拳交原千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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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東政治演進的特點
2021年04月08日 09:34 來源:《現代國際關系》2021年第2期 作者:牛新春 字號
2021年04月08日 09:34
來源:《現代國際關系》2021年第2期 作者:牛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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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摘要:美國戰略收縮,阿以關系緩和,政治伊斯蘭退潮,石油經濟的基石動搖,中東政治正在發生歷史性變革。全球大國與地區國家因熱點轉換而變換著合縱連橫的方向,中東政治舞臺上從來沒有出現這么多旗鼓相當的主角,這么復雜的陣營分化。秩序真空、思想真空和資源真空三維影響疊加,國際、地區和國內三重變局交織,這可能是一個混亂的時代,也可能是一個變革的時代,或兩者兼而有之。同歷史上的中東變局相比,這次變革的命運更大程度上將由本地區的國家、人民決定。

   作者簡介:牛新春,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現代院中東研究所所長

 

  近百年來,在洶涌澎湃的現代化浪潮中,中東似乎是個例外,呈現出諸多“反現代化”特征。政教分離、人民主權、國族主義、工業化是現代化的基本要義,中東卻是全球君主制國家最集中的區域,是全球“地租型”經濟特征最顯著的地方,也是全球政教關系最復雜的地區,還是受外國軍事干預最嚴重的地區。中東政治的歷史性演進目前僅僅初現端倪。從長遠看,回歸國際政治現實是好事:從近中期看,現實非常殘酷,中東必將面臨更大的挑戰、更動蕩的局面。

  一、流失的特殊性

  第一世界大戰結束后,擺脫歐洲殖民主義的中東國家獲得表面上的主權,實質上在政權合法 性、領土完整、主權單一性、不受外部干涉等方面存在諸多缺陷,被稱為“虛構主權”或“準國家”。當時,這種現象在第三世界普遍存在,多數國家后來擺脫帝國主義的干預,逐漸完成國族、國家建設。但是在中東,由于阿以沖突延綿不斷,宗教與政治深度糾纏,石油財富扭曲政經結構,以及美國長期強力干預,這種“非正常狀態”出人意料地延續下來,構成中東政治的最大特色,“中東例外論”成為國際政治中的一朵奇葩。近年來,伊斯蘭主義、石油財富、以色列威脅和美國干預四大因素均發生了變化,中東政治的特殊性出現消退跡象。

  阿以關系是中東一對根本性矛盾,曾長期決定著中東政治的基本格局,影響著中東的戰爭與和平,甚至還深入到中東各個國家的國內政治。在國際層面上,冷戰時期美蘇競爭圍繞阿以沖突展開,美國支持以色列,蘇聯助力阿拉伯;冷戰結束后,美國主導阿以、巴以和談,迄今為止歷屆政府都將此作為大事來抓。在地區層面上,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的矛盾或伊斯蘭國家與以色列的矛盾是中東政治的基本分界線,20世紀發生的四次阿以戰爭塑造了中東基本地緣格局。在國內層面上,以色列被阿拉伯人民視為一切苦難的總根源,長期影響著阿拉伯國家的政治、安全生態。

  然而,種種跡象顯示以色列威脅在阿拉伯政治中的份量在減輕,阿以緩和成為一種長遠趨勢。一方面,1967年戰爭以后,以色列沒有再占領新的阿拉伯領土。2006年黎巴嫩戰爭以來,以色列沒有再同阿拉伯國家發生過戰爭。過去十年阿拉伯世界遭受內戰、動蕩、經濟衰退困擾,這些都與以色列沒有直接關聯。另一方面,1979年以色列與埃及建交,1994年同約旦建交,2020年底同阿聯酋、巴林、摩洛哥、蘇丹關系正?;?。盡管阿拉伯國家聯盟仍然堅持2002年的“阿拉伯倡議”,即公正解決巴勒斯坦問題是阿拉伯國家同以色列建交的前提條件,但是22個阿盟國家已經有6個同以色列關系正?;?,阿盟團結的口子越撕越大。2020年的新一波建交潮讓阿盟的集體立場形同虛設,更多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建交不可避免。值得特別關注的是,不同于埃及、約旦同以色列之間的“冷和平”,這次阿聯酋同以色列的建交可能是全方位的交往。2020年以色列光明節期間,估計以色列有2.5萬人訪問阿聯酋,這在阿以關系史上前所未有。與此同時,2014年油價下降以來阿拉伯國家經濟陷入困境,各國紛紛加大改革開放力度,積極尋求外資、技術,此時此刻以色列強大的經濟、科技和軍事影響力特別具有吸引力。

