歸屬的前提條件,即在適用領土取得規則確定群島主權歸屬之前,應首先確定群島的構成及其范圍。條約是確定群島范圍最明確最直接的國際法依據,依據《公約》中的群島定義,群島整體性可由地理、經濟和政治標準或者歷史標準予以確定。

 ?。?)地理標準

  地理標準強調群島作為整體的地理現實,是確定整體性的首要考慮因素,也是適用經濟、政治標準的前提條件,其最直接的判斷依據是距離,即各個海洋地形由于地理距離上的臨近而被視為一個實體。如1927年國際法學會編纂的海洋法草案第5條規定:“如果一島群屬于沿海國并且位于該島群外部邊緣的島嶼之間的距離不超過領海(marginal sea)寬度的二倍,則該島群應該被視為一個整體,并且該國領海范圍應從連接島群最外部島嶼之間的線量起?!钡沁@一提議被國際法院在1951年英國訴挪威漁業案中明確予以否定,之后的國家實踐也未形成統一的條約或者習慣法規則。地理標準是司法機關在確定群島組成部分時首先予以考慮的因素。如1992年薩爾瓦多和洪都拉斯陸地、島嶼和海洋邊界爭端案中,特別分庭指出由于梅安格里塔島(Meanguerita Island)面積小,距離梅安格拉島(Meanguera Island)距離較近并且無人居住,應將其視為后者的組成部分。領土和海洋爭端案中,尼加拉瓜和國際法院均首先從距離標準確定圣安德烈斯群島的范圍。法院認為該群島的范圍應至少包括距離1928年條約第1條特別提及的島嶼最近的海洋地形,但并未明確這一距離的標準。因此,地理標準在實際適用時的模糊性和不確定性需要其他標準予以補充。

 ?。?)經濟和政治標準

  經濟和政治標準的引入是為了避免單純適用模糊的地理標準而不適當縮小群島的范圍,以維護國家的領土主權完整并爭取更多的海洋權益,并對地理標準起到補充作用。換言之,即使無法根據地理標準確定群島范圍,但仍可運用經濟和政治標準進行判斷。這兩者是在地理標準的基礎上,考察各個海洋地形是否在本質上存在和形成緊密的經濟和政治聯系,以使群島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其中經濟標準主要關注構成群島的各個組成部分之間基于經濟活動,如對群島及其附近水域內的自然資源,包括漁業和礦產資源等長期的開發利用活動,或者在群島范圍內實施的與經濟相關的海關、財政、移民、衛生、交通管制和污染防治等活動而形成一個整體。經濟標準強調各海洋地形之間及其與附近水域之間基于島上居民開發和利用自然資源的活動而形成的經濟上的依賴性,從而使各海洋地形及其附近水域應視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政治標準則從主權歸屬的角度判斷群島的各個部分是否歸屬同一主權國家或構成其行政管理區域的一部分,重點考察沿海國或者群島國是否將群島作為一個整體以對其實施長期、持續、有效與和平的國家主權行為。該標準集中體現了以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等國為代表的群島國家維護領土主權完整的強烈愿望和要求。

 ?。?)歷史標準

  歷史標準是一個選擇適用的標準。從《公約》對群島定義的規定可看出,地理、經濟和政治標準與歷史標準之間是“或者”的關系,即并列、二者可選其一的關系,并無主次之分。當無法根據地理、經濟和政治標準確定群島范圍時,通過對歷史證據的考察同樣可以有力地證明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群島已被視為一個實體。在1958年第一次聯合國海洋法編纂會議上,菲律賓首次將歷史標準引入群島概念,認為如果沿岸附近的島嶼彼此臨近以形成一個緊密聯系的整體并且在歷史上也被視為一個單一實體,則應將其作為一個整體對待,并可適用直線基線方法劃定領海范圍。

  不過,《公約》并未明確歷史標準的具體含義。學者在該問題上的看法較為多樣化。例如,鮑伊特認為歷史性主張應取得國際社會總體上的默認。赫爾曼(L. Herman)認為根據歷史標準確定群島范圍應至少證明對構成群島的各個部分以和平、持續和公開的方式實施了有效占有行為,同時還應考察是否受到其他國家的廣泛承認或者反對。加耶沃德尼(Hiran W. Jayewardene)強調構成群島的各個部分在歷史性固化的過程中是否由其他國家默認為一個實體??婆嗬J為依據歷史標準確定群島的整體性必須證明經由持續和充分的長期國家實踐而得以“固化”。

