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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后疫情時代”國際大勢的幾點看法 ——兼論和平與發展時代主題的持久性與新內涵
2021年04月09日 10:47 來源:《太平洋學報》2021年第3期 作者:席來旺 字號
2021年04月09日 10:47
來源:《太平洋學報》2021年第3期 作者:席來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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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在一個真正的“后疫情時代”即將到來之際,對“后疫情時代”國際大勢進行準確的研判,既有理論學術價值又有現實緊迫性。學界尤其應加強對“后疫情時代”和平與發展這一國際形勢變化主線的全面深入研究。結合新的世界大變局,本文嘗試從多角度、辯證地闡述和平與發展時代主題具有的持久性與新內涵。作者還對新的時代命題下影響未來國際大趨勢的三大重點領域進行深入分析,并有針對性地提出了我國未來應采取的國際戰略抉擇。

  關鍵詞:“后疫情時代”;國際大趨勢;和平與發展;中國外交

  作者簡介:席來旺,男,河南人,河南師范大學世界和平與發展研究院院長、特聘教授、博導,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研究員,史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國際戰略與中國外交。

 

  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仍在全球施虐,真正的“后疫情時代”終將逐漸向我們走來,在全球治理形勢依然復雜、國際秩序面臨重構之際,“世界正站在一個新的歷史起點”,有太多的重大時代課題亟需國際問題學界的專家學者們予以精確的專業性回應。在此,筆者對“后疫情時代”國際大勢的研究提出幾點思考,特求教于國際問題研究學界同仁。

  一、問題的提出

  仍在全球大流行的新冠肺炎疫情,正加速“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歷史演進,對當前及未來的國際關系都產生著巨大沖擊,其前景還在繼續觀察。同時,筆者注意到幾類學術現象。

  1.1對“后疫情時代”的概念表述存在模糊

  現在許多人在不同場合簡單地把疫情沖擊下的世界等同于“后疫情時代”。事實上,從嚴格的學術意義上來講,這種提法是不準確的。如同“冷戰”結束后人類迎來了“后冷戰時代”一樣,真正的“后疫情時代”應該是指目前這場人類災難結束之后,這個時代雖然現在還沒有真正開始,但我們有信心會盡早迎接這個時代的到來。筆者認為,這不僅僅是一個簡單提法的文字表述問題,它直接關系到我們對當前及未來形勢演變及其內涵的準確界定,尤其是對“后疫情時代”國際大趨勢的分析研判及相關對策的戰略謀劃。

  1.2對“后疫情時代”的未來判斷尚不確定

  在具體評估疫情對世界影響的深度、在探討疫情究竟會如何改變世界面貌等方面,專家們之間存有明顯不同的看法。在真正的“后疫情時代”即將到來之際,學界對“后疫情時代”的世界大勢預判仍不確定。

 ?。?)多數學者認為,作為戰后世界史、人類文明史的重大分水嶺,新冠肺炎疫情不僅影響經濟全球化運作方式與全球治理模式,也影響大國關系態勢、國際格局走向乃至人類文明重塑。

  有學者指出,新冠肺炎疫情以“重新書寫”歷史的方式開始改變世界的歷程,“未來的國際秩序到底如何恢復,領導力如何建設,國際規則如何進一步的增強”仍不明朗,“疫情沖擊下,未來兩年三年甚至三到五年,國際秩序可能會處在持續的調整中”。

  “有學者認為,“疫情堪比世界大戰”,“對世界具有世紀性意義,或許成為全球性進程中的分水嶺”,“這次疫情是一場全球性的危機,給人類社會帶來了空前的挑戰,……改變了國際關系、國際體系,尤其是大國之間的關系”。

  有學者認為,后疫情時代將面對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今后的世界面貌,包括力量對比、政治格局、大國關系框架,國際組織地位和國際準則等,都在發生或者會繼續發生深刻廣泛的變化”。

  也有學者認為,“從歷史與文明的角度看,無論是中國還是世界,目前大多數人對于疫情影響的認識是缺乏想象力的?,F在看來,疫情對世界的沖擊仍在蔓延中,仍是不確定的”?!按舜我咔椴粌H使全球生產體系遭受嚴重沖擊,以致整個世界經濟出現大面積衰退,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現有國際力量格局,對整個國際秩序產生深遠影響”?!叭蚧M程遭受重大挫折,國際格局出現諸多不確定性”。