  巴勒斯坦問題依然是阿拉伯世界的中心問題,阿拉伯人民和國家仍然支持巴勒斯坦事業,但是巴勒斯坦問題解決的前景日益渺茫,阿拉伯國家的耐心漸漸流失。新的建交潮表明,阿拉伯國家將巴勒斯坦事業與阿以關系脫鉤,不再讓巴勒斯坦問題綁架阿以關系。1979年前,阿拉伯國家不惜采用戰爭手段保衛巴勒斯坦;后來,阿拉伯國家不惜采用政治、經濟和外交手段保衛巴勒斯坦;未來,阿拉伯國家只能采用道義手段保衛巴勒斯坦了。1979年埃及因為與以色列建交,1981年總統薩達特被伊斯蘭極端分子刺殺。2020年,以色列先后與四個阿拉伯國家關系正?;?,沒有一個阿拉伯國家出現街頭抗議,可見阿拉伯人對以色列態度的變化之大。顯然,巴以問題在阿拉伯政治中的重要性下降。巴勒斯坦事業首先是巴勒斯坦人自己的事業,然后才是阿拉伯國家、伊斯蘭世界的事業,這是中東政治一個重大的戰略轉向。

  巴以問題重要性下降,也是伊斯蘭教凝聚力弱化的體現。伊斯蘭教是阿拉伯社會的基因,也是阿拉伯政治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用伊斯蘭教指導、改造政治的運動被稱為政治伊斯蘭主義。在現代化過程中,全球其他地方基本實現了政教分離,中東則沒有一個國家是完全意義上的政教分離,宗教參與各國政治的形式各異、程度不同。伊斯蘭例外主義認為,同其他宗教不同,伊斯蘭教不可能實施政教分離,也不會世俗化。然而,遜尼派與什葉派無休止的戰爭、溫和伊斯蘭的政治腐敗、極端伊斯蘭的暴力行徑、伊斯蘭國家面對以色列時的軟弱,都 讓公眾對政治伊斯蘭信心銳減。

  與政教分離的原則不同,“伊斯蘭是解決方案”是各個政治伊斯蘭主義派別的共同點。2011年“阿拉伯之春”伊始,政治伊斯蘭不是街頭運動的主流,伊斯蘭化也不是核心訴求,人們的口號是“尊嚴”“正義”“面包”。在“阿拉伯之春”過程中,作為唯一組織良好的政治力量,政治伊斯蘭迅速崛起,突尼斯、埃及相繼出現伊斯蘭政權。結果,作為溫和伊斯蘭的代表,埃及穆兄會2012年執政,2013年垮臺;突尼斯“復興運動”2011年執政,2014年失去執政地位;極端組織“伊斯蘭國”2014年宣布“建國”,2019年滅亡。埃及、突尼斯的伊斯蘭政黨均未取得預期執政效果,沉重打擊公眾對伊斯蘭政黨的信心?!耙了固m國”打著伊斯蘭之名,行恐怖主義之實,也損害了政治伊斯蘭的聲譽。從特定角度看,“阿拉伯之春” 就是政治伊斯蘭興起和衰落的過程。

  特朗普上任后,美國承認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世紀協議”要求割讓約且河西岸30%的領土,這些舉動嚴重傷害穆斯林群眾的感情。然而,阿拉伯街頭并未出現預期中的大游行。2019年6月,出身“穆兄會”的埃及前總統穆爾西在獄中死亡,沒有在伊斯芝世界掀起任何波瀾,只有“穆兄會”流亡人士、卡塔爾半島電視臺、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表達不滿。三個月后,埃及發生街頭示威,人們的口號是“塞西獨裁者下臺”,沒有人提及“穆兄會”和穆爾西。同年,阿爾及利亞、蘇丹、黎巴嫩、伊拉克發生大規模街頭示威,也看不到宗教訴求的影子。30年前阿爾及利亞發生軍隊與伊斯蘭主義反叛團體之間的內戰,成千上萬人死亡。過去30年蘇丹是一個伊斯蘭政權,實施沙里亞法。伊拉克長期受遜尼派與什葉派斗爭困擾,黎巴嫩更是深陷在基督教、遜尼派和什葉派的內斗中?,F在,這些國家的街頭政治中竟然見不到宗教困素,可見伊斯蘭教在中東政治中的地位已經發生巨大變化。