  綜合學者觀點可知,歷史標準的主要內容包括兩個方面,即國家將群島作為整體實施有效占有行為以及國際社會對此采取的默認態度。其中其他國家的默認是指當國家提出群島主張或者持續將各海洋地形作為整體對待時,未遭到國際社會,尤其是利益相關國家的反對。

  在此必須明確指出的是,直接適用《公約》中的群島定義判斷群島的構成及其范圍,并非完全基于《公約》規則本身,因為《公約》并不解決領土爭端,但是正如上文所述,該定義直接體現了長期以來國際社會對群島概念的普遍性和一般性的認同和實踐,因此可以認為《公約》的群島定義具有一定的普遍意義。

  3.2 取得群島領土主權的具體規則

 ?。?)傳統國際法理論中的群島領土主權取得規則

  傳統國際法理論以明確、清晰的單項規則的形式確立了獨立的領土主權取得規則,包括發現、先占、征服、割讓、時效和添附。但這些規則(除添附外)的適用空間由于事實和法律原因而不斷縮小,逐漸削減成為確定爭議領土原始主權的初始性而非最終的國際法依據。如在地理大發現時代之后,無主地范圍越來越小以至消失,發現和先占的適用前提已不復存在。群島雖然是一種特殊形態的領土,但也屬于國際法意義上的領土,因此也適用一般陸地領土的取得規則。如根據1898年《巴黎條約》的規定,西班牙將菲律賓群島割讓給美國,美國據此取得菲律賓群島的領土主權,這構成之后菲律賓所繼承的群島范圍的基礎。

 ?。?)司法實踐中適用的群島領土主權取得規則

  國際司法實踐顯示,在解決國家間領土主權和邊界爭端時,“發現”、“保持占有”和“有效占有”規則是取得群島領土主權的國際法依據。

  帕爾馬斯島仲裁案對國際法領土取得規則的確立具有重要意義。該案對“發現”一個無主地與確立領土主權之間的關系做了國際法意義上的首次闡述。該案裁決認為,對無主地的“發現”可構成“初始權利”,但這種“初始權利”只產生一種“不完全的主權”,這種權利須在一個合理的期間通過對該地區的有效占領來完成。同時,作為整體的群島的其他部分的領土主權歸屬取決于其主島??死D島仲裁案對于不宜居住土地的領土取得的論述同樣具有重要意義。該案裁決認為,就無人居住的島嶼和荒遠地區而言,作為行使主權的證據,少量活動就已足夠。

  “保持占有”原則既可用于確定陸地邊界,也可作為劃定國家間海洋邊界的依據,尤其是具有主權屬性的海域,如歷史性海灣或者領海。因此,“保持占有”原則構成國家取得據此劃定的海域范圍內群島領土主權的法律依據。國際法院在2007年尼加拉瓜訴洪都拉斯領土和海洋爭端案中明確指出作為新獨立國家的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有權依據“保持占有”原則取得獨立時構成各自陸地、海洋領土和領海的主權。如果無法依據殖民政府制定的國內法律或者與其他國家簽訂的條約確定具體的邊界,則需要綜合考察殖民統治結束前后當事國對群島實施的有效統治行為(colonial effectivités)。

  有效占有作為一項補充性規則,主要考察爭端當事國雙方是否對爭議群島實施了充分、持續、直接和實際的占有和控制行為。如在1953年英國和法國曼基埃和??死锖伤拱钢?,國際法院通過考察英法雙方對爭議群島所實施的有效占有行為,認為自19世紀以來,英國實施的主權管轄和地方管理行為構成其取得曼基埃和??死锖伤谷簫u的最終依據。在紅海島嶼主權爭端案中,雖然仲裁庭最終并未根據有效占有規則確定爭議群島的歸屬,但在對紅海島嶼的歷史、主要條約和國家繼承問題進行考察之后,仍著重分析了雙方提交的證明各自對爭議群島實施的國家和政府職能的展示行為。

