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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多邊主義與全球治理的中國視角
2021年04月07日 14:37 來源:《世界經濟與政治》2020年第9期 作者:吳志成 劉培東 字號
2021年04月07日 14:37
來源:《世界經濟與政治》2020年第9期 作者:吳志成 劉培東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多邊主義具有深厚的思想淵源、悠久的實踐歷史和豐富的理論內涵。隨著全球化進程和多極化趨勢的深入發展,多邊主義已經成為國際社會推進全球治理的普遍共識。平等、互利、合作和協商是多邊主義的題中要義,其基本原則包括相互尊重、平等協商、開放包容、遵規守制與合作共贏。多邊主義與全球治理具有內在一致性,兩者的共性表現為價值目標的多贏性、行為主體的多層性、問題領域的多樣性和路徑方式的多元性。多邊主義從理念更新、平臺夯實、合法性增強和模式轉型等方面為促進全球治理做出了重要貢獻。但是,近年來多邊主義也面臨多邊機制赤字增加、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愈演愈烈、“退群”廢約和分離主義風險上升以及全球化負面影響持續發酵等挑戰。中國作為維護多邊主義的中流砥柱,始終堅持多邊主義的目標取向、價值追求、基本原則、平臺依托、行為依據和行動導向,積極創新多邊合作理念、完善現有多邊機制、創設多邊合作新平臺、凝聚多邊國際合力,以實際行動彰顯踐行多邊主義的負責任大國擔當。

    關鍵詞:多邊主義;全球治理;合作共贏;中國立場;中國作為

    作者簡介:吳志成,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國際戰略研究院副院長、教授(北京 郵編:100091);劉培東,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生(天津 郵編:300350)。

  標題注釋:本文為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校級科研項目“百年大變局下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研究”(項目批準號:2020YB015)的研究成果。

 

  隨著全球化的深化與轉型,國家之間的相互依賴與彼此聯系日益密切,國內風險的全球外溢和全球挑戰的國內滲透更加凸顯,世界越來越成為一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堅持多邊主義成為國際社會推動全球問題有效治理的普遍共識。但令人擔憂的是,近年來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和民粹主義愈演愈烈,全球治理赤字有增無減,國際社會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上升,特別是西方個別大國強權霸凌、“脫鉤”孤立甚至煽動冷戰對峙的倒退行徑有恃無恐,多邊主義和國際合作面臨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1)面對這股違背時代主題和歷史大勢的逆流,中國作為多邊主義和全球治理的堅定支持者,始終站在國際公平正義一邊,堅持《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堅持以開放、合作、共贏精神,同世界各國共謀合作發展,為促進全球治理良性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一 多邊主義的思想淵源與歷史演進

  多邊主義思想源遠流長,實踐歷史悠久。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隨著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和國際關系民主化進程的發展,多邊機制及其實踐作用不斷凸顯,多邊主義研究也日益興起。

  (一)多邊主義的思想淵源

  名詞意義上的“多邊主義”最早可追溯到1928年。(2)古代沒有出現多邊主義,這主要源于主權、合作規范和大國主導等要素的缺乏。(3)從多邊主義生成發展的基礎性條件看,讓·博丹(Jean Bodin)的主權學說明確了多邊主義的行為主體,雨果·格勞秀斯(Hugo Grotius)的國際法思想為多邊機制約束國家行為提供了思想依據,約翰·洛克(John Locke)的個人主義理念則成為新多邊主義的生成土壤。

  第一,博丹的主權學說。博丹最早對主權概念做出明確的界定:“主權是一個國家絕對的、永恒的、不可分割的權力?!保?)這一界定強調了主權的三個特征:其一,主權具有絕對性,是一個國家神圣不可侵犯的權力。其二,主權具有恒久性,“在權力、功能和存續時間上不受限制”。(5)其三,主權具有不可分割性,主權國家的一切行為都可以歸結為主權權威的表現形式。(6)博丹的主權論是近代國家學說的開端,其將主權國家置于國際關系的核心位置,為多邊主義的產生與發展確定了獨立、穩固的行為主體。

  第二,格勞秀斯的國際法思想。格勞秀斯對多邊主義的啟示蘊含在“國家行為可以限制”和“國家合作可以達成”的論述中:一是國家行為必須遵循國際法規范。戰爭只能在法律的約束下進行,戰后達成的和平條約必須遵守。(7)二是國家之間的合作是可能的。類似于國內契約的國家間協定在國際社會存在生成基礎,主權國家通過契約關系實現首次獲益后,便傾向于將契約關系蘊含的社會規范內化為自身行為準則,最終達成多次合作。(8)格勞秀斯的國際規范思想對英國學派和新自由制度主義產生了深刻影響,斯蒂芬·克拉斯納(Stephen D.Krasner)甚至將重視國際制度的自由主義學者稱為“格勞秀斯學派”。(9)

  第三,洛克的個人主義理念。作為啟蒙運動的代表人物,洛克的自然狀態說和個人中心說為多邊主義提供了思想啟迪。洛克認為,自然狀態是“和平、美好意愿、互助以及相互保存的”。(10)區別于強調權力斗爭的現實主義傳統,洛克將自然狀態從“霍布斯叢林”中解放出來,使得以利益為中心的國家間互動有了合作共贏的可能性。洛克還將個人置于神圣地位,指出“個人是本源和目的,國家是派生和手段”。(11)對于國際關系而言,洛克的個人主義理念強調非國家行為體的作用,極大地弱化了主權國家在國際政治中的壟斷地位,功能主義、權力與相互依賴理論以及新自由制度主義等多邊主義研究的理論載體中都蘊含了明顯的個人主義思想。

  現代意義上的多邊主義研究發端于歐洲,興盛于美國。但作為一種思想,多邊主義帶有明顯的東方印記,源遠流長的中國“和”文化對多邊主義具有獨特理解:一是“和而不同”的文明觀?!昂汀笔侵袊幕牡咨?,但不是忽視差異的一味求和。既承認差別,尊重不同文明的差異性特征;又和諧相處,努力尋求符合群體利益的契合點?!昂投煌睂⒉町愋院屯恍越Y合起來,在承認差別的基礎上實現和諧合作,做到各美其美、美美與共。多邊主義就是在利益沖突與利益趨同共存的局面中尋求符合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約數,“和而不同”堪稱多邊主義精神內涵的最早表述。二是“協和萬邦”的國際觀?!熬抛寮饶?,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于變時雍?!?12)從宗族和睦、國家和盛到萬邦協和,展現了古代中國的家國理念和價值追求?!皡f和萬邦”的國際觀根植于中華文明的血脈深處,踐行于和睦相處、和諧發展與和衷共濟的全球治理實踐之中。協調是多邊主義效用發揮的基本方式,共贏是多邊主義行穩致遠的重要引領,“協和萬邦”就是多邊主義作用方式的中國敘述。三是“和合共生”的交往觀?!昂椭怨矟?、和合共生是中華民族的歷史基因,也是東方文明的精髓?!?13)“和合共生”就是要處理好共生性與矛盾性的關系,強調包容、多元和互補,努力使各方的“共生”都有舒適度、滿意度。(14)在“立己”與“達人”的次序排列中,將天下一家、共生共存的理念凝鑄在民族血脈中。多邊主義是在異質性較強的行為體中尋求合作共識,“和合共生”直觀反映了多邊主義的價值追求。

  (二)多邊主義的歷史演進

  多邊主義不是在1945年才被發明的。(15)從實踐視角考察,多邊主義實踐可分為萌芽期、形成期、發展期和深化期四個階段。就理論層面而言,多邊主義研究則可分為多邊主義和新多邊主義兩大階段。

