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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綜述】國際關系研究之“共生學派”:理論建構與路徑生成
2021年04月14日 08:47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孫志強 字號
2021年04月14日 08:47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孫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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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在國際關系理論研究領域,“共生學派”的快速成長與完善,已經成為國際關系理論研究“中國學派”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1]“共生學派”的興起與發展,源于以上海國際關系學者為主的學術群體,對于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內在缺陷,以及在其指導下的西方大國外交政策弊端的審視與批判,學者們積極將“共生”這一生態學概念引入國際關系研究,并著力挖掘中國古典文化中“和合共生”概念的哲學價值,將之運用到當代國際秩序轉型的討論之中。歷史地看,“共生學派”的發展可分為兩個階段:在2013年之前,學者們主要在于將“共生”概念引入到國際關系研究,并就其內涵進行界定和辨析;在2013年之后,則將其運用于國際體系研究,圍繞“共生國際體系”展開了一系列具體的案列分析。[2]然而近年來,共生學派又有了新的變化,特別是在2017—2018年之后,研究者更加重視圍繞“共生”的學理思維進行解讀,把原理與實證研究結合,并將共生理論運用于全球治理、國際制度轉型、國際安全研究、區域與大國關系研究等更為廣闊的領域。

  一、邏輯起點: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缺陷與當代國際政治的治理難題

  “共生學派”的興起與發展,與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內在缺陷以及在外交實踐層面的效用赤字有著密切的關系。隨著冷戰結束、經濟全球化快速發展,世界政治經濟格局也進入到深刻的調整變革期。在這一過程中,兩大變化格外醒目:一方面,在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下,以中國為代表的部分發展中大國充分把握時代機遇,積極融入全球經濟體系,實現了群體性的經濟崛起,并逐漸成長為全球治理的重要參與者。但是,既有的國際治理格局尚未能充分適應這一變化;另一方面,全球化進程也催生出經濟協同治理、氣候變化與恐怖主義等許多新生的非傳統安全問題,需要國際社會共同面對。針對國際社會的上述變化,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卻難以提供一種有效的治理方案,導致其指導效能受到學者的質疑與反思。

  首先,在學理層面上,西方國際關系理論[3]在哲學層面上帶有強烈的二元對立式思維與“一元論”沖動。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二元對立式思維植根于其理論建構的思想來源,即近代歐洲國際關系史。審視這段歷史,會發現近代歐洲國際關系的演進始終陷于多極國際體系向兩極結構坍縮、既有國際體系的霸權國家和新興爭霸國陷入周期性爭霸戰爭的歷史怪圈,[4]國家間戰爭沖突頻發、彼此以結盟策略平衡敵我關系進而求得生存是其鮮明特征。相應地,以此為基礎建構起來的西方國際關系理論高度強調以權力界定利益的現實主義原則,[5]將“均勢”(balance of power)原則視為國際關系運行的基本法則,其核心即是分立斗爭思維。霸權穩定理論、權力轉移理論、離岸平衡說等,都是這一邏輯的生動展現,[6]其中較為極端的“進攻性現實主義”理論甚至認為,爭霸是大國尋求安全的必然選擇,并認為中美之間的戰略互動也難逃“大國政治的悲劇”。[7]然而,應當指出,一方面,近代歐洲國際關系實踐經驗僅僅是一種地域性認知,東亞古代的“共生型國際體系”則表現出了異于均勢法則、更為和平的特征;[8]另一方面,限定不嚴的歷史類比,其啟示意義也值得懷疑。[9]刻意渲染對立反而可能促成“自我實現的預言”,給大國關系的穩定平添壓力。

  此外,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中還帶有一種強烈的“一元論”沖動,即將西式民主政治的發展模式視為人類社會發展的唯一正確模式,并堅信“所有的好事一起來”:民主政治的實施將帶來國內層面的經濟善治以及國際層面的永續和平。[10] 然而,自冷戰結束以來,“轉型范式”(transition paradigm)在現實運作中遭遇失敗,[11]人類社會終極治理方案將會終結于選舉民主加市場經濟這一組合模式的斷言被證明流于草率。[12]實際上,自由、民主盡管是人類社會重要的基本價值,卻決不能不顧現實條件而定于一尊,將一種價值觀念過度放大、凌駕于其他價值觀念之上的“一元論”只會帶來思想的僵化和制度活力的喪失。