 ?。?)有一批專家不認為新冠肺炎疫情具有改變國際格局與世界秩序的影響力,對夸大疫情影響的觀點持保留意見。

  有專家分析到:“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并未改變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開啟的歷史進程,其對世界格局的影響主要表現為以特定方式在某些方面加速或延緩了這一進程”。

  也有學者認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對國際格局的變革會有一定影響,但即便疫情之后,國際基本格局也不會因為疫情發生根本性的重大變化”?!耙咔椴痪哂卸鹉欠N改變國際格局的力量”,“不會對世界格局產生根本影響”,因此質疑疫情“會永久性改變世界秩序”?!澳切┻^度夸張疫情對國際格局影響的都是把疫情理解為或者說是作為戰爭來對待。戰爭對國際格局的影響是巨大的,這無可爭議。但這次疫情沒有二戰那種改變國際格局的力量,改變不了”。

  1.3在對“后疫情時代”中國的處境與對策分析方面存有分歧

  戰略學界對“后疫情時代”中國究竟是要傾向于“戰略收縮”還是著手“將領導世界”也有不同看法。

  一方面,有專家認為:“疫情終結了美國世紀”,或者至少可以認定,“未來的五年,有可能是大國霸權終結的五年,美國的霸權終結,是越來越多人都有的共識,美國不再會是帝國,將會退縮為區域性的強國”,疫情毫無疑問給了中國一個領導世界的難得歷史機遇。

  另一方面,國內有著名學者認為,“不少媒體提到中國填補美國全球領導機會的可能,但目前中國在世界上的軟權吸引力有限,中國可用資源有限、中國的經驗有限、以及大流疫導致的復雜性,中國將遭遇的相關內外障礙相當巨大。故而雖然中國相對損失較小,但絕對來看也付出極大代價,我們必須足夠收縮”。進一步來講,“中國應堅決、足夠和較持久地實施戰略和軍事收縮,特別是在南海、臺灣和軍備競爭方面,以此作為促使美國新一屆政府遲早相應的收縮的基本談判條件”。

  1.4初步總結

  應該說專家們的精彩分析都有各自的道理,這里涉及觀察疫情對世界影響的不同視角問題。例如,目前各領域專家們的關注點分別聚焦在疫情對國際格局、世界秩序、全球產業布局、人類生存與生活方式、世界文明形態、中國面臨的內外環境等的不同影響,從不同角度向未來世界發出了必要的警示,只是這些方面之間既相互關聯也各有不同側重。再如,在疫情沖擊下,國際格局與世界秩序變動的程度與頻率表現不一。此次疫情對國際格局無疑有巨大沖擊,國際格局與力量對比的重新洗牌在加快,但其基本性質確實不易更改,在很大程度上,疫情將加速前疫情時代既有的歷史進程,其中包括大國關系演進的基本狀態。相比之下,世界秩序在國際格局基礎上形成,按照基辛格在其2015年出版的《世界秩序》分析,世界秩序有其萌芽、發展、破壞、重建的過程。

  事實上,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對現有世界秩序的沖撞力度與破壞程度確實不容輕視,即使國際格局不發生根本變化,疫情也將加快大國戰略布局的調整與磨合,從目前美國、歐盟、中國及各國應對疫情的不同策略表現來看,尤其是從多種國際力量之間互動與較勁的復雜現實來看,未來世界秩序不可避免要進行重構與重建,這種變動甚至會在一定意義上呈現出歷史性變遷的特質。當然,未來世界秩序的前景究竟如何仍具有一定不確定性,其演進的軌跡也許會出現曲折反復,世界秩序重建不以我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而取決于多種復雜因素的綜合作用,況且國際上“制度之爭”、“模式之爭”的較量仍在激烈進行著,歷史尚未終結。

  無論如何,瘋狂施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終將過去。一個不容忽視的現實是,在一個真正的“后疫情時代”即將到來的重要時刻,國際問題研究學界不僅對“后疫情時代”的概念表述存在模糊,而且對“后疫情時代”世界大勢的預判仍不確定??梢院敛豢鋸埖卣f,學界對“后疫情時代”國際大勢進行準確研判,既有理論學術價值又有現實緊迫性,加強對“后疫情時代”世界大勢的深入研究,無疑將是擺在國際問題研究學者們面前的一個涉及全局性的緊迫性重大戰略課題。