  1.多邊主義實踐的歷史演進

  根據頻次、領域和區域等指標,可將多邊實踐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萌芽時期,多邊實踐是零星的、小規模的初級形態。古代多邊實踐包括古代中國春秋戰國時期的會盟制度與古希臘的城邦同盟等,近代多邊實踐主要表現在維也納會議及歐洲協調機制上。第二階段是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形成時期,這一時期的特征是多邊實踐突破了小規模的區域限制,國際性多邊機制開始出現。雖然國際聯盟并未完成其預期使命,但其建立與運行仍被視為全球性多邊主義的起點。(16)第三階段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發展時期,多邊機制和實踐的區域與領域不斷拓展。作為第一個包含世界主要大國的多邊機制,聯合國吸取了國際聯盟失敗的教訓并重建多邊共識,將多邊實踐擴展到經貿、環境和發展等低政治領域。但是這一時期的多邊實踐難以突破兩極格局的限制,地區性多邊主義發展緩慢。第四階段是冷戰后的深化時期,多邊實踐在區域和全球兩個層面上深入推進。兩極格局的瓦解和全球化的發展使世界聯成一體,多邊主義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上升,多邊實踐深入地區層面,歐盟、東盟和非盟等區域性多邊組織迅速發展。

  2.多邊主義研究的發展演變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多邊主義研究依附于功能主義、新功能主義與新自由制度主義積蓄力量。20世紀80年代以來,多邊主義研究脫胎于國際機制理論形成了獨立的理論體系。(17)冷戰結束后,多邊主義研究以“國際制度”為核心,沿著三條路徑取得突破:一是新多邊主義。羅伯特·考克斯(Robert W.Cox)以批判理論為指導,主張“在全球層面重構公民社會和政治權威,‘自下而上’建立全球治理體系”。(18)新多邊主義以“多元治理”喚起了國際社會對非國家行為體的關注,成為多邊主義新發展的主要部分。二是有效的多邊主義。這一路徑從國際制度的自身特性和外在因素入手,圍繞多邊行為的有效性展開探討,涉及多邊機制有效與否、效用大小以及如何實現其效用最大化等問題。(19)三是競爭性多邊主義。朱麗亞·莫爾斯(Julia C.Morse)和羅伯特·基歐漢(Robert O.Keohane)將“競爭性多邊主義”界定為“行為體以現有或創建新多邊制度的方式來挑戰現行多邊制度的規則、實踐或職責”。(20)這一路徑試圖在新舊多邊主義之間建立橋梁,以期為機制變遷提供新的解釋。

  二 多邊主義的理論闡釋

  一般認為,基歐漢最早對多邊主義做出明確界定:“多邊主義是協調三個或更多國家政策的實踐活動?!?21)這一界定側重詞義上的“多邊”概念,強調多邊行為體的數量關系。約翰·魯杰(John G.Ruggie)認為,基歐漢相對寬泛的定義并不能說明多邊主義的本質,多邊主義的獨特性在于其是“調整國家間關系的普遍原則基礎上的協調活動”,(22)他據此將多邊主義界定為“根據普遍行為準則協調三個或更多國家間關系的制度形式”。(23)承續魯杰的研究,詹姆斯·卡帕拉索(James A.Caporaso)提出多邊主義的三大特征,即不可分割性、普遍的行為準則和擴散的互惠性,并將多邊主義界定為“由規范性原則和現實信念混合而成的、為促進多邊活動而設計出來的意識形態”。(24)不同于主流國際關系理論,考克斯將多邊主義設定為基于公民社會的“多中心互動開放結構”。(25)中國學者大多沿用魯杰的定義,將多邊主義分為工具性多邊主義、制度性多邊主義和戰略性多邊主義三個層次,(26)從外交行為取向和國際互動方式兩種意義上對其加以理解,并指出多邊主義有個體主義和整體主義兩大視角,厘清多邊主義應從范疇、數量、價值、意識和目標五個方面入手。(27)

  (一)多邊主義的核心要義

  國內外學術界關于多邊主義的定義較多,但不同界定中蘊含的核心要義基本相同,即平等、互利、合作和協商是多邊主義的題中之義。

  第一,平等是基本前提。多邊主義包含對所有國家都適用的普遍行為準則,意味著更大程度的平等:(28)一是權利平等。多邊主義否定一國優先,主張各行為體享有平等知情權、參與權和投票權。二是規則平等。規則是國際制度存在和發展的基礎,多邊主義的運行規則由各行為體共同制定且無差別適用,不因國家大小、強弱而出現“話語缺失”“雙重標準”。三是機會平等。多邊主義強調內部的開放性,通過準入門檻、投票權和任職權的公平開放實現各行為體機會平等。

  第二,互利是目標引領。多邊主義的互利互惠特征要求各行為體擯棄短視行為,抵御只從個體角度定義自身利益的誘惑。與傳統的雙邊主義和集體安全體系不同,多邊主義不考慮任何特定條件下的特殊利益,通過開放的制度安排內化正和思維與互利精神,實現對長遠利益的調節與再分配,能夠給多邊行為體帶來大致平等的收益。(29)多邊主義的形成源于國家間利益沖突不斷增多的國際現實,多邊實踐的最終結果也以互利為目標引領。

  第三,合作是行動導向。多邊必然意味著合作,所有多邊活動都包含合作行為。多邊主義的產生和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合作代替沖突成為國家間交往的主要方式。戰爭的慘痛教訓使人們開始反思原有的互動方式,倡導將合作作為國際交往的主要方式,國際聯盟和聯合國的建立則是國際社會試圖以多邊合作驅散戰爭陰霾的重要嘗試。冷戰結束以來,全球問題的擴散加劇,以合作為導向的多邊主義逐漸成為全球治理的重要方式。在當前國際關系實踐中,多邊主義幾乎成為國際合作的代名詞。

  第四,協商是作用方式。各行為體榮損共擔的不可分割性要求在多邊機制決策中突出協商的重要性。協商是協調國家間關系的行動方式,其顯著特性在于合作方式的民主性,即多邊主義反對霸權主義,強調協商是解決問題、推動發展的正確方式。從多邊實踐到嚴格意義上的多邊主義,和平協商一直是多邊合作的主要方式,多邊協商的當代表述就是:“要弘揚多邊主義,其核心要義是,國際上的事應該由大家商量著辦,不能由一國或少數幾個國家說了算?!?30)

  (二)多邊主義的基本原則

  基于多邊主義的理論界定與核心要義,結合多邊實踐的歷史經驗,多邊主義的基本原則包括五個方面。

  第一,相互尊重。盡管行為體數量并非多邊主義的核心特征,但多邊實踐往往在較多行為體中更具意義。相互尊重是國家間交往的基礎和前提,也是普遍的行為準則在多邊主義基本原則上的延伸。這就要求多邊行為體秉持非歧視原則,既要求同,又能存異。求同就是秉持互利共贏的合作目標,通過國家之間、國家行為體與非國家行為體之間的合作凝聚和擴大共識,增強同質性、互惠性擴散。存異就是要在合作過程中承認多樣性,包容異質和差異,尊重其他行為體的發展道路、政治制度與文化習慣,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發揮多邊主義的最大功效。

  第二,平等協商。多邊主義框架下的平等與協商相互聯結、密不可分,平等是協商的基礎,協商過程必須堅持平等。多邊主義并非絕對的平等主義,強調多邊框架下權利與義務的動態平衡,不否認“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在重大國際事項中大國始終是多邊實踐成功與否的關鍵。多邊實踐中的協商原則要求多邊行為體擯棄沖突和戰爭等非和平手段,在平等的基礎上實現對話溝通,以協商方式匯集國際智識,充分發揮多邊主義團結合作、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