  在實踐中,群島整體性及其構成多元性均對有效占有規則的適用產生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群島的整體性特征一方面要求不能將其各個組成部分割裂開來單獨確定主權歸屬,另一方面,對群島部分島嶼,尤其是其中主島所實施的有效占有行為可視為擴及整個群島的范圍。獨任仲裁員胡伯在荷蘭和美國帕爾馬斯島仲裁案中明確指出,一組島嶼可在法律上被視為一個整體,其中主要部分的主權歸屬對其他部分起到決定作用。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國家在群島水域內實施的行為也可被視為“國家權力的持續與和平展示”,并構成國家取得群島領土主權的證據。但是鑒于群島內部陸地與海洋的二元結構以及由于海洋的流動性而無法對其實施類似于陸地領土的占有行為,國家對群島水域的“占有”主要體現為在水域范圍內實施的管理、開發和利用活動。在紅海島嶼主權爭端案中,除厄立特里亞和也門在群島上所實施的主權行為之外,仲裁庭同時考察了雙方在爭議群島周邊水域內所進行的與捕魚有關的管制、逮捕捕魚船舶、巡航、搜救、海軍和海岸保衛巡航、環境保護等活動。二是,國家實施有效占有行為的確定標準會隨著群島所處地理位置、經濟和人口狀況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同尤其對于遠海群島,由于距離大陸較遠,或者受制于自然條件而不適宜人類居??;與此同時,群島的組成部分既包括島嶼,也包括礁石、干礁、岸礁、環礁、海臺等不同于一般大陸領土及面積的其他海洋地形。因此,對于群島實施類型相對單一、范圍和程度均較為有限的國家主權行為即可被視為已經達到有效占有的程度。如在帕爾馬斯島仲裁案和克里珀頓島仲裁案中,獨任仲裁員均強調要根據爭議領土是否有人居住及其地理位置確定國家實施有效占有行為的標準。此外,國際司法機構在適用有效占有規則的同時還會考慮到國際社會,尤其是提出競爭性主權主張國家的態度和行為,如是否承認、默認或者及時提出抗議等等,這些因素并非取得領土主權的國際法依據,但可從側面支持或者強化適用有效占有行為而得出的結論。

  四、南沙群島領土主權歸屬的國際法依據

  4.1 南沙群島作為整體確定主權歸屬

  “南海仲裁案”中,菲律賓采取“分而治之”“化整為零”的策略,將中國一直作為整體的南沙群島人為地割裂成毫不相關的單個島礁,請求仲裁庭對其中部分島礁法律地位及其海洋權利進行裁決。菲律賓仲裁請求不僅與南沙群島作為一個整體的客觀事實相反,而且也與中國長期以來的主張和立場相悖,是菲律賓人為地“構建”與中國之間的虛假爭端,以規避中國于2006年作出的管轄權保留聲明。菲律賓訴訟策略存在著嚴重的謬誤和缺陷,因為無論從確定領土主權還是海洋權利的角度,南沙群島均應作為整體對待。

 ?。?)依據《公約》群島定義南沙群島應被視為一個整體

  無論依據《公約》確立的地理、經濟和政治標準抑或歷史標準,南沙群島均完全符合其規定的群島概念。具體體現在以下方面:

  首先,依據地理標準,南沙群島完全符合《公約》所規定的群島自然地理構成要素。南沙群島是由一大群約200多個島、礁、灘、沙等多種自然地形以及相連的水域構成的,包括太平島、南威島、中業島、西月島、北子島、馬歡島和鄭和群礁、美濟礁、永暑礁等若干島嶼的若干部分、相連的水域以及曾母暗沙等其他自然地形。從地質構造上看,南沙群島主要由珊瑚礁構成,相對集中于若干個環礁之上,這些海洋自然地形在地理距離上互相接近,彼此聯系緊密并與其中相連接的水域密不可分。

  其次,依據經濟和政治標準,南沙群島也構成一個整體。大量歷史證據證明,自西漢時期中國人民最先發現南海諸島開始,中國漁民就在南沙群島及其附近水域內從事航行、漁業生產和開發經營活動。如1868年出版的英國海軍部《中國海指南》所描述,海南漁民從事的經濟活動涉及南沙群島的多個島礁。1906年的《中國海指南》和1912年、1923年、1937年等各版《中國航海志》也載明了中國漁民在南沙群島上的生產生活活動。1933年在法國出版的《彩繪殖民地世界》雜志則詳細記載了構成南沙群島的各個島礁上中國居民居住和活動情況。這些情況充分表明了中國漁民在長期的開發、生產和經營活動中形成了各島礁對附近水域的高度依賴性,并經此不斷增強群島內部海陸之間的緊密聯系。