  其次,將信奉分立斗爭邏輯的西方國際關系理論運用于現實政治,同樣導致了災難性的政策后果。僅以美國的中東政策為例,“9·11”事件之后,小布什政府奉行“先發制人”的軍事單邊主義政策,以反恐名義連續在伊拉克與阿富汗發動兩場戰爭。小布什政府還將恐怖主義以及其擴散與民主化聯系起來,認為“無賴國家”的支持和存續是恐怖主義滋生的土壤,[13]因而發動“大中東民主計劃”,通過政權顛覆、移植民主的手段來保障美國的國家安全。然而,就后果而言,美國的外交政策成果卻是寥寥:歷時十年,美國在反恐戰爭中總計投入3.7萬億美元、傷亡近4萬人,卻并未有效遏制外部的恐怖主義威脅,反而激化了美國與伊斯蘭世界的關系。[14]對此,邁克爾·德希(Michael C. Desch)指出,美國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傳統以及推廣民主價值觀的使命心態催生了“反自由主義”的政策手段,而冷戰后美國無可匹敵的國家實力使其極少受到有力的限制,進而使得美國“反自由主義”的政策在全球層面和美國社會同時泛濫、釀成惡果。[15]顯然,美國的單邊主義政策及黷武行為并未化解全球化時代的新問題,反而平添風險。

  二、“共生”視角下的國際關系:理論建構與基本原理

  基于對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反思,中國學者積極從中國古代秩序中提取思想養分,經過較長時間的努力,逐步建構起國際關系研究的“共生學派”?!肮采痹臼且粋€生物學概念,最早由德國生物學家安東·德·貝里提出,指代“一起生活的生物體間具有某種程度的永久性物質聯系”。[16]隨后,這一概念被引入到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之中[17]。2011年,金應忠首先將“共生”概念運用到國際關系研究領域,指出“‘共生’是國際社會的基本存在方式”,“人類社會經濟生活的共生性是孕育、形成、強化國際社會共生網絡的巨大動力”,并且闡明了實現國際社會共生性的四大要素,即共生關系的主體性、紐帶、共生性底線以及拘束性。[18]其后,楊潔勉、任曉與蘇長和等學者圍繞“共生”這一學術議題,展開了更為豐富的討論,使得國際關系研究共生學派的理論內涵逐漸清晰起來。楊潔勉充分肯定了構建共生理論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指出中國作為世界大國的地位變遷以及外部發展環境的變化,催生構建不同于西方強國的國際關系理論,中國學界需要在推動內生理論與外生理論的互動互補中依次實現“和平共處”、“和平共生”與“和諧共生”的三大目標。[19]而具體到“共生”的原理,任曉等學者指出“共生”共有三個特性,分別是主體的多元性、平等性以及情境性。[20]

  首先,“共生學派”主張多元共生是世間萬物的本原狀態,無法也不應該被人為地統合為“一”。強制地統合暗含著主體間品質優劣的比較和統合主動權的爭奪,其本質是一種二元對立式思維,造成的是主體間的緊張關系;與之相反,共生思維倡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費孝通法則”。[21]其次,“共生學派”強調各文明主體間的平等地位,不應進行孰優孰劣的價值比較。處于共生關系中的主體應該彼此借鑒和學習,以求達到一種更高的文明層次。再次,共生思維講究情境性,對于一種制度和價值的判別,不應離開主體所依托的社會歷史環境。[22]事實已經證明,外生強加的秩序與規范,難以在“水土不服”的社會文化條件之下產生同樣的治理績效。美國多年來奉行“民主輸出”政策造成阿拉伯世界武裝沖突加劇、歐洲難民危機的動亂局面就是顯例[23]。然而,還應該指出的是,“共生”絕不意味著主體之間完全沒有矛盾,相反,處于共生關系之間的主體可能還存在競爭,甚至是較為激烈的對立。然而,在全球經濟“相互依賴”的格局之下,各主體基于自己長遠利益的考慮,需要對共生關系之中的其他主體的利益加以照顧,由此劃出了競爭關系中的“共生底線”。[24]

  概而言之,“共生學派”強調全球化背景下客觀的國際生產分工造就了各國共生的經濟物質前提,而共生關系在政治文化含義上還具有多元性、平等性以及情景性特點,多元本體是事物發展的本原,多元并存的文明主體之間不存在優劣高低的比較,任何一種政治文明以及價值觀念都需要在特定的歷史情境下度量其價值和實現的可能,多元共生的主體在平等交流的基礎上有利于實現借鑒和互補,進而邁上更高的發展層次。