  中東是一個具有濃厚宗教情結的地域,但2019年底“阿拉伯晴雨表”的民調結果引起國際社會普遍關注。在阿拉伯國家中,不信教的人從2013年的8%上升到2018年13%,30歲以下的年輕人中不信教的比例為18%,在突尼斯47%的年輕人不信教;公眾對伊斯蘭政黨的信任從2013年的35%下降到2018年的20%,對宗教領袖的信任從51%下降到40%,越來越多的阿拉伯人對伊斯蘭和宗教領袖不滿,20%人阿拉伯人開始脫離伊斯蘭教。另外一項名為“清真寺與國家:阿拉伯人如何看待未來”的民調顯示,阿拉伯人對政治伊斯蘭的熱情減退,不論是極端還是溫和政治伊斯蘭,未來十年57%的阿拉伯人不愿意在自己的國家見到哈馬斯,59%的人不愿看到“穆兄會”,75%的人不愿看到“基地”組織。雖然百分比的變化仍然是漸進而非斷崖式的,但是對于宗教情結特別濃厚的中東而言,這種變化態勢足夠令人警醒。

  沙特王儲小薩勒曼、阿聯酋王儲小扎耶德抓住政治伊斯蘭退潮的機遇,用“國族主義”取代 “伊斯蘭主義”作為政治合法性的基礎,進一步弱化政治伊斯蘭。沙特限制宗教警察權力,允許女性開車,放松性別隔離,增加女性就業機會,引進娛樂業。阿聯酋允許飲酒,婚前同居非罪化。

  當然,政治伊斯蘭在中東擁有深厚的歷史、宗教根源,未來也不可能消失。20世紀50~70年代是世俗主義盛行的時代,當時埃及、突尼斯、伊拉克、阿爾及利亞、也門、敘利亞、利比亞都深受納賽爾主義影響;1970~2010年可以算作是政治伊斯蘭主義復興時期,未來一段時期政治伊斯蘭主義將進人新一輪低谷期。

  伊斯蘭教從精神上影響中東現代化,石油則從物質上改變現代化進程。中東作為石油儲藏最集中的地區,其經濟、政治、外交無不受到石油影響。然而,近年來隨著國際能源革命的不斷推進,石油的戰略重要性有所變化。在全球能源消費中,石油的比重持續下滑,從1994年的40%降到2019年的33%,國際機構普遍預測“石油峰值”會出現在2025~2050年期間的某個時刻。20年前“石油峰值”是指產量達到最高值,擔心產能枯竭;現在“石油峰值”指消費量達到最高值,擔心需求不旺,可見石油市場天翻地覆的大變化。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國際石油市場供大于求,中東石油產量波動對市場的影響減弱。歷史上,1956年伊士運河危機、1973年阿拉伯石油禁運、1979年伊朗革命、2011年利比亞戰爭都曾大幅推高油價,然而2019年9月沙特石油設施遭遇襲擊,產能短時期內減少一半,并未引起油價巨大波動,生動地驗證了能源市場的革命性變化。

  現在美國躍居全球最大產油國,且遙遙領先,沙特屈居第二,俄羅斯第三。以前,沙特主導下的OPEC在石油市場上呼風喚雨,現在沙特、俄羅斯、美國上演三國演義。2014年,受美國頁巖油增產的影響,油價下跌,沙特按傳統套路擴大產量,希望擠垮頁巖油,但是到2016年油價從100元降到30美元,頁巖油依然堅挺。2016年,沙特聯手俄羅斯減產,以恢復油價。然而,油價一上漲,美國頁巖油又開始增產。于是,2020年上半年沙特交替上演大幅增產、減產的戲碼。過去五年,沙特在國際市場上左沖右突的困境顯示,中東主導國際石 油格局的時代可能一去不復返了。中東石油依然重要,但其全球戰略重要性明顯下降,未來很可能會持續下降。石油地位的變化,對中東的影響是全局性、全方位的。

  石油是美國介入中東的原因之一,石油地位變化必然影響美國政策選擇。第二次世界大戰以 來,美國一直是中東最強大的外部干預力量。冷戰時期,美國在中東實施離岸平衡政策,不直接卷入戰爭,通過代理人與蘇聯爭奪勢力范圍。冷戰結束后,美國在中東實施直接干預戰略,發動兩場大規模地區戰爭,推出“大中東民主計劃”。2011年美軍全部撤出伊拉克,標志著美國進入戰略收縮時期。