  第三,開放包容。多邊主義緣起于國家間相互依賴程度的不斷提高,從四個方面充分體現了開放包容的多邊原則:一是多邊門檻的開放性。當今世界多數國際組織都有明確的加入和退出機制,行為體可以通過平等協商進入多邊主義的框架體系。二是職能部門的開放性。個體不論國籍、性別、信仰,均可通過合法的選舉程序參與多邊框架。三是行為主體的包容性。多邊框架內的行為主體包括大小國家等國家行為體,也包括非政府組織和個人等非國家行為體。四是議程設置的包容性。盡管不同國家的發展階段與社會制度千差萬別,通過多邊協商都能達成適合的發展議程。

  第四,遵規守制。多邊主義以規則為導向,強調遵守規制和協定:一是遵守國家間交往的一般準則,包括主權平等、相互尊重、互利合作、互不干涉內政與和平共處等國際法和國際關系基本準則。二是遵守多邊協定。國際制度一經建立,就對所有參與制度的行為體具有約束作用,(31)其強制性特征要求多邊行為體遵守相關協定和機制安排,杜絕將退出多邊機制作為談判籌碼的工具主義做法,更不能肆意退出經多方協商達成的國際制度。

  第五,合作共贏。多邊主義的互惠性實現了個體利益的相容性蛻變,使國家間互動由競爭性零和博弈轉向合作性正和競爭。多邊機制要求國際合作以互利為目標取向,以共贏推動多邊合作的持續發展:一是以合作為基本方式。多邊主義倡導以合作方式凝聚多邊合力,擯棄以鄰為壑的單邊行徑。二是以共贏為目標導向。多邊主義根據普遍的行為準則,以多數行為體利益為參考,最大限度滿足不同國家的利益需求,謀求雙贏、多贏、共贏和全贏,增強多邊主義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三 多邊主義與全球治理的內在統一

  多邊主義是全球化和多極化的內在要求,也是國際社會攜手促進全球治理與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的必然選擇。作為推動全球發展的重要議程,多邊主義與全球治理相互聯系、彼此促進,兩者內在統一、不可分割。

  (一)多邊主義與全球治理的內在共性

  多邊主義是在異質性較強的多元主體間尋求互利合作的最大公約數,全球治理也是國家在相互依賴程度不斷加深、全球性問題和挑戰不斷增多的現實情境中達成全球合作共識。兩者的內在共性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

  一是價值目標的多贏性。作為協調國家間關系的合作形式,多邊主義和全球治理以互利共贏為目標取向,追求行為體的多贏、共贏和全贏。多邊主義通過國際制度的協調增強利益分配的非排他性,實現多邊行為體共同受惠,在較長時間跨度中展現出強勁的吸引力。(32)全球治理將多贏與共贏置于價值共識的重要位置,以互利共贏的價值目標引領全球發展??梢哉f,當前多邊主義遭遇挑戰、全球治理失靈頻現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互利共贏的價值目標難以貫徹實現。

  二是行為主體的多層性。不同于單一的國家中心觀,多邊主義與全球治理試圖突破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背景框定,議程設置集中于非國家行為體,核心關注擴展到超國家、跨國家、次國家和地方等多元主體,以期形成多層行為體協同作用的合作格局??伎怂菇嬓露噙呏髁x以解構國家中心地位,將非國家行為體納入多邊主義議程,進一步增強了多邊主義的開放性。詹姆斯·羅西瑙(James N.Rosenau)倡導包含非正式組織在內的“沒有政府的治理”,(33)建構從國內到國際多層面的公共權威與非正式機構相結合的全球治理網絡。(34)

  三是問題領域的多樣性。多邊主義和全球治理已經成為涉及政治、經濟、社會、安全與生態等多種問題領域的綜合性系統框架。隨著多邊主義成為國際社會的重要共識,它幾乎在每一項國際議程中都發揮著作用,(35)從最初作用于國家間交往的高政治領域逐漸擴展到國際關系的所有問題領域。冷戰結束以來,全球治理對象不斷擴大,治理議題覆蓋全球,(36)治理行為深入到全球發展的各個角落。

  四是路徑方式的多元性。面對全球發展的復雜局面,多邊主義和全球治理超越以政府間合作為中心的單一路徑,倡導正式機制和非正式慣例,國家與非國家,全球、區域與國家、次國家相結合的多元路徑。在全球發展實踐過程中,多邊主義將國際制度的作用方式擴展到機制、規則和慣例等廣義范疇,突出不同路徑的優化銜接。隨著全球性問題不斷增多,全球治理方式也不斷擴展,非正式路徑的作用愈加明顯,多元化路徑成為全球治理的重要特點。

  (二)多邊主義促進全球治理

  作為推動全球發展的重要議程,多邊主義既是全球治理的最合理途徑,(37)也從理念更新、平臺夯實、合法性增強和模式轉型四個方面為促進全球治理做出了重要貢獻。

  第一,更新全球治理理念。多邊主義體現全球化時代特征,通過適時的議程設置能夠為全球治理的良性發展提供思想引領。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從霸權治理到多層治理、網絡治理,不斷更新“誰來治理”理念。多邊主義通過針對性的議程創設,增強了治理主體的開放性,凝聚了廣泛的治理合力。萌芽時期的全球治理強調大國主導,封閉性、排外性特征明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多邊主義理念在國際機制中得到廣泛實踐,全球開放治理逐漸增強。冷戰結束后,秉持多元治理、網絡治理理念的新多邊主義興起,突出了全球治理的開放性、多元性和包容性。二是倡導“自下而上”的治理模式,更新“如何治理”理念。無論是帝國秩序、國際聯盟還是冷戰前的多邊治理,均突出主權國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中心作用。冷戰結束后,全球性挑戰嚴峻,憑借單一國家力量難以有效應對。新多邊主義倡導“自下而上”的治理模式以打破國家“硬殼”,為非國家行為體提供參與平臺,在價值原則層面為國際制度的重構指明方向。(38)三是從零和博弈到合作共贏,更新“為何治理”理念。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建立以來,無政府狀態下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在現實主義權力政治中被無限放大。漢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甚至將國家間行為簡化為三種模式,即保持權力、增加權力和展示權力,(39)零和博弈的陰霾使得國家間合作陷入困境?;鶜W漢、魯杰等學者在深入研究多邊主義的基礎上,強調無政府狀態下的多邊合作是可能的,合作共贏能夠成為國家間互動的目標。此后,多邊主義研究迅速發展,影響力不斷增強,以合作共贏為目標的多邊主義已經成為新時期全球治理的核心特征。

  第二,夯實全球治理平臺。20世紀80年代以來,多邊機制在數量和質量上均得到較大發展,為全球治理提供了進行政策協商、推動問題解決的穩定平臺。一方面,多邊原則指導下的國際機制蓬勃發展。就全球層面而言,1909年全球僅有37個政府間國際組織和176個非政府國際組織,2005年政府間組織數量增長近160倍,國際非政府組織達近38000個。(40)就地區層面來說,區域性國際組織遍地開花,開放的區域聯盟成為全球多邊主義的重要基石。一個涵蓋全球和地區各個層面,包括主權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等多元主體,涉及全球治理各領域的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的多邊機制格局已經形成,在全球治理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多邊主義理念原則不斷內化。數量意義上的多邊機制能夠為全球治理提供穩定平臺,但多邊主義基本原則的內化落實是國際機制作用得以發揮的關鍵。冷戰結束后,多邊主義共識不斷強化,進一步夯實全球治理的制度根基。在整體層面上,聯合國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的權威得到確認,成為全球治理最重要的多邊機構。在經濟和發展治理上,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多邊機制的話語權逐漸向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傾斜。在生態治理上,作為多邊主義重要成果的《京都議定書》與氣候變化《巴黎協定》雖然遭受個別大國的“退群”,但依然得到世界大多數國家的認可。