  二、“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具有持久性與新內涵

  2.1“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是國際形勢變化的主線

  值得明確指出的是,在“后疫情時代”我們將面對的嶄新世界里,與國際格局、世界秩序變化具有的“相對模糊性”不同,無論如何,“和平與發展”這一時代主題都將難以逆轉,仍將是未來世界演進的一大趨勢,這是在國際格局與世界秩序變化進程中貫穿著的一條主線,我們之所以能對未來有足夠的信心,是因為我們看到了歷史演進的基本大趨勢。

  進入21世紀以來,面對世界一直存在著的各種不確定性和深刻變化,不少人曾對我們的時代主題和當今世界大勢發展充滿了各種擔憂和疑惑,在“世界發生復雜深刻變化”的今天,和平與發展究竟是否仍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主題呢?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指出:“當今世界正在發生深刻復雜的變化,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主題”。十九大報告進一步強調:“世界正處于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主題”。今天,即使出現了如此嚴重的全球大流行新冠肺炎疫情,并產生如此全方位、深刻、持續的國際影響,“應該看到,和平與發展仍是當今時代主題。

  應該說,在目前我國國際問題研究學界,對我們所處時代主題的認識基本上還是清醒的。同時也應看到,學界在正確表述時代主題方面仍存有偏差。例如人們時不時會簡單地說“和平發展依然是時代主題”,有權威專家也這樣分析到,“和平發展仍是時代主題,要解決后疫情時代的問題與挑戰,仍然離不開和平發展”。其實這些提法顯然不妥,“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和“和平發展是時代主題”不只是一字之差的問題,二者含義是完全不同的;人們往往還有個習慣認為,只有當國際形勢出現有利于和平與發展的積極面時,才肯定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大趨勢。依據是,“從錯綜復雜的矛盾斗爭和定向轉化中,已顯現積極因素趨于上風的明顯變化,在國際關系各領域積極因素的相互作用下,世界總體形勢呈現愈益強勁的和平與發展的大趨勢”。

  我們認為,不能把“和平與發展為時代主題”等同于人類社會已進入“和平發展的時代”,也不能簡單地把我國確定的“和平發展”外交戰略與“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當中的“發展”混為一談。其實,鄧小平同志當年提出“時代主題”主要是抓住了時代特征,其中就包含著基本矛盾因素,問題意識非常突出,他不斷強調,和平問題和發展問題是關系到當今世界“全局”、帶有“全球性”“戰略性”兩大世界問題。事實上,所謂時代主題,就是體現當今時代的本質特征,反映世界基本矛盾及其運動的主流或者主旋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和平與發展”既是當今時代的兩大主題,同時也是當今世界所要解決的兩大課題,更是跨入21世紀后我們所全力解決而尚未根本解決的兩大問題,“要和平、促發展、謀合作是時代的主旋律”,“同時,世界和平與發展這兩大問題還沒有得到根本解決”,“人類實現普遍和平、共同發展的理想還任重道遠”?!熬S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依然任重道遠”?!昂推脚c發展是當今時代的主題,也是時代的命題,需要國際社會以團結、智慧、勇氣,扛起歷史責任,解答時代命題,展現時代擔當”。

  近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主題”,對當今時代的基本形勢作出了重大戰略判斷,指出“當前,我國處于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兩者同步交織、相互激蕩”。今后一個時期,我們將面臨更多逆風逆水的外部環境,必須做好應對一系列新的風險挑戰的準備。這些重要論述為我們分析研判“后疫情時代”國際大勢提供了理論指導。

  2.2時代主題具有新內涵新特征

  從根本上來說,時代主題包含兩層含義,一是反映世界需要解決的主要戰略問題,二是反映世界歷史潮流和時代主旋律。在目前的全球抗疫中,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時代性已得到充分彰顯,在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5周年之際,世人更加清醒地意識到,“和平與發展”是不變的追求。未來,人類更需要攜手探索“后疫情時代”新型全球化背景下的共處與發展之道。減少乃至消除戰亂、動蕩、貧窮以及具有生物安全意義的重大疾病,讓“和平與發展”的積極面得以在更大程度上繼續造福人類,應該是人類從反思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得來的真正最大收獲。