  戰略收縮既是美國對石油重要性下降的反應,也是對其太規模直接干預的“反彈”“反思”。大規模直接干預成本高,效益差。特朗普多次抱怨,大規模干預期間美國在中東花掉7萬億美元。然而大規模干預的結果是,中東更亂,美國處境更尷尬。因此,拋棄大規模干預戰略成為兩黨共識。在戰略收縮時代,大規模直接軍事干預被束之高閣。1991年海灣戰爭美國動用53萬人的軍隊,2003年伊拉克戰爭美國出兵16萬,這樣的情形難以再現。2012年奧巴馬在敘利亞化學武器問題上自食其言,就是不愿再觸發一場中東戰爭。2014年“伊斯蘭國”出世,美國沒有出動地面部隊。2019年以來,美國無人機被擊落、沙特油田被襲擊、美國人被打死,美國軍事基地被導彈攻擊,美國都沒有實施大規模軍事報復。除非美國人、美國財產受到大規模直接攻擊,美國不可能再打一場大規模中東戰爭,這是戰略轉型期最重 要、最突出的變化。1980年卡特總統在國情咨文中提出,美國不惜通過戰爭維護其中東利益,此后卡特主義一直是美國中東戰略的基石,現在這塊石頭動搖了。

  同時,美國直接塑造、干涉中東國家內政的信心嚴重受挫。2002年美國提出“大中東民主計劃”,要改變中東的生活方式。然而,美國曾經熱情支持巴勒斯坦、埃及、突尼斯、利比亞、伊拉克、也門的民主選舉,除突尼斯外幾乎全部是災難性結果。在沉痛教訓面前,美國改變了政策。近十年來,美國沒有主導敘利亞、也門、利比亞和平進程,更沒有積極參與戰后重建。2019年中東爆發所謂“第二波阿拉伯之春”,阿爾及利亞、蘇丹、伊拉克、黎巴嫩等國出現大規模示威,四國領導人被迫下臺,美國出奇地安靜,既沒有道義支持,也沒有深度介入。作為一種政治哲學、意識形態,美國永遠不可能放棄輸出民主,但是作為一項可操作的政策和戰略,向中東輸出民主的時代結束了。美國中東政策歷經多年挫折后,奧巴馬的結論是:美國沒有能力治理中東,治理的想法是錯誤的;即使中東對美國特別重要,美國也 沒有辦法改善那里的形勢。

  二、殘酷的現實

  隨著“特殊性”的流失,政權合法性缺失、地區格局失衡、經濟結構畸形長期被掩蓋的現實 浮出水面。中東開始回歸人類社會現代化進程的大潮中。

  冷戰結束以來,大國直接軍事干預發展中國家的事件越來越稀少,只有中東長期飽受美歐直接干預,使其成為受外部影響最嚴重的地區,殘留了殖民主義時期的諸多政治特征。今天,世界主要大國都無法獨霸或獨家主導中東局勢。美國仍然是最有影響的大國,但是干預的信心、意愿和決心大大下降,已經不是設計、主導、維護中東全局的唯一霸權,正在蛻變為“同行中的第一名”。經濟上,如果把歐盟作為一個整體,歐盟對中東的貿易、投資穩居全球第一,中國緊隨其后,美國僅位列第三,中美歐之間似是三足鼎立之勢。軍事上,俄羅斯在敘利亞、利比亞的影響超過美國,打破美國一家獨大的局面。然而,中東既沒有出現所謂的美俄戰略大博弈,也沒看到傳說中的“中美新冷戰”。近十年來,美國戰略收縮,俄羅斯搞機會主義,歐洲自顧不暇,中國態度謹慎,這個兵家必爭之地首次變成大國望而卻步之地。

  美國戰略收縮給俄羅斯提供了重返中東的良機。2015年以來俄羅斯以敘利亞為支點,調動了同伊朗、敘利亞、土耳其、以色列、伊拉克等中東大國的關系,再度回到中東戰略舞臺的中心。鏟除“伊斯蘭國”,俄羅斯把恐怖主義擋在了國門之外;支持阿薩德政權,俄羅斯保住了在中東唯一的軍事基地;調停中東熱點問題,俄羅斯恢復了自己的大國形象;同土耳其、沙特、埃及等國家簽署經濟、軍售合同,俄羅斯得到了經濟利益,部分突破美歐經濟圍堵。但是,俄羅斯中東戰略目標非常有限,沒有意愿、能力同美國爭奪戰略主導權。