  三、共生理念的現實運用:案例研究的開展 

  隨著“共生”概念被引入國際關系與國際政治研究,共生原理逐漸趨于完整,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運用共生理論研究現實國際問題。

  首先,在大國關系與區域秩序方面,共生理論被廣泛運用到“一帶一路”倡議、中美關系、中亞區域秩序等具體問題領域。譬如,金應忠將“共生”理念引入到“一帶一路”倡議的研究之中,指出“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與歐亞非三大洲共同的發展戰略,不僅植根于古代絲綢之路合作的歷史記憶,更能滿足當代沿線各國經濟發展的需要,且盡管“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存在各類歷史與現實的矛盾、分歧,“一帶一路”倡議通過倡導利益、責任、命運共同體,為解決上述爭端帶來了新思路。[25]夏立平、楊慶龍將共生理論引入到中美關系的研究之中,夏立平提出“全球共生系統”理論,指出“全球一切事物都是共生在一個大系統中,是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相互轉化的”,實現“共生性全球體系”需要走向權力主導的全球體系、相互依賴支撐下的全球體系以及一體化條件下的全球體系,而“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建構,既是管控中美戰略分歧的重要舉措,也是實現共生性全球體系的必由之路。[26]楊慶龍則辯證地分析了中美關系的共生維度,指出中美關系既在經貿領域存在“共生因素”,又在安全戰略層面存在“不共生因素”,穩定中美關系的重要手段在于能動地加強中美兩國各層次的交流,增進互信、強化共生關系。[27]張艷璐、何金科則將共生理論運用于中亞秩序的分析,前者探討了絲綢之路經濟帶倡議與歐亞聯盟的關系問題,指出盡管二者存在地緣位置的交叉和功能的相似之處,因其本質不同,二者還是可以結成“復合型共生關系”,為此中國應該充分考慮俄方關切與歐亞同盟的制度設計,避免兩大制度經濟功能的重復性,擴大其互補性,并著力夯實人文交流基礎,推進兩大制度的和諧共生;[28]后者則探討了中亞國家“互惠共同體”的生成前景問題,從共生環境、共生條件、共生模式、共生議題方面加以考察,中亞國家具有相近的歷史文化背景、面臨類似的地區安全形勢,在烏茲別克斯坦的積極推動下有望建成命運共同體。[29]

  其次,在更為宏觀的議題方面,共生理論也被帶入到國際安全、國際制度、全球治理等領域的研究之中。姚璐積極運用共生理論,對傳統的安全研究進行審視和修正。指出在安全環境的變動下,安全單元將從互斥走向共生,安全關系從同質共存走向異質共生,以發展為導向、以“人的安全”為目標的“共生安全”的新模式得以確立。[30]在國際制度研究層面,程銘、劉雪蓮指出,傳統的國際公共產品供給理論以“霸權穩定論”為基底,將霸權國供給國際公共產品視為國際秩序穩定的來源,其本質是一種“寄生邏輯”,且霸權國所提供的更近似于以盟友伙伴為對象的“俱樂部產品”,以共生思維修正上述局限,需要在規范和實踐上對既有國際制度進行改革,在建制、改制、創制的基礎上推進供給模式與時俱進。[31]在全球治理問題上,姚璐、景璟從共生理論入手分析后疫情時代全球治理模式的轉變。他們指出,新冠肺炎疫情使得既有全球治理體系的弊端愈加顯著,以共生模式為藍圖的改革方案對既有制度具有良好的補益作用。共生模式的生成需要借助“共享”理念,從資源配置優化、主體認同強化以及和諧包容的價值引領三方面著手,積極促進全球治理體系的轉型和改革。[32]而康曉則將共生理論運用到氣候治理領域,指出氣候變化是中美雙方必須共同面對的非傳統安全威脅,雙方盡管在戰略安全層面上有諸多分歧,但是必須在自我約束的基礎上實現共生,2013—2016年,中美雙方在氣候治理領域達成多項合作成果,在全球范圍內起到了表率作用。[33]