  還應該看到,僅僅承認和平與發展時代主題判斷的科學性及其自身所具有的持久性還是不夠的,在人類遭遇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與世界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交織重疊的今天,和平與發展時代主題的內涵、外延等都在發生著變化?!昂推脚c發展”時代主題的持久性與新內涵有兩方面突出表現。

  一方面,“和平與發展”仍將是“后疫情時代”客觀存在的世界性主題,新時代世界面臨的這兩大問題一個也不會輕易得到解決。世界并不太平,發展問題依然突出,這不僅是我們現在熟悉的老生常談,也將在未來長期伴隨人類社會。在疫情嚴重沖擊下,我們看到一些大國加緊在各領域繼續戰略博弈,戰爭與和平這一傳統較量的影子尚未完全退出歷史舞臺。在“后疫情時代”,中美各自以壓倒性綜合優勢領先于其他主要力量的態勢更加明顯,彼此間的博弈爭斗也會更加直接。同時我們也看到,多邊主義與全球治理的壓力在增大,而且各國已從多方面為應對全球經濟衰退做準備,都設法將事關自身發展的大計力所能及地有所安排。近年來人類一直在致力于推動和平與發展,未來不管風云如何變幻,人類社會對和平與發展的訴求不會改變,疫情使經濟全球化遇到波折,但經濟全球化進程不可逆轉。尤其是國際上維護和平與發展的積極力量始終存在,總能給世人帶來光明與希望,其中中國開始發揮的主導作用日益突出。

  另一方面,“后疫情時代”的和平與發展將面臨新的形勢、帶有新的特點。新冠肺炎疫情使非傳統安全威脅的能量得以較大程度釋放,疫情更給世界發展帶來很大負面影響,“由疫情引發的全球經濟不確定性直接表現為全球供應與需求的突發性中斷”,一場更深層次、更大范圍的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重組將不可避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及國際經貿體系、國際新秩序、全球治理體系等都將面臨重建的新課題。全球化進程將由理想化的完美階段,進一步向理性化、更加公正的新型階段推進,具有魅力與活力的“一帶一路”也將在經歷洗禮后得到進一步優化發展。國際抗疫話語權之爭的激烈程度昭示著,新時期的國際輿論戰以嶄新的面貌進入了新階段,從而真正具有了新的戰略對決意義。

  “和平與發展”這一時代主題不會輕易改變和扭轉,其內涵也在不斷豐富和完善。這場新冠肺炎疫情過后,人類將站在歷史的又一個十字路口,順勢而為、主動應對是一場需要連續作戰的嚴峻考驗。疫情之后的世界,制度之爭、國力之爭、影響力之爭還會進一步升級,國際戰略對立和地緣政治沖突可能會更加尖銳。在一定意義上,人們今天的努力將影響未來的選擇。中國是在和平發展中成長起來的,我們更應該有理由深刻認識“后疫情時代”的世界大趨勢,未來仍要高舉和平發展的旗幟。全球化重構時代,我們發展的外部環境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要求我們在戰略和政策上做出調整,國內國際“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提出就是我們新的應對選擇。值得特別指出的是,以十九屆五中全會與“十四五”規劃為標志,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新階段意味著,目前中國已經站在了現代化進程的新起點上,未來中國實現的現代化與以往歷史上任何類型的現代化不同,將是一個和平發展的過程,實現了現代化后的中國更會是維護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將既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也將是全球經濟發展的貢獻者。

  三、科學認識未來世界大趨勢仍是學界面臨的重大課題

  3.1國際問題研究學界要主動呼應時代命題

  新冠肺炎疫情向研究國際問題的專家學者提出了新的歷史使命,有關世界“和平與發展”領域需要關注和研究的課題不僅沒有減少,反而會有所增加,在未來更加復雜多變的形勢面前,我們承擔的任務會更加繁重艱巨。面對錯綜復雜的國際形勢,能不能把握住“和平與發展”這一時代主題,準確回答我國在新發展階段統籌戰略全局和世界變局的相關理論和實踐問題,已經成為我國社會科學工作者的重要任務,我們國際問題研究學界理應主動呼應這一時代命題。