  第三,增強全球治理合法性。全球治理的合法性基礎源于行為體的認知提升與利益滿足,(41)多邊主義從輸入程序的民主性和輸出結果的有效性兩個方面增強了全球治理的合法性。(42)一是提升全球治理效能,筑牢全球治理合法性的硬根基。多邊機制通過降低交易成本有效增強了國家合作能力和國家間交往的互惠性:一方面,多邊機制的權威性特征能夠增強國家間互動的確定性心理,使特定合作更為有效;(43)另一方面,多邊機制的制約性和關聯性特征促使行為體重視未來效用,強化互惠并使其機制化,使得背叛行為失去合法性并付出更多代價。(44)二是促進全球治理民主化,夯實全球治理合法性的軟基礎。多邊主義從行為主體、治理規則和治理理念三個方面推動全球治理民主化進程:(1)倡導行為主體的平等性和非歧視性原則,從主權平等、相互尊重到新多邊主義的去中心化,有效提升了全球治理的包容性;(2)倡導民主協商的治理規則,不論實力大小、強弱,都不能獨自決定全球事務,必須通過公平、公開、公正的多邊協商,才能制定全球發展議程;(3)倡導互利共贏的治理理念,進一步增強互惠性,也為提升全球治理合法性創造條件。

  第四,助推全球治理模式轉型。治理體系演變隱含著治理模式轉型,即以西方治理、霸權治理為特征的“扭曲的全球治理”走向以多邊治理、開放治理為核心的“真正的全球治理”。(45)在這一過程中,多邊主義扮演著關鍵角色:一是助力以聯合國和世界貿易組織為代表的多邊機制復歸全球治理體系核心位置。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作為全球最具代表性的多邊機構,聯合國本應“在全球治理中起到中心作用”,(46)現實中卻在兩極格局與美國霸權的陰影中長期處于邊緣地位。冷戰后,封閉排他的霸權治理模式越來越難以適應全球治理的現實需求,開放包容的多邊主義成為國際共識,不斷壯大的多邊力量推動多邊機制在全球治理體系中逐漸“復位”。二是推動全球治理多元化進程。在治理模式轉型過程中,多邊主義以其多元包容的理念推動協商共治。一方面,多邊主義打破了全球治理的“中心—外圍”結構。在全球治理初級階段,西方發達國家居于治理體系的中心區域,廣大發展中國家長期處于治理邊緣。隨著多邊主義共識增強,治理體系改革呼聲日益強烈,發展中國家的治理話語權逐步增加,全球多元共治的趨勢更加明晰。另一方面,多邊主義助推非國家行為體走上了全球治理舞臺。隨著全球性挑戰的進一步加劇,全球危機呼喚治理主體的多元化。新多邊主義強調非國家行為體在多邊機制中的關鍵作用,非政府組織、跨國公司和個人等非國家行為體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逐漸形成主權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共同參與的多元治理模式。

  四 當前多邊主義面臨的挑戰

  多邊主義共識是冷戰后國際秩序形成的重要條件,(47)但是,“它們并非時時成功,而是成敗兼有”。(48)隨著當前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和國際權力格局的深刻轉型,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日益緊迫,多邊主義也面臨嚴峻挑戰。

  (一)多邊機制赤字不斷增加

  多邊機制建設滯后于國際局勢變化,是制約其效能發揮的重要因素。當前“人類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49)新興大國群體崛起、西方世界整體下滑、世界權勢加速東移。(50)但是,現有多邊機制變革遲滯,民主赤字、效能赤字和合法性赤字久拖不決,引發多邊主義的信任危機。

  第一,公平性不夠導致民主赤字。當今世界的多數國際制度都存在民主赤字問題。一方面,多邊機制中非中性的表決機制根深蒂固。表決制度是多邊機制的核心環節,也是國際制度效率提升與作用發揮的關鍵。(51)但是,現有多邊機制被認為是“可分解的等級制度”,(52)發達國家占據機制主導權,關鍵職位和職能部門多由西方國家壟斷,加權票和份額票使得帶有先行優勢的發達國家擁有壓倒性權力,損害了弱小國家的發言權,也加劇了其合法性流失。另一方面,非透明性和低參與度問題在多邊機制中廣泛存在?,F有多邊機制以“技術原因”排斥“功能性局外者”,尤其是涉及政治和安全等高政治領域,“多邊合作的俱樂部模式”更加明顯。(53)許多發展中國家被排除在世界貿易組織俱樂部式的多邊談判之外,非國家行為體及其網絡依然不受重視,抑制了多元主體的治理積極性和主動性,也不利于解決全球問題的多邊合作。

  第二,約束性不強引發效能赤字。雖然國際制度能夠通過懲罰功能阻止成員的不合作行為,(54)但現有多邊機制的最重大問題在于缺乏主權國家的強制力作為后盾。(55)實際上,作為“準政府”的國際制度并不具有政府的強制性特征,(56)在處理成員違約問題上只能采用低約束性的“軟法”形式。(57)尤其在全球經濟不景氣的當下,國際制度的懲罰功能難以發揮應有效力。多邊行為體往往將維護個體利益作為優先選項,拒絕國際制度的公益性安排,甚至以退出機制等不合作行為作為博弈籌碼,使得多邊機制陷入集體行動的困境,嚴重影響其效能。

  第三,代表性不足加重合法性赤字。國際制度反映大國利益,(58)但是,現有多邊機制“一國主導、西方定制”的色彩過于濃厚,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嚴重不足,這難以適應國際關系民主化的需求,也無助于全球問題的解決。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國際權力格局轉換速率逐漸加快,國際社會要求多邊機制在投票權、成員資格和人事安排等方面具有更強的代表性。(59)新興市場國家群體性崛起和發展中國家成為全球問題“引爆者”“發源地”“重災區”的疊加效應明顯,提高多邊機制代表性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迅速增強。但是,多邊機制改革惰性明顯,仍然無法超越西方主導的思維框架,(60)發展中國家的話語權缺失嚴重,引發國際社會對多邊機制合法性的廣泛質疑,霸權主導色彩濃厚的國際制度在道德上備受譴責。(61)

  (二)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愈演愈烈

  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少數西方國家零和博弈的冷戰思維回潮,以本國利益最大化為唯一選項,肆意破壞致力于國際合作的多邊機制?!皢芜呏髁x、保護主義愈演愈烈,多邊主義和多邊貿易體制受到嚴重沖擊?!?62)這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加劇,多邊主義共識備受沖擊。冷戰結束后,一些國家仍然無視國際關系基本原則,一意孤行地推行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對多邊主義造成巨大傷害。長期以來,美國的外交理念在多邊主義與單邊主義之間搖擺不定。(63)進入21世紀,美國外交的單邊主義色彩愈加濃厚。2003年,布什政府繞過聯合國安理會悍然發動伊拉克戰爭,其霸權行徑暴露無遺。特朗普執政以來,單邊主義傾向愈發凸顯:單方面撕毀多方達成的伊核協議,以“長臂管轄”實施霸凌行為;篤信“極限施壓”和雙邊談判,無視促進朝核問題解決的六方會談機制;放棄經聯合國確認的“兩國方案”,強推偏袒以色列的“世紀協議”;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中污名化中國抗疫成果、停止資助并宣布退出世界衛生組織。諸如此類的行為既加劇了國際局勢的緊張和復雜程度,也無益于全球治理合作。