  同時,主要大國都不敢離開中東,甚至不能大幅削減對中東的投入。中東為全球提供“正能量”的能力下降,提供“負能量”的水平卻在上升,難民、恐怖主義、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都讓國際社會恐懼。這里的博弈不是雙贏,甚至也不是零和,而是多輸,看誰輸得更多。如果你不在場,別人就會利用你的缺席制造出威脅。正如兩位美國學者所言,“如果你不在餐桌上,那你就會在菜單上”。例如,2011年美軍全部撤出伊拉克,為2014年“伊斯蘭國”出現造成壁隙,“伊斯蘭國”又為伊朗勢力滲入伊拉克創造了條件,美國又不得不派5000美軍重返伊拉克。大國不敢輕言退場,也不愿大量投入,更不想大規模軍事卷入。殊途同歸,美國、俄羅斯、歐洲都在嘗試輕資產、輕腳印、小成本的介入模式??罩写驌?、軍事威懾、軍售軍援、結盟互助等手段,成為相關國家保持影響力的合理性選項,這可能會成為一種常態。

  1963年沙特王儲費薩爾說,“真主之外,我們最信任美國”。然而,2019年9月沙特石油設 施遇襲,特朗普說:“這是對沙特的襲擊,不是對美國的襲擊”。中東國家必須重新思考美國的可靠性。長期以來,美國不僅是影響中東權力格局的最大外部因素,而且本身就是中東權力格局中最重要的一根支柱,還是中東眾多國家政權安全的保證。目前,美國戰略收縮還沒有落實在人力、財力的減少方面,但是僅僅聽到樓梯響,中東各國已是心驚肉跳。美國的盟友和敵人都明白,美國不會再為中東國家打一場大規模地面戰爭了,僅此一點就能在中東掀起驚濤巨浪。

  中東各國紛紛搶占先機,試圖建立對自己有利的新格局,秩序混亂前所未有。過去40年,阿拉伯國家安全上依賴美國,經濟上依靠石油,意識形態上借力伊斯蘭,其地區影響“虛高”?,F在,美國的支持、石油的威力和伊斯蘭的凝聚力都在減弱,阿拉伯國家面臨被打回原形的暗淡前景。

  在中東,阿拉伯世界在人口、資源、國家數量上享有絕對優勢,1923年奧斯曼帝國解體后,中東主要是阿拉伯人的中東,特別是1979年伊朗受制裁后,非阿拉伯國家在中東政治中的影響有限。然而,1990年美蘇冷戰結束,阿拉伯國家失去蘇聯支持,只能幻想美國在阿以之間秉持公正、客觀立場。2011年后美國進入戰略收縮期,阿拉伯世界陷入內亂,伊朗、土耳其、以色列等非阿拉伯國家快速填補真空,中東再也不是阿拉伯的中東了。

  目前,敘利亞、也門、利比亞長年處在內戰中,伊拉克、黎巴嫩內部動蕩,伊朗、土耳其、以色列等非阿拉伯國家紛紛介入阿拉伯事務,反過來迫使阿拉伯國家重新站隊。阿拉伯國家內部,以伊朗問題為分界線,沙特、阿聯酋、巴林為反伊朗一方,卡塔爾靠近伊朗,阿曼、科威特是中 間派;以伊斯蘭主義為分界線,阿聯酋扛著溫和伊斯蘭大旗,卡塔爾支持政治伊斯蘭,沙特是保守伊斯蘭的大本營,三種意識形態激烈競爭;以巴以問題為分界線,海灣六國都不同程度改善同以色列關系,敘利亞、黎巴嫩、伊拉克等國家則反對。三條分界線交叉影響,把阿拉伯國家切割得支離破碎,矛盾錯綜復雜,非國家行為體、域外國家借機介入,阿拉伯成為代理人戰場。傳統上,埃及、伊拉克、敘利亞是阿拉伯世界的中心,20世紀70年代后 ,沙特、阿聯酋、卡塔爾憑借石油經濟走近阿拉伯政治舞臺中心?,F在,埃及、伊拉克、敘利亞等傳統大國飽受戰亂、政治動蕩、經濟衰退蹂躪,沙特等國家的石油經濟地位動搖,阿拉伯群龍無首的局面會持續惡化。阿聯酋另辟蹊徑,想充當穆斯林國家與西方之間的橋梁,一 位土耳其高級官員批評說,阿聯酋想取代土耳其留下的空白,可阿聯酋盡管聰明但還是太小 ,要認識到自己的局限。