  毫無疑問,習近平外交思想尤其是習近平關于國際戰略問題的重要論述,是我們研究“后疫情時代”世界大勢的指導思想與根本遵循。2020年疫情以來習近平總書記不僅多次強調“和平與發展仍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主題”,而且對世界和平與發展問題進行了多角度的辯證論述,“時代主題”、“兩大問題”、“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歷史趨勢”、“和平發展是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才是人間正道”、“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世界和平與發展的美好前景”、和平有時是需要通過斗爭爭取來的等,內容豐富、寓意深遠。

  習近平總書記在2020年8月特別強調:“要以辯證思維看待新發展階段的新機遇新挑戰”,“要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樹立國際視野,從中國和世界的聯系互動中探討人類面臨的共同課題,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中國智慧、中國方案”。習近平總書記的這些重要論述對我們開展“后疫情時代”世界大勢研究具有很強的現實指導意義。

  面臨新時代、新變局、新挑戰和新課題,國際問題研究學界要有自覺意識,積極響應黨的號召,主動調整研究方向,科學整合研究力量,全力服務國家發展大局。要從中國和世界的互動中探討和平問題,為世界“和平與發展”事業與世界新秩序誕生、為構建新型國際關系與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中國智慧。

  目前,國內高校和其他研究機構已建立相對完善的國際問題研究學科體系和人才梯隊,在相關理論研究和政策建議上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尤其是,不少高校開始根據國家發展戰略需要籌組一批新型研究基地和智庫。但是,當前學術研究的調整與整合還受到既有思維定式、西方話語、理論預設的束縛,尚不能完全適應面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的新形勢、新挑戰和新課題,傳統的西方國際關系理論能解釋既有西方國際關系框架下遇到的各種問題,卻無法解釋新型中國特色國際關系研究面臨的現實邏輯。

  因此,在“后疫情時代”世界大勢研究話語權方面,同樣要求“中國學者應該有基本的世界政治視野,而不能做‘合法性’概念的囚徒,中國思想界亟需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我們研究“后疫情時代”世界大勢,就要 “跳出傳統國際關系理論的窠臼”,“著力構建符合時代潮流的國際關系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牢牢立足我國實際,堅持和發展具有民族性、自主性、原創性的理論”,以呼應新時代與國際社會新現實,積極回應當今時代國際關系變動中的重大問題和核心議題。對現實重大課題的研究,并不是只要發展國際關系理論的“中國學派”就能完成的,而需要中國學者以極大的勇氣,努力構建日益完整的中國特色新型國際關系理論。從世界“和平與發展”這個涉及新發展階段外部環境和百年變局的根本問題入手,展開相關問題的系統研究就是一種大膽嘗試。變局之下,“和平與發展”不再是一成不變、理所當然的,維持世界“和平與發展”的機制與路徑等研究,將成為至關重要的理論問題和現實需要,加強對“后疫情時代”世界大勢的重大理論與現實課題研究,是我們國際問題研究學界義不容辭的責任擔當。

  3.2值得重點關注的三大領域

  關于“后疫情時代”世界大勢,有許多重大課題需要加強研究,筆者以為,至少以下三個領域值得重點關注。

 ?。?)未來國際格局與全球化演變的基本趨勢。

  如何認識“和平與發展”時代主題在未來新的形勢下的具體內涵與演變規律?筆者在前文中闡述了自己的一些思考,只是為了拋磚引玉,希望引起國際問題研究學界同行專家的繼續關注與討論。的確,連聯合國秘書長也在感嘆,新冠肺炎大流行對世界和平與安全造成影響,“世界面臨著嚴峻的安全挑戰”?!霸诼摵蠂闪?5周年的特殊歷史節點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的關鍵時刻,國際社會應當著眼‘后疫情時代’,共同厘清人類將面對什么樣的世界、世界需要什么樣的聯合國等重大問題”。

  全球疫情施虐與國際抗疫努力的較量已經一年多了,新冠肺炎疫情究竟對國際格局、世界秩序、人類文明帶來什么樣的影響?對此大家應該看的比2020年初時更加透徹了。未來“后疫情時代”國際格局與世界秩序的新面貌究竟會如何呈現?人們也應該有越來越清晰的預判。無論如何,當一個真正的“后疫情時代”快要到來時,國際問題研究學界對“后疫情時代”世界大勢的研究應該繼續不斷地深入開展下去。