  與此同時,長期以來,中國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持續、和平和有效地將南沙群島作為整體行使主權和管轄。例如,中國很多官方編纂的歷史文獻都明確地記載了將南沙群島作為整體進行管理的事實,包括《廣州通志》《瓊州府志》《萬州志》等表明南沙群島作為海南島的附屬島嶼,已被納入中國管轄范圍。又如,1946年,中國收復二戰期間被日本占領的南沙群島和西沙群島,并于1947年在太平島設立南沙群島管理處,隸屬廣東省。1949年中國政府頒布的《海南特區行政長官公署組織條例》也將南沙群島作為整體劃入海南特區。自此以后,中國政府繼續通過對南沙群島采取整體上的立法、行政和管轄措施,進一步鞏固和加強了該群島整體屬于中國的事實。

  最后,南沙群島在歷史上一直被視為一個整體。中國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均對南沙群島作為整體實施了長期的開發、利用和管轄活動,這一點可由中華民國政府成立之前、中華民國時期以及新中國成立之后制定并公布的大量官方地圖予以證明。中國政府多次對南海諸島進行命名,均將南海諸島劃分為四組群島。中國政府水陸地圖審查委員會在1935年1月出版的《水陸地圖審查委員會會刊》第一期刊登《中國南海各島嶼華英名對照表》,審定公布了132個島礁名稱,并將南海諸島分成四個部分,即:東沙島、西沙群島、南沙群島和團沙群島。1947年中國政府公布新的南海諸島地名,共172個名稱,其中審定了“南海諸島”和“東沙群島”兩個地名,并把1935年公布的南沙群島改為中沙群島,團沙群島改為南沙群島,從此南海諸島按位置被劃分為東沙、中沙、西沙、南沙四個群島。1983年4月,中國地名委員會再次公布南海諸島部分標準地名,共287個,絕大多數名稱仍與先前相同,而且也仍然將所有島礁灘沙劃分為四個群島。此外,南海周邊國家和第三方國家也對南沙群島作為整體的事實予以承認或者默認。在1933年法國入侵南沙群島部分島礁之前,包括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南海周邊國家在內的整個國際社會均未提出任何異議。事實上,越南民主共和國(北越政權)在各種國際場合都明確承認中國政府對南沙、西沙群島享有主權。在1935年、1947年和1983年中國正式公布的南海諸島有關地名中,南沙群島均作為整體對待,未曾遭遇任何國家,包括南海周邊國家及任何第三方國家反對。

 ?。?)國際社會普遍將南沙群島和西沙群島作為整體對待

  1951年《舊金山對日和約》(Treaty of Peace with Japan)是二戰后國際社會明確提及南沙群島的國際條約。該條約對中國不具有法律拘束力,中國政府也一貫明確地反對該條約。不過,該條約談判過程的歷史事實和相關條款規定的內容明白無誤地證明了國際社會(尤其是南海周邊國家以及它們曾經的殖民宗主國)將南沙群島視為一個整體的態度和立場。該條約第2條第6款規定:“日本放棄對南沙群島和西沙群島的一切權利、權利依據和要求?!痹谠摴s簽訂過程中,該條款草案中僅提及“Spratly Island”,但美國主張該條應將南沙群島作為一個整體以確定其主權歸屬,因此,南沙群島(Spratly Islands)作為整體出現在最后的條約文本之中。在舊金山和會宣讀第2條的文本草案之前,該條款的草案也分發給包括菲律賓在內的各個國家政府,但未有國家對其提出異議。此外,蘇聯、越南、薩爾瓦多的政府代表在提及南沙群島時也均將其視為一個整體。此后,當越南和菲律賓先后成為該條約的締約國時,兩國也并未對此提出異議。隨后1952年日本同中國臺灣當局簽訂的“日華和約”(Treaty of Peace)同樣也承認了南沙群島的整體性。此“和約”雖不具有國際法效力,但其條款內容可表明日本承認南沙群島和西沙群島整體性的立場。