  第二,貿易保護主義全球肆虐,多邊貿易規則和機制遭到破壞。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全球范圍內的貿易保護主義盛行且長期化趨勢明顯。(64)據統計,2009—2017年二十國集團中發達國家出臺了3946項貿易限制措施,其中美國實施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總量居全球首位,為1378項。(65)特朗普執政后,美國的貿易保護主義更加囂張,嚴重破壞了全球多邊貿易規則和國際貿易體系的權威性;其任性使用否決權,刻意阻撓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制的正常運行,使得多邊貿易體制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嚴重受損。世界貿易組織前總干事羅伯托·阿澤維多(Roberto Azerêdo)曾指出,多邊貿易體制受損將導致全球經濟增長率下降2.4%,60%的全球貿易消失。(66)

  第三,軍備競賽勢頭重現,多邊主義運行環境趨于惡化。國際社會無政府狀態下的恐懼心理是難以逾越安全困境的主要原因。(67)多邊機制通過增強國際政治的確定性最大限度地消解安全困境,和平發展逐漸成為全球共識。但在全球發展面臨困境的大背景下,特朗普政府明確將中俄作為戰略競爭對手,大規模增加軍費開支,重新挑起軍備競賽。面對美國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施壓,俄羅斯以“非對稱”的武器系統發展原則有力回應外部威脅,“匕首”空射型高超音速導彈、“薩爾馬特”重型洲際導彈等一系列尖端武器加速列裝俄軍。(68)美俄軍備競爭的空天化、高速化引發了新一輪全球軍備競賽,極大破壞了全球和平發展大環境,嚴重制約多邊機制的效用。

  (三)“退群”廢約和分離主義風險上升

  近年來,國際社會中英國退歐、美國“退群”廢約等“黑天鵝”事件頻發。這種頻繁退出多邊機制的行為被稱為“退出主義”。(69)誠然,多邊機制以開放為核心要義,但主導性國家大規模退出多邊合作將對多邊主義構成三方面的嚴峻挑戰。

  第一,削弱多邊機制的合法性。多邊合作的主要障礙不是數量眾多的國家之間的協調問題,而是大國的出爾反爾。(70)現有多邊機制多由西方國家創設,歐美國家擁有絕對主導權。然而,在國際權力轉移加速的百年變局中,以美國為首的少數西方大國肆意退出多邊合作機制,阻礙了國際合作與多邊進程順利推進。(71)這種“合則用,不合則棄”的盲目實用主義行為嚴重削弱了多邊主義權威,進一步加劇了國際社會對多邊主義合法性與有效性的質疑。

  第二,加劇多邊機制碎片化。隨著多邊機制的不斷增加,機制復雜性問題逐漸成為制約機制效用的關鍵因素。部分西方國家頻繁退出多邊機制加劇了多邊機制的碎片化格局:一方面,主導性國家退出多邊機制,使得全球治理機制的權力真空擴大,導致多邊機制內部開始出現主導權之爭;另一方面,“退群”后的國家傾向于以排他性的雙邊機制、少邊機制代替多邊機制,使新舊機制之間的競爭更加激烈。

  第三,引發“退群”和分離效應。就本質而言,主導性國家退出多邊機制是現實主義和民粹主義結合的縮影。隨著“退群”行為日益增多,其示范效應已初現苗頭:一是分離主義抬頭,蘇格蘭的“脫英”和西班牙加泰羅尼亞地區的分離主義運動等問題日益凸顯;二是反移民、反建制的極右翼勢力肆虐。一旦“退出主義”的示范效應全球蔓延,將在民粹主義裹挾下進一步削弱多邊主義的國內根基。法國的國民陣線、德國的選擇黨等極右翼政黨獲得了越來越多的議會席位,奧地利民粹主義政黨自由黨甚至一度與主流政黨人民黨組建了聯合政府,多邊主義運行面臨嚴峻挑戰。

  (四)全球化負面影響持續發酵

  全球化是多邊主義的生成背景,但并非全球化的所有模式都是有益的,(72)全球化也放大了發展鴻溝、分配不公和生態惡化等負面問題?,F有全球治理機制難以有效管控全球化消極因素,引發逆全球化思潮涌動、國家中心主義回歸和極端民族主義崛起等問題,嚴重侵蝕多邊主義生存發展的全球共識。

  第一,逆全球化思潮甚囂塵上。在國際交往過程中,行為體對相對收益的追求超過對絕對收益的考慮。(73)擁有比較優勢的行為體易于獲得全球化的主導權,導致全球發展失衡趨于嚴重,國家間矛盾、國內群體間沖突愈演愈烈。尤其是在全球發展壓力持續增大的現實情勢下,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思潮在國際交往的理念、戰略和政策層面全面顯現,組織化、規?;瘍A向愈加明顯。(74)更為嚴重的是,逆全球化的主導者逐漸由在全球化中“失利”的發展中國家轉向全球化的領導者,進一步加劇了多邊合作的難度。

  第二,國家中心主義強勢回歸。多邊主義不斷發展的基礎在于行為體對平等收益的預期,通過協調機制實現收益的相對平衡,維護全球治理共識。但是,隨著全球性問題和挑戰愈加嚴峻,多邊合作推動共同發展的全球認同感下降,盲目強調本國利益的國家主義盛行,全球利益再分配的多邊機制趨于失靈。非正常的貿易保護行為肆虐、“退群”行為日漸增多等現象正是盲目的國家主義回歸的真實寫照。

  第三,極端民族主義乘勢崛起。極端民族主義具有盲目排外和封閉保守的雙重特點。(75)冷戰結束以來,極端民族主義回潮也被認為是對多邊主義最直接、最嚴峻的挑戰。在全球發展鴻溝不斷加深的背景下,泛民族主義和民族分離主義等民族主義極端化變體頻現,盲目強調民族利益的至上性和民族構成的單一性。極端排外行為趨于表面化和國家化,嚴重違背多元共存的開放特征,破壞著全球發展的多邊共識。

  五 維護多邊主義的中國立場與作為

  當今世界面臨越來越多的復雜問題,保護主義與單邊主義不是解決方案,只有多邊主義才是全球治理的正道。中國是多邊主義的最重要支柱,(76)始終堅持多邊主義原則立場,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以實際行動積極參與全球發展合作,與國際社會共同探尋解決全球性挑戰的全球治理機制。

  (一)維護多邊主義的中國立場

  習近平強調,“我們應該以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為目標,以維護公平正義、推動互利共贏為宗旨,以國際法和公認的國際關系基本準則為基礎,倡導并踐行多邊主義”。(77)面對多邊主義遭遇挑戰和質疑的國際現實,中國積極發出支持多邊主義的中國聲音,明確宣示堅定維護多邊主義的中國立場。這一立場主要有六個方面的特征。

  第一,以合作共贏為目標取向。合作共贏已經成為國際交往的潮流和大勢,各國要摒棄零和博弈的冷戰思維,反對單邊主義與保護主義,深化雙邊和多邊合作,倡導共商共建共享,堅持雙贏、多贏與共贏,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建設廣泛強大的全球多邊體系,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霸诮洕蚧钊氚l展的今天,弱肉強食、贏者通吃是一條越走越窄的死胡同,包容普惠、互利共贏才是越走越寬的人間正道?!?78)