  誠然,學術研究鼓勵百家爭鳴,但是對于“后疫情時代”國際大勢如此重大而緊迫的現實問題,學界如能及時地進行準確研判,不僅具有一定理論學術價值而且也有現實緊迫性,只有對這一重大戰略問題有了比較清晰的認識,人類社會才能有針對性地制定自己的應對之策,規劃未來可行的戰略。尤其對中國來講,更需要根據綜合國力與變化了的形勢,重新界定自身在國際體系中的地位,并確定自己在全球事務和國際關系中的戰略目標。

  與此相關聯,未來全球化的演變趨勢仍是值得關注的話題。全球化進程雖然受到嚴重挫折,但不能稱之為完全“休克”,國際上那種認為“新冠疫情是壓垮經濟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的觀點顯然與事實不符。在“后疫情時代”的新型全球化進程中,“全球經濟將轉向更加以中國為中心的全球化”能否真的很快出現?缺乏美國在全球化規則中特殊地位的情況下,中國能否很快動搖美國在生產、貿易和金融全球化的地位?這些都是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的課題,而不能憑感性用事或者受國際輿論的左右。

  有專家斷定,“后疫情時代”的世界將“回到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全球化”,因此面臨著要實現“后疫情時代的全球化重塑”的歷史使命?!昂笠咔闀r代”全球化產業鏈是否會更趨于區域化?對我們究竟是機遇還是挑戰、如何應對?另外,既然“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是我們應對全球化重構時代外部環境的新應對,那么“雙循環”發展格局會遇到何種新的挑戰?這也同樣需要做具體研究分析。

  百年大變局,不僅是大國關系之變,也是科技、產業革命之變??紤]到進入“十四五”時期中國將加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歷史進程,我們除了繼續關注經濟全球化在逆流中繼續深化,世界經濟一體化在區域合作和自貿安排層面拓展外,還要特別持續關注世界變革中新的潮流,包括第四次科技和產業變革加速,數字競爭成為拉開國力差距的關鍵變量等。

 ?。?)后疫情時代的國際安全環境新特點與我國的戰略選擇,尤其是美國問題與中美關系問題。

  毫無疑問,新冠肺炎疫情全方位沖擊人類社會與國際秩序,激化全球既有矛盾,深刻改變冷戰結束以來的全球政治、經濟與安全格局。傳統安全環境的不利因素繼續發酵,新的不確定因素不斷出現?!昂笠咔闀r代”我們無疑將面臨新的更加復雜的安全環境,但同時又醞釀著新的機遇。我們的自身優勢條件也在發生變化,隨著中國崛起,影響外部安全環境的能力也在增強。這些新的挑戰與機遇是什么?如何才能轉危為機?畢竟“中國與世界的關系也因此再次走到十字路口”,“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發展仍然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但機遇和挑戰都有新的發展變化。我們要科學分析形勢,把握發展大勢”。國際上有人提出“中國接管世界秩序論”無疑是出于作者的豐富想象,但它的確給中國提出了一個不得不思考的重大問題,即如何處理與現存世界秩序的關系。在中國重新開啟與世界交融發展新時代的時刻,中國發展與外部安全環境之間的互動關系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密切。

  習近平總書記在“做好新時代外交工作”一文中明確指出:“我國外交工作內涵和外延不斷擴展”。在“后疫情時代”這種“內涵和外延不斷擴展”意味著什么?又有什么新的形勢、任務、特點與挑戰?需要加強深入研究?!昂笠咔闀r代”的大國關系與對外戰略、周邊形勢與祖國統一、傳統安全與綜合安全等領域,都是我們應該著力加強力量布局、開展深入研究的課題,時代需要更多的避免過度民族主義情緒化的務實研究。

  疫情加快了中國對世界的再認識過程,中國也要迅速適應國際上一些新的重要變化,不斷調整自身與外部世界的關系,搶占先機,保持戰略主動,設法繼續營造對我和平崛起有利的國際安全環境。