  概而言之,共生理論已被較為廣泛運用到圍繞具體問題開展的案例研究之中。根據學者們的研究狀況來看,共生理論已經被運用在大國關系、大國戰略、區域秩序、國際安全、全球治理、國際制度等更為宏觀的議題領域內,實證研究的開展既是對理論建構的肯定,也是修正既有理論的良好契機,一系列研究成果的涌現反映了共生理論的生命力。

  四、“共生學派”:走向全球國際關系學的中國貢獻

  國際關系研究的“共生學派”發端于中國學者對于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霸權地位以及理論局限性的反思,生成于對東亞古代國際關系體系特質的挖掘與中國古典“共生哲學”的應用,是國際關系理論中國學派的重要組成部分。歷史地看,東亞古代國際體系異于西方的均勢體系,等級屬性強于無政府屬性、和平屬性強于沖突屬性,其根源深植于中西方歷史哲學文化的差異,天然具備孕育異于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文化基礎。[34]“共生學派”正是以此為基礎,圍繞“多元共生”這一核心內涵進行理論建構,不同于西方以二元對立的斗爭思維為主線的國際政治理論,“共生學派”初步建構起尊重多元本體、強調主體平等、倡導多元共生的理論體系,而這一理論框架也已經被學者們較為廣泛地運用在各領域的案例研究之中,彰顯了共生學派的生命力和理論價值。

  顯而易見,“共生學派”以中國的歷史文化為建構素材,在核心理念上顯著異于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為修正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內在局限、推動國際關系理論的多元化、推進全球國際關系學(Global IR)[35]的發展作出了應有的貢獻。應該指出,“共生學派”為代表的國際關系理論中國學派的快速發展,其意義不僅在于提供了一套不同于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內生于東亞歷史文化的“非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從而擴大了國際關系學的知識容量,更在于通過提出東亞區域的內生性國際關系理論,為進一步在比較、歸納、提煉的基礎上,構建容納更為廣大的區域性國際交往實踐經驗、更為全面的國際關系理論提供了前提條件。[36]顯然,國際關系理論中國學派的建構不應簡單停留在提出國際關系理論的“中國版本”、西方國際關系理論“替代方案”的層次上,簡單地將國際關系理論特殊化,或將其解釋力限定在特定區域,從知識累積的長遠角度來看,這將會限制理論的解釋力和發展前景。[37]“共生學派”如能在闡明中國古典文化所蘊含國際秩序觀的基礎上,進一步在理論研究層次上加大對東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比較、抽象和概括,在實證研究層面上加強“共生”視閾指導下的具體案例研究,將理論建構和國別研究結合起來,將會對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國際關系學發展作出更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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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釋

  [1]郭樹勇:《中國國際關系理論建設中的中國意識成長及中國學派前途》,《國際觀察》2017年第1期。 Ren Xiao, “Grown from within: Building a Chines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Pacific Review, Vol.33, No.3-4, 2020, pp. 386-412. 關于“共生學派”這一詞匯的使用,需要說明的是,習慣上學者們將其稱為“上海學派”或“上海共生學派”,由于這一學術共同體的研究者都圍繞“共生”這一主題開展研究,且從地理范圍上講研究者們已經不再局限于上海,為了凸顯其研究內容的特征,本文使用了“共生學派”的概念。相關文獻見:魯鵬:《中國特色國際關系理論建設的階段性進展與不足》,《國際關系研究》2019年第4期。任曉編著:《共生:上海學派的興起》,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1—11頁。

  [2]魯鵬:《理解中國國際關系理論的兩種構建途徑》,《世界經濟與政治》2018年第1期。

  [3]值得說明的是,本文中“西方國際關系理論”主要指代戰后居主導地位的美國國際關系理論。

  [4]蘇長和:《共生型國際體系的可能——在一個多極世界中如何構建新型大國關系》,《世界經濟與政治》2013年第9期。

  [5][美] 漢斯·摩根索:《國家間政治:權力斗爭與和平》,徐昕等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29頁。

  [6]蘇長和:《共生型國際體系的可能——在一個多極世界中如何構建新型大國關系》,《世界經濟與政治》2013年第9期。

  [7][美]約翰·米爾斯海默:《大國政治的悲劇》,王義桅、唐小松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90—425頁。John J. Mearsheimer, “The gathering storm: China’s challenge to US power in Asia”,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3, No.4, 2010, pp.381-396.