  第二,以公平正義為價值追求?!胺傻纳苍谟诠秸x,各國和國際司法機構應該確保國際法平等統一適用,不能搞雙重標準,不能‘合則用、不合則棄’?!?79)維護多邊主義,必須堅持公平正義的價值追求。一方面要堅持大小國家一律適用,擯棄“雙重標準”“自身例外”等無理論調,真正做到“無偏無黨”;另一方面要考慮不同國家的差異化特征,在具體問題領域提倡“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做到“王道蕩蕩”。

  第三,以平等協商為基本原則?!皡f商是民主的重要形式,也應該成為現代國際治理的重要方法,要倡導以對話解爭端、以協商化分歧?!?80)必須將平等協商原則貫徹到國際關系實踐中,“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都是國際社會平等成員,理應平等參與決策、享受權利、履行義務”。(81)應切實維護小國的參與權、知情權和決策權,督促大國履行相應國際義務。在相互依存不斷上升的國際政治中,國家間利益矛盾、沖突在所難免,“對于經貿往來中出現的問題,各方都應該本著相互尊重的精神,通過平等對話協商,按照國際關系準則和多邊貿易規則妥善處理,而不是動輒訴諸保護主義、單邊主義”。(82)

  第四,以多邊機制為平臺依托。多邊機制是踐行多邊主義的重要載體,也是協調國家間關系的主要平臺,必須維護其權威性和有效性。一方面要堅定維護現有多邊體制。聯合國和世界貿易組織是多邊主義在國際政治、經濟領域的鮮明旗幟,也是多邊主義發展的“晴雨表”。維護多邊主義,首先就要維護聯合國和世界貿易組織的權威性。另一方面要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F有多邊機制的合法性與有效性不足,必須在公平正義、互利共贏的基礎上加以改革:改革的目標是促進多邊機制發展,改革的結果應當有助于凝聚多邊共識。

  第五,以國際規則為行為依據?!耙巹t和信用是國際治理體系有效運轉的基石,也是國際經貿關系發展的前提?!?83)維護多邊主義,必須將國際法和國際規則作為標尺,做到遵規守制、秩序井然。一方面應踐行承諾,做到言出必行。近年來,一些國家言而無信、口惠而實不至的輕諾行為嚴重損害了多邊體制的權威性。另一方面要維護和遵守規則。國際規則是國際社會有序運行的保障,必須重視規則的約束作用,切實遵守共同制定的國際規則。

  第六,以實干高效為行動導向?!按蟮乐梁?,實干為要?!?84)一方面要避免空談。踐行多邊主義不能止于空談,“面對嚴峻的全球性挑戰,面對人類發展在十字路口何去何從的抉擇,各國應該有以天下為己任的擔當精神,積極做行動派、不做觀望者,共同努力把人類前途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85)另一方面要知行合一?!耙粋€行動勝過一打綱領?!?86)多邊主義的生命力源于實踐,必須緊握發展議題,切實履行共同達成的多邊協定,以行動力增強多邊主義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二)踐行多邊主義的中國作為

  多邊主義是推動全球治理的重要路徑,維護多邊主義日益成為國際社會的重要共識?!爸袊冀K支持多邊主義、踐行多邊主義,以開放、合作、共贏精神同世界各國共謀發展?!?87)這具體體現在四個方面。

  第一,為創新多邊合作理念貢獻中國智慧。凝聚理念共識是支撐和引領國際合作的基本前提。面對單邊主義、保護主義肆虐的國際現實,習近平提出一系列致力于推動多邊合作的新理念、新思想,以中國智慧凝聚多邊主義共識:一是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中國倡導“建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滌蕩單邊主義、保護主義的零和冷戰思維,這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認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既是全球治理的必由之路,也是多邊主義的終極目標。(88)二是倡導構建新型國際關系。在現實主義權力觀的支配下,傳統的國家間關系始終難以掙脫弱肉強食的“霍布斯叢林”。中國提出構建“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系,將平等性、包容性和公義性置于國家間交往的突出位置,以國際合作的普惠性和共享性取代叢林法則,為多邊合作樹立了新理念。三是倡導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熬銟凡渴健钡闹卫頇C制被認為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國際合作的主要形式,也是多邊合作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89)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中國積極倡導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突出行為主體的平等性、合作過程的開放性以及合作目標的互惠性,尋求多邊合作的最大公約數,為多邊主義的發展提供了強大的理念支撐。

  第二,為完善現有多邊機制提供中國方案。設計有效而民主的國際制度是21世紀政治設計的關鍵性問題。(90)中國積極推動現有多邊機制的民主化、合理化改革,以中國智慧破解多邊合作的機制困境:一是維護現有多邊機制權威。中國以實際行動堅定支持以聯合國和世界貿易組織為代表的多邊合作機制,始終維護其合法性和權威性。例如,設立總額10億美元的“中國—聯合國和平與發展基金”,支持聯合國開展工作;積極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成為派出維和人員最多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聯合國第二大維和攤款國。(91)二是引領現有多邊機制改革。針對多邊機制的公平赤字、參與赤字和合法性赤字等突出問題,中國積極推動現有多邊機制合理化改革。首先,著力推進多邊機制的民主化進程。推動聯合國、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多邊機制的改革,提高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的代表權和發言權。2010年,在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的推動下,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份額增加了6%,在世界銀行中的份額增加了3%,這有效提升了多邊機制的代表性和包容性。(92)其次,提升多邊機制的可持續發展能力。一方面,推動二十國集團的機制化進程。作為金融危機的應對機制,二十國集團在后金融危機時代持續發展的合法性遭受質疑,相對匱乏的執行力更使其有淪為“清談館”的可能?!俺兄Z一千,不如落實一件。我們應該讓二十國集團成為行動隊,而不是清談館?!?93)二十國集團杭州峰會將發展問題置于全球宏觀政策協調的核心位置,積極推動二十國集團從危機應對機制向全球經濟治理長效平臺轉型。(94)另一方面,創新金磚合作模式。作為新興經濟體對話協商的重要平臺,金磚國家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一度超過50%。(95)面對部分西方學者發出的“金磚褪色”論調,(96)中國作為金磚機制的創始成員國,積極提供著改革方案。2017年金磚國家領導人廈門會晤上,中國創造性地提出“金磚+”合作模式,拓展了金磚國家合作的“朋友圈”,增強了金磚國家合作機制在全球治理中的話語地位。

  第三,為創設多邊合作新平臺踐行大國責任。多邊主義能否成功,大國的團結協作至關重要。中國積極擔負大國責任,創設了一系列致力于推動區域乃至全球多邊合作的新機制新倡議:一是共建“一帶一路”,創設多邊合作大平臺。面對碎片化的多邊合作現狀,中國提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豐富了多邊主義內涵,為多邊合作提供廣闊平臺?!耙粠б宦贰背h以共商共建共享為合作共建的基本原則,切實將多邊主義理念貫徹到具體實踐中。從出臺倡議到項目落實,開放包容的多邊合作理念始終貫穿其中。截至2019年3月底,中國已同154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簽署173份合作協議,“一帶一路”已經從倡議轉化為全球廣受歡迎的公共產品。(97)二是搭建具體的多邊合作機制,完善多邊合作小平臺。在建構多邊機制“大手筆”的同時,中國在具體的問題領域也創建了一系列多邊合作的小平臺。一方面,搭建多邊金融小平臺。針對多邊金融機制中發展中國家代表性不足的現實問題,中國發起成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和絲路基金等多邊金融機構,對于推進金融領域的多邊合作起到關鍵作用。另一方面,推動多邊論壇與會議常態化?!耙粠б宦贰眹H合作高峰論壇、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和博鰲亞洲論壇等多邊論壇與會議機制化水平不斷提升,推動了具體領域的多邊合作。三是助推區域多邊機制發展。開放的區域多邊機制是多邊主義全球化的重要基礎。中國積極推動區域多邊機制的發展,筑牢多邊主義的區域根基。在“上海精神”的引領下,上海合作組織在地區安全、經濟和人文等領域合作成果豐碩,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區域性多邊合作組織之一。在東亞多邊經貿合作上,中國采取互利、靈活的態度積極推進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CEP)談判,其在未來可能成為多邊貿易體系的有力支柱。