  上述“條約”“和約”盡管對中國不具有國際法上的約束力,但其談判過程和相關條款卻客觀地反映出了各締約國承認南沙群島和西沙群島整體性的立場。在談判過程中,美國將南沙群島英文名稱從單數改為復數表述的提議、菲律賓和越南等利益相關國家以及法國等南海周邊國家的殖民宗主國在簽署或批準該條約時均未對南沙群島和西沙群島的整體性表述提出任何質疑或反對的歷史事實,皆充分證明國際社會一致承認了南沙群島的整體性。如今,南沙群島和西沙群島的自然地理條件并未發生根本性變化,但美國、菲律賓和越南這些國家的主張卻與其原有立場出現了嚴重沖突。如今美國、越南和菲律賓等國出爾反爾,企圖否定南沙群島的整體性、將南沙群島的島礁及相關自然地形分別割裂開來進而論證單個水下地形不具有國際法領土地位。這些國家現在的主張既嚴重違背了其原有立場,也違反了國際法上的禁止反言等原則,無法否定中國南沙群島和西沙群島整體性。

  4.2 中國享有南沙群島領土主權的依據

 ?。?)中國享有南沙群島領土主權具有堅實的條約基礎

  從條約角度看,中國享有南沙群島領土主權的依據主要包括:1887年《中法續議界務專條》(以下簡稱《專條》),1890年《廣東越南第一圖界約》(以下簡稱《界約》),以及1943年《開羅宣言》、1945年《波茨坦公告》等。首先,依據《專條》第3條和《界約》第1條劃定的邊界,法國已經明確承認南沙群島和西沙群島的領土主權應歸屬中國;其次,《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構成中國二戰后收復南沙群島領土主權的國際法依據?!堕_羅宣言》明確宣布剝奪“日本所竊取于中國之領土”以及“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貪欲所攫取之土地”?!恫ù奶构妗酚诌M一步將日本的領土范圍限制在“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其可以領有之小島在內”。這兩個文件雖然并未明確提及南沙群島,但是該群島于1939年被日本非法侵占,因此必然屬于應返還中國的領土。更為重要的是,二戰結束后,中國政府于1946年相繼收復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主權,不僅舉行了立碑等儀式,而且派兵駐守。最后,如前所述,《舊金山對日和約》盡管對中國不具有國際法效力,但通過分析其簽訂的歷史過程以及各締約國的立場可知,該條約既規定日本應放棄其在二戰期間侵占的中國南海諸島,又承認了南沙群島和西沙群島的整體性。

 ?。?)中國一直對南沙群島實施持續、和平與有效占有

  中國對南沙群島實施了長期有效占有和管轄行為。中國自最早發現該群島以來,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均通過國家行為的展示取得并維持該群島的領土主權。中國對南沙群島的主權展示行為在歷史上可分為三個階段:中華民國政府成立之前,中華民國政府時期,以及新中國成立后時期。中國在各個歷史時期所實施的有效占有行為均有大量充分的證據予以證明,尤其是在菲律賓提出對南沙群島主權要求前后的歷史時期,中國已經采取了一系列和平、持續和充分的國家主權展示行為,如國內立法、行政管理等活動進一步維持和確認了中國對南沙群島的領土主權。中國實施的有效占有行為也可作為駁斥菲律賓等國對南沙群島提出的非法主權要求的證據。

  結論

  群島,原本是一個地理學概念,1982年被寫入《公約》,成為一個法律概念。從《公約》第46條第2款所規定的群島法律定義看,與一般大陸領土不同,群島是一類特殊形態的領土,具有構成要素多元性及各要素之間整體性的特征。一方面,群島的上述特征并不影響其本質上仍然是領土的屬性,傳統國際法中的領土取得規則當然也適用于群島領土主權的取得;另一方面,群島這些特征對傳統國際法領土主權取得規則的適用產生一定的影響,擴大了領土取得規則的適用范圍,促進了后者的發展。當然,領土取得規則適用于群島領土主權的前提條件是要將群島各個構成部分視為一個整體,而不是單個割裂開來處理。菲律賓及仲裁庭在“南海仲裁案”中人為地將南沙群島肢解為單個自然地形,既完全無視美國、日本、菲律賓、越南以及國際社會曾經將南沙群島視為一個整體的事實,也置中國長期以來對南沙群島的命名和管轄實踐等證據于不顧,且嚴重違反了《公約》關于群島的相關規定,完全是非法無效的。(注釋略)

作者簡介

姓名:黃影 張海文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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