  未來中美關系的走向無疑仍將是貫穿“后疫情時代”國際形勢變化各條線索中最重要的脈絡之一,也是幾乎所有“后疫情時代”國際關系形態變化的集中反映?!爸忻栏偁庩P系未來如何演變將是國際權力格局最大的變數”。盡管從長遠的歷史發展態勢的大戰略視角來看,綜合考慮國際上多種因素的相互作用,美國確實存在過度戰略擴張等頑癥造成的國際地位相對衰落,但問題是,疫情是否真的就終結了“美國霸權”?對于前述“未來五年美國霸權終結并會退縮為區域性強國”的判斷,目前看恐怕還不能如此過于樂觀。未來的美國究竟會如何發展?對美國在一定意義上仍很強大的前景如何評估?都需要我們認真加以研究。應該說,美國在今后相當長時期內仍將是在諸多領域擁有優勢的世界強國,是中國不得不在戰略上打交道的主要對手,同時也是需要在諸多領域開展合作的重要對象。借美國新任總統入主白宮之際,推動中美關系早日回歸正軌,符合中美兩國根本利益和世界發展大勢。但是拜登究竟會如何清理特朗普的“外交遺產”仍值得觀察。事實上,已進入新的歷史時期的中美關系呈現一種更為復雜的結構,中美要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學會適應新的彼此,根據變化了的現實重建中美戰略平衡。

  拜登式多邊主義的內容之一是,上臺后有可能在國際上組建新的針對中國的盟友體系,這也同樣提出了如何進行戰略破解的研究任務。在新的形勢下,我們下大力氣搞好全球伙伴關系網,在國際上“建立國際和平發展統一戰線”到底是否可行?也是需要經過反復認真研究論證的,既不能隨意提出也不能一提了之。疫情過后,全球體系、國際秩序的調整將拉開大幕,世界各國也將全面參與這場調整之中,而各自調整與中美兩強的關系將是非常重要的內容之一,俄羅斯、歐盟、東盟、南亞、東北亞等國際力量與區域勢力的動向及深層動因是什么?也同樣值得我們高度關注。

  在確定未來中國對外戰略選擇時必須反對兩種極端傾向。第一種傾向是急于當頭,認為疫情給中國提供了一個領導世界的難得的歷史機遇,持此觀點者不僅有部分學者,網絡上的調門更高。事實上,西方國家既出于捧殺也確有擔心,擔心中國借此次疫情會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崛起為全球領導者,一些非西方國家也以不同心態持有類似看法。我們認為,西方學者津津樂道的國際安全理論“霸權穩定論”,實質上是一種強權學說,是美國推行霸權主義的重要理論依據。對于中國來講,我們的目標并不是要取代美國充當世界領袖,我們不認為世界需要一個領袖國家,我們相信并一貫倡導所有國家一律平等。當然,對于一些強國來說,應該對人類做出更大的貢獻。很大意義上,想當頭急于當頭,是不健康的國民心態,會擾亂中國實施正確的國際戰略。第二種傾向是,中國應堅決持久地實施戰略和軍事收縮。毫無疑問,單純地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的“戰略收縮”,并不能必然帶來中美關系的轉圜,也不會直接換來美方的相應對華施壓收斂,況且今天中國開始落實“十四五”規劃及二○三五年遠景目標的發展步伐不會停下來。如果說得嚴重點,單純戰略收縮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以退讓求和平則和平亡。如果說,在新的形勢下,既敢于斗爭更要善于斗爭,不能與美國進行針鋒相對的簡單對決,對美工作要更注重策略、更巧妙應對,那倒是應該和必需的。

  因此,筆者認為,未來我總體對外戰略態勢,要防止過于冒進激進與單純戰略收縮兩種極端傾向,但不宜過于保守,有特色的積極大國外交與主動引領全球治理創新應是主基調,當然具體實施起來更加需要體現中華文化精髓內涵的外交謀略與國際安全策略。

 ?。?)“后疫情時代”面臨一系列新挑戰的全球治理走向。

  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治理體系帶來巨大的沖擊,全面暴露出全球治理現有機制存在的突出問題,不僅各國在抗疫中對此深有感受,而且在聯合國成立75周年紀念活動中有了進一步歷史性的全面深刻反思,未來全球治理的理念、機制、模式等必將得以更新,“全球性威脅和挑戰需要強有力的全球性應對”。當然,國際范圍有關圍繞全球治理的政治較量仍會繼續,這種較量在某些時候某些議題上甚至會表現得異常激烈。在“后疫情時代”有關全球治理的國際場景究竟會是什么、會有哪些新的特點?也是需要進行加強深入研究的。