  第四,為凝聚多邊國際合力發揮紐帶作用。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和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積極發揮橋梁和紐帶作用,最大限度地凝聚維護多邊主義的國際合力:一是凝聚捍衛多邊主義的國家力量。中國積極構建全球伙伴關系網絡和雙邊/多邊命運共同體,夯實多邊合作的全球根基。一方面,中國已與110個國家和地區組織建立了不同類型的伙伴關系,(98)逐步形成了遍布全球的伙伴關系網絡,凝聚了合作發展的多邊共識。另一方面,隨著周邊國家命運共同體愈加穩固,發展中國家命運共同體煥發生機和大國命運共同體趨于成型,以中國為紐帶、聯結全球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網絡初現雛形。二是凝聚捍衛多邊主義的機制力量。隨著多邊機制日益增多,功能重疊、競爭加劇和機制碎片化等問題降低了多邊機制效能。(99)不同機制的具體形式可能不同,但是其實質都是促進區域發展與穩定,通過機制互補與機制對接實現共同發展。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高度重視機制協商、機制互補和機制對接,提出“金磚+”模式、促成金磚峰會與二十國集團峰會平行舉行、推動金磚國家合作機制與其他多邊機制合作協同發展?!耙粠б宦贰背h將不同機制融入互利共贏的最大公約數中,成為多邊合作促進全球治理的生動范例。

  感謝《世界經濟與政治》匿名評審人的意見,文中錯漏由筆者負責。

  注釋:

 ?。?)吳志成:《推動全球共同發展打造多邊合作典范》,載《光明日報》,2020年7月31日。

 ?。?)Lindsey Powell,“In Defense of Multilateralism,” Yale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Law and Policy,2003,p.5,http://www.yale.edu/gegdialogue/docs/dialogue/oct03/papers/Powell.pdf,訪問時間:2020年7月25日。

 ?。?)陳玉聃:《為什么沒有古代的多邊主義?》,載潘忠岐主編:《多邊治理與國際秩序——復旦國際關系評論(第6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45頁。

  (4)Jean Bodin,On Sovereignty:Four Chapters from the Six Books of the Common Wealth,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1.

  (5)讓·博丹著,李衛海等譯:《主權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9頁。

  (6)斯科特·戈登著,應奇等譯:《控制國家:西方憲政的歷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頁。

  (7)Hugo Grotius,The Law of War and Peace:De Jure Belli ac Pacis Libri Tres,New York:Bobbs-Merrill Company Inc.,1925,p.171.

  (8)秦亞青:《理性與國際合作:自由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研究》,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8年版,第6-7頁。

  (9)Stephen D.Krasner,ed.,International Regimes,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2,p.8.

  (10)肯尼思·湯普森著,謝峰譯:《國際思想之父:政治理論的遺產》,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98頁。

  (11)李強:《自由主義》,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55-56頁。

  (12)《尚書·堯典》。

  (13)習近平:《中國發展新起點全球增長新藍圖——在二十國集團工商峰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載《人民日報》,2016年9月4日。

  (14)金應忠:《再論共生理論——關于當代國際關系的哲學思維》,載《國際觀察》,2019年第1期,第15頁。

  (15)John G.Ruggie,“Multilateralism:The Anatomy of an Institution,” in John G.Ruggie,ed.,Multilateralism Matters:The Theory and Praxis of an Institution For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p.24.

  (16)秦亞青:《多邊主義研究:理論與方法》,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1年第10期,第11頁。

  (17)吳志成、朱旭:《新多邊主義視野下的全球治理》,載《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3期,第2頁。

  (18)Robert W.Cox,ed.,The New Realism:Perspectives on Multilateralism and World Order,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1997,p.xxvii.

  (19)參見奧蘭·揚:《國際制度的有效性:棘手案例與關鍵因素》,載詹姆斯·羅西瑙主編,張勝軍等譯:《沒有政府的治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6-215頁;Robert O.Keohane and Lisa L.Martin,“The Promise of Institutionalist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0,No.1,1995,pp.39-51;王明國:《權力、合法性、國內政治與國際制度的有效性》,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6年第8期,第57-63頁。

  (20)Julia C.Morse and Robert O.Keohane,“Contested Multilateralism,”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Vol.9,No.4,2014,pp.385-412; Kai He,“Contested Multilateralism 2.0and Regional Order Transition:Causes and Implications,” The Pacific Review,Vol.32,No.2,2019,pp.210-220.

  (21)Robert O.Keohane,“Multilateralism:An Agenda for Research,” International Journal,Vol.45,No.4,1990,p.731.

  (22)John G.Ruggie,“Multilateralism:The Anatomy of an Institution,” p.7.

  (23)約翰·魯杰主編,蘇長和等譯:《多邊主義》,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頁。

  (24)James A.Caporaso,“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Multilateralism:The Search for Found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6,No.3,1992,pp.601-603.

  (25)Robert W.Cox,ed.,The New Realism:Perspectives on Multilateralism and World Order,p.xxvii.

  (26)劉建飛:《簡析多邊主義的歷史演變》,載《國際政治研究》,2006年第1期,第123頁。

  (27)徐堅等:《多邊主義與中國外交》,載《教學與研究》,2005年第8期,第6、25頁。

  (28)Peter F.Cowbey,“Elect Locally-Order Globally:Domestic Politics and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in John G.Ruggie,ed.,Multilateralism Matters:The Theory and Praxis of an Institutional Form,p.157.

  (29)John G.Ruggie,“Multilateralism:The Anatomy of an Institution,” p.11.

  (30)《習近平出席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十一次會晤并發表重要講話強調要倡導并踐行多邊主義深入推進金磚國家新工業革命伙伴關系堅持擴大對外開放努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載《人民日報》,2019年11月15日。

  (31)秦亞青:《國際制度與國際合作——反思新自由制度主義》,載《外交學院學報》,1998年第1期,第43頁。

  (32)Lisa L.Martin,“Interests,Power and Multilater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6,No.4,1992,p.786.

  (33)James N.Rosenau,“Governanc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Global Governance,Vol.1,No.1,1995,pp.13-43.

  (34)托尼·麥克格魯、陳家剛:《走向真正的全球治理》,載《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2年第1期,第36頁。

  (35)Maryann K.Cusimano,et al.,“Private-Sector Transsovereign Actors:MNCs and NGOs,” in Maryann K.Cusimano,ed.,Beyond Sovereignty:Issues for a Global Agenda,Boston:Bedford/St.Martin's Press,2000,p.258.