  [8]何芳川:《“華夷秩序”論》,《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6期。任曉:《論東亞“共生體系”原理——對外關系思想和制度研究之一》,《世界經濟與政治》2013年第7期。David C. Kang, 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 Five Centuries of Trade and Tribu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

  [9]Yuen Foong Khong, “The U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analogy”, 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 Vol.1, No.2, 2019, pp. 223-237. 任曉:《國際關系學的“去歷史化”和“再歷史化”——兼疑“修昔底德陷阱”》,《世界經濟與政治》2018年第7期。

  [10]任曉:《論國際共生的價值基礎——對外關系思想和制度研究之三》,《世界經濟與政治》2016年第4期。

  [11]Thomas Carothers, “The end of the transition paradigm”,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13, No.1, 2002, pp. 5-21.

  [12]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Vol. 16, 1989, pp. 3-18.

  [13]趙建明:《試析布什政府的“政權改變”政策》,《現代國際關系》2006年第5期。

  [14]高祖貴:《“911”事件對美國的影響》,《當代世界》2011年第10期。

  [15] Michael C. Desch, “America's liberal illiberalism: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overreaction in US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2, No.3, 2008, pp.7-9.

  [16]Angela E. Douglas, Symbiotic Interac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11,轉引自:姚璐:《論國際關系中的“共生安全”》,《國際觀察》2019年第1期。

  [17]譬如,在經濟學領域,袁純清撰有:《共生理論及其對小型經濟的應用研究(上)》,《改革》1998年第2期,第101—105頁;《共生理論及其對小型經濟的應用研究(下)》,《改革》1998年第3期,第76—86頁。在哲學領域,吳飛馳:《“萬物一體”新詮——基于共生哲學的新透視》,《中國哲學史》2002年第2期;袁年興:《共生哲學的基本理念》,《湖北社會科學》2009年第2期。在社會學領域,胡守鈞著:《社會共生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等等。

  [18]金應忠:《國際社會的共生論——和平發展時代國際關系理論》,《社會科學》2011年第10期。

  [19]楊潔勉:《中國走向全球強國的外交理論準備——階段性使命和建構性重點》,《世界經濟與政治》2013年第5期。

  [20]任曉、金應忠、蘇長和、袁勝育:《多元世界的共生之道》,《文匯報》2017年5月5日,第12版。

  [21]蘇長和:《共生型國際體系的可能——在一個多極世界中如何構建新型大國關系》,《世界經濟與政治》2013年第9期。

  [22]任曉:《論國際共生的價值基礎——對外關系思想和制度研究之三》,《世界經濟與政治》2016年第6期。

  [23]李翠亭:《歐洲難民危機與美國民主輸出的悖論》,《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5期。

  [24]金應忠:《共生性國際社會與中國的和平發展》,《國際觀察》2012年第4期。

  [25]金應忠:《“一帶一路”是歐亞非的共同發展戰略》,《國際展望》2015年第2期。

  [26]夏立平:《全球共生系統理論與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美國研究》2017年第1期。

  [27]楊慶龍:《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國際共生論的視角》,《國際展望》2017年第1期。

  [28]張艷璐:《歐亞聯盟與新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復合型共生關系分析》,《國際展望》2015年第2期。

  [29]何金科:《安全合作與中亞互惠共同體的構建:基于共生理論的研究》,《國際關系研究》2020年第6期。

  [30]姚璐:《論國際關系中的共生安全》,《國際觀察》2019年第1期。

  [31]程銘、劉雪蓮:《共生安全:國際安全公共產品供給的新理念》,《東北亞論壇》2020年第2期。

  [32]姚璐、景璟:《以共享促共生:疫情沖擊下全球治理轉型的中國推進》,《東北亞論壇》2021年第2期。

  [33]康曉:《多元共生:中美氣候合作的全球治理觀創新》,《世界經濟與政治》2016年第7期。

    [34]Wang Jiangli and Barry Buzan,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school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mparisons and lessons”,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7, No.1, 2014, p. 24.

    [35]Amitav Acharya, “Advancing global IR: Challenges, contentions, and contribu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18, No.1, 2016, pp. 4-15.

  [36]任曉:《本土知識的全球意義——論地區研究與21世紀中國社會科學的追求》,《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5期。

  [37]Amitav Acharya, “Dialogue and discovery: In search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beyond the West”, Millennium, Vol.39, No.3, 2011, pp. 625-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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