  毫無疑問,未來全球治理創新將被提上日程,經過成功抗疫大考與積極踐行國際合作,崛起的中國在其中角色將更加突出。近年來習近平一再強調,“面對時代命題,中國將積極參與全球治理”,《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中不僅多次談到目前中國已“深度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而且利用不同國際場合與主場外交場合,提出并展示詳細的全球治理中國智慧、中國方案。習近平在2020年年底的一系列重要線上線下視頻峰會等國際場合,進一步就明確推進全球治理大方向與中國應當在實踐中引領全球治理創新,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論述。在“后疫情時代”更為復雜的國際形勢下,中國如何才能更加卓有成效地引領全球治理創新,以及與此相關的一系列嶄新的理論與現實問題,也都需要加強深入研究。例如,“一帶一路”與“雙循環”促進如何相互協調,尤其是百年變局下的全球治理與“一帶一路”關系問題的研究也極為重要。

  國內不少專家在此領域已做了大量開拓性研究工作。已有學者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是應對全球治理新挑戰的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一帶一路是中國提出的創新全球治理的新倡議,不僅是一次重大理論創新,也是對當前全球治理發展的制度創新、模式創新與策略創新”,“‘一帶一路’是應對全球治理新挑戰的方案選擇,‘一帶一路’是應對全球治理新挑戰的重要實踐路徑”。但是,目前國內外對全球治理與“一帶一路”關系的研究還沒有真正到位。一方面,有種觀點認為,以“一帶一路”的全面推進為依托,目前及今后一個較長時期內,中國應著重于在參與全球治理最為關鍵的發展治理這一領域扮演更加積極有為的角色,重點提升中國發展對全球治理的貢獻,而在有關世界體系和完整意義上的全球治理領域,若要有扮演全方位領導者的想法,則屬不合時宜。而另一方面,多數研究者將“一帶一路”倡議完全等同于中國的全球治理之路,在某種程度上忽略了全球治理更廣的涵蓋面、更深刻的復雜性及全球治理與“一帶一路”本身具有更獨特的相互影響與互動關系,對“后疫情時代”新形勢下全球治理與“一帶一路”相互影響與互動關系的研究有待進一步深入挖掘。

  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和建立平等互利合作共贏的國際新秩序,是中國在國際上修身立命的根本。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核心是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的世界;建立平等互利合作共贏的國際新秩序,核心是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這些都完全超越了西方信奉的現有國際關系理論。今后很長一段時間中國還不是給世界各國當導師,而是做各國的平等伙伴。中國做好了、做對了,那是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結果,是建設國際新秩序的戰略的勝利,也不要把中國所推行的各種政策都說成是中國方案和中國智慧。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習近平總書記特別指出:“中國將堅持和平發展,堅持永不稱霸”?!爸袊_展對外合作從不強加于人,從不干涉別國內政,反對你輸我贏、單邊通吃”。中國推動“一帶一路”合作項目也將“更多惠及當地人民,使他們有更多的獲得感和幸福感”。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大流行,中國領導人多次向國際社會表明,“中方不僅維護中國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也維護世界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

  筆者以為,我們要以習近平外交思想尤其是習近平有關全球治理的重要觀點為指引,理論結合實踐,既避免國內外學術界在該研究領域存在的純理論范式的糾葛,也不能重復簡單的過程描述與問題陳列,要從百年變局的縱向角度和國際格局的橫向視角相結合的站位出發,同時立足于“后疫情時代”的新現實,探究重構全球治理創新之路。尤其是,在中國持續崛起與國際體系轉型的大背景下,顯然要突破局限于“發展治理”領域的自我設限,在有關新型國際關系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世界文明重塑與世界秩序重建方面,也有必要展開研究。面臨新形勢、新挑戰、新課題,圍繞中國引領全球治理創新,研究如何重構全球治理話語體系和運行機制,研究在引領全球治理創新的同時如何防控風險,如何實現中國推進創新全球合作、完善國際秩序、調整大國互動的全方位大國外交整體協調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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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席來旺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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