  (36)吳志成、何睿:《國家有限權力與全球有效治理》,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13年第12期,第6頁。

  (37)秦亞青:《合作:命運共同體發展的鐵律》,載《國際問題研究》,2020年第3期,第32頁。

  (38)趙可金:《從舊多邊主義到新多邊主義——對國際制度變遷的一項理論思考》,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6年第7期,第31頁。

  (39)漢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譯:《國家間政治:權力斗爭與和平》,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76頁。

  (40)戴維·赫爾德等著,楊雪冬等譯:《全球大變革:全球化時代的政治、經濟與文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74-75頁。

  (41)蔡拓、吳娟:《試析全球治理的合法性》,載《教學與研究》,2005年第4期,第37頁。

  (42)Robert O.Keohane and Joseph S.Nye,“The Club Model of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and Problems of Democratic Legitimacy,” in Robert O.Keohane,ed.,Power and Governance in a Partially Globalized World,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2,pp.234-238.

  (43)Robert O.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pp.98-109.

  (44)Robert Axelrod and Robert O.Keohane,“Achieving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Strategies and Institutions,” World Politics,Vol.38,No.1,1985,p.250.

  (45)參見恩蓋爾·伍茲:《全球治理與制度角色》,載戴維·赫爾德、安東尼·麥克格魯編,曹榮湘等譯:《治理全球化:權力、權威與全球治理》,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3-35頁;托尼·麥克格魯、陳家剛:《走向真正的全球治理》,載《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2年第1期,第33-42頁。

  (46)英瓦爾·卡爾松、什里達特·蘭法爾主編,趙仲強等譯:《天涯成比鄰——全球治理委員會的報告》,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6頁。

  (47)秦亞青:《全球治理:多元世界的秩序重建》,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9年版,第132頁。

  (48)Robert O.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Can Interdependence Work?” Foreign Policy,No.110,1998,p.83.

  (49)《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38頁。

  (50)吳志成、吳宇:《習近平外交思想析論》,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20年第2期,第8頁。

  (51)饒戈平:《國際組織法》,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217-218頁。

  (52)Herbert A.Simon,The Sciences of the Artificial,Cambridge:MIT Press,1996,pp.197-207.

  (53)Robert O.Keohane and Joseph S.Nye,“The Club Model of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and Problems of Democratic Legitimacy,” pp.219-244.

  (54)Robert O.Keohan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Two Approach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Vol.32,No.4,1988,p.383.

  (55)趙可金:《從舊多邊主義到新多邊主義——對國際制度變遷的一項理論思考》,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6年第7期,第29頁。

  (56)Robert O.Keohane,“The Demand for International Regi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6,No.2,1982,pp.330-331.

  (57)Robert O.Keohane and Joseph S.Nye,“The Club Model of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and Problems of Democratic Legitimacy,” p.221.

  (58)Robert O.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65.

  (59)Colin I.Bradford and Johannes F.Linn,eds.,Global Governance Reform:Breaking the Stalemate,Washington,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07,pp.6-8.

  (60)Robert M.A.Crawford,Regime Theory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Rethinking Neoliberal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Aldershot:Dartmouth Publishing Company,1996,pp.4-6.

  (61)Robert W.Cox,“Social Forces,States and World Orders: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Millennium-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10,No.2,1981,pp.126-155.

  (62)習近平:《順應時代潮流實現共同發展——在金磚國家工商論壇上的講話》,載《人民日報》,2018年7月26日。

  (63)Stephen G.Brooks and William C.Wohlforth,World Out of Balanc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Challenge of American Primac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pp.149-154.

  (64)徐秀軍:《經濟全球化時代的國家、市場與治理赤字的政策根源》,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19年第10期,第101頁。

  (65)《博鰲亞洲論壇新興經濟體發展2018年度報告》,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45-46頁。

  (66)《中國始終堅定支持多邊貿易體制》,載《人民日報》,2018年7月3日。

  (67)Robert Jervis,“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Vol.30,No.2,1987,pp.167-214.

  (68)司嘉:《俄多款尖端武器亮相傾力打造非對稱戰略優勢》,載《中國青年報》,2018年3月14日。

  (69)Nikolas Gvosdev,“American Withdrawal from the World?” Ethics & International Affairs,December 2017,https://www.ethicsandinternationalaffairs.org/2017/american-withdrawal-world/,訪問時間:2020年7月26日。

  (70)Miles Kahler,“Multilateralism with Small and Large Numbers,” in John G.Ruggie,ed.,Multilateralism Matters:The Theory and Praxis of an Institutional Form,p.297.

  (71)王明國:《單邊與多邊之間:特朗普政府退約的國際制度邏輯》,載《當代亞太》,2020年第1期,第69頁。

  (72)羅伯特·基歐漢著,門洪華譯:《局部全球化世界中的自由主義、權力與治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80頁。

  (73)Robert Powell,“Absolute and Relative Gain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5,No.4,1991,p.1303.

  (74)秦亞青:《世界秩序芻議》,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17年第6期,第8頁。

  (75)嚴慶、平維彬:《超越極端民族主義》,載《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3期,第24頁。

  (76)《“中國是多邊主義的最重要支柱”——訪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載《人民日報》,2018年4月10日。

  (77)習近平:《攜手努力共譜合作新篇章——在金磚國家領導人巴西利亞會晤公開會議上的講話》,載《人民日報》,2019年11月15日。

  (78)《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02頁。

  (79)《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二卷),第540頁。

  (80)習近平:《攜手構建合作共贏新伙伴同心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在第七十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時的講話》,載《人民日報》,2015年9月29日。

  (81)習近平:《共擔時代責任共促全球發展——在世界經濟論壇2017年年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載《人民日報》,2017年1月18日。

  (82)習近平:《攜手開創亞洲安全和發展新局面——在亞信第五次峰會上的講話》,載《人民日報》,2019年6月16日。

  (83)習近平:《齊心開創共建“一帶一路”美好未來——在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載《人民日報》,2019年4月27日。

  (84)習近平:《共建創新包容的開放型世界經濟——在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載《人民日報》,2018年11月6日。

  (85)習近平:《為建設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園貢獻智慧和力量——在中法全球治理論壇閉幕式上的講話》,載《人民日報》,2019年3月27日。

  (86)習近平:《中國發展新起點全球增長新藍圖——在二十國集團工商峰會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載《人民日報》,2016年9月4日。

  (87)習近平:《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第五屆理事會年會視頻會議開幕式上的致辭》,載《人民日報》,2020年7月29日。

  (88)王毅:《跨越東西差異,踐行多邊主義》,載《國際問題研究》,2020年第2期,第6頁。

  (89)羅伯特·基歐漢:《局部全球化世界中的自由主義、權力與治理》,第249-250頁。

  (90)Robert O.Keohane and Joseph S.Nye,“The Club Model of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and Problems of Democratic Legitimacy,” p.242.

  (91)楊潔篪:《倡導國際合作,維護多邊主義,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載《國際問題研究》,2019年第2期,第3頁。

  (92)陳東曉:《聯合國改革,中國發揮建設性作用》,載《解放日報》,2011年10月25日。

  (93)習近平:《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在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杭州峰會上的開幕辭》,載《人民日報》,2016年9月5日。

  (94)阮宗澤:《G20杭州峰會:在關鍵當口發揮了關鍵作用》,載《求是》,2016年第19期,第59-60頁。

  (95)李浩燃:《人們為何期待“金磚+”的力量》,載《人民日報》,2017年9月7日。

  (96)Joseph S.Nye,“BRICS Without Mortar,” The Moscow Time,April 6,2013.

  (97)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共建“一帶一路”倡議:進展、貢獻與展望》,北京:外文出版社2019年版,第6頁。

  (98)楊潔篪:《在習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奮力推進中國特色大國外交》,載《求是》,2019年第17期,第24-34頁。

  (99)吳志成、董柞壯:《國際制度轉型與中國的應對》,載《當代世界》,2016年第5期,第11-12頁。

作者簡介

姓名:吳志成 劉培東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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