  同阿拉伯國家的暗淡現實相比,巴勒斯坦人的現實更黑暗。1993年奧斯陸和平協議以來,以色列的實力地位快速走強,巴勒斯坦人的處境則不斷惡化,雙方實力對比的差距持續拉大。但是,國際上巴勒斯坦事業得到美、歐、俄、中國等大國不同程度的支持,地區范圍內阿拉 伯國家把巴勒斯坦事業置于阿以關系的核心,這讓巴勒斯坦獲得超越其實力地位的談判籌碼。目前,由于各種原因,大國干預巴勒斯坦事務的熱情下降,美國特朗普政府甚至撤回對巴勒 斯坦的支持,一邊倒地支持以色列。拜登新政府會適度修正特朗普的政策,但不可能把特朗 普的親以措施全部撤回,美國對巴勒斯坦事業的支持減弱是一個長期趨勢。2020年底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的建交潮表明,阿拉伯國家處理巴以問題的邏輯徹底轉向,從前是先解決巴以問題,再解決阿以問題:現在是先解決阿以問題,再解決巴以問題。巴勒斯坦人必須回歸現實,基于自己的實力地位處理同以色列的關系,權力與正義之間的錯位更加突出,政治進一步暴露出丑陋的一面。

  伊朗的現實相對好些。受美國制裁,伊朗長期未能發揮應有的潛力,影響力遜于實力,在新 一輪權力平衡中處于上升位置。小布什時期,美國把伊朗定性為“邪惡軸心”。但是,美國2003年入侵伊拉克,替伊朗打垮了最主要的地區對手,讓伊朗勢力滲入伊拉克。奧巴馬時期,美國同伊朗搞緩和,解除制裁,勸說沙特要學會同伊朗共享中東權力。特朗普時期,美國對伊朗實施“極限施壓”,加大經濟制裁力度,不斷增兵中東。同時,美國卻從敘利亞、伊拉克撤軍,任由伊朗勢力發展壯大??梢?,過去三任美國總統都對伊朗影響壯大負有責任 ,盡管三個人的政策方向完全不同。一方面,美國不斷展示硬實力;另一方面,美國卻沒有使用硬實力的意志和決心,反而有撤軍的愿望和打算。

  無論如何,借助美國政策失誤、阿拉伯動蕩,過去20年伊朗深度介入敘利亞、伊拉克、黎巴嫩、也門內部事務,阿拉伯人哀嘆“伊 朗控制著五個國家的首都”。特別是在敘利亞、伊拉克和黎巴嫩三國,伊朗的影響力具有決定性、戰略性意義,己經形成事實上的“什葉派新月當阿以矛盾的重要性下降時,伊朗問題的重要性上升,幾乎處在中東所有矛盾的風暴眼。在中東四大基本矛盾(以色列與伊斯蘭國家的矛盾、遜尼派與什葉派的矛盾、改革派與保守派的矛盾、親美派與反美派的矛盾)中,伊朗都是矛盾的主要一方。伊朗同美國在整個中東較勁,與沙特、以色列關系緊張,這些問題相互交織,牽一發而動全身,對中東具有全局性影響。根據拜登的競選言論,美國新政府將再度緩和同伊朗的關系。從長遠看,缺乏美國的全力支援,中東國家必須接受作為一個正常大國的伊朗,伊朗需要獲得同自身實力相稱的地位。時任沙特駐美國大使的朱拜爾向國內報告說:“伊朗現在是中東新的大國,美國是舊的大國?!?/p>

  以色列的現實比伊朗更光明,前景更樂觀。歷史上,以色列遭伊斯蘭國家孤立,受美國限制, 未能充分展現自己的實力,獲得相應的國際地位。以色列具備成為地區大國的經濟、科技和軍事實力。在中東22個國家中,以色列是最發達的經濟體,擁有最強大的軍隊。但是長期以來,除保護自身安全、占領巴勒斯坦外,以色列極少卷入中東地區的政治、安全事務,未能發揮中東大國的作用,這是“不正?!钡臓顟B。從實力看,以色列應當成為全方位的中東大國。近年來,阿以關系得到改善,美國放任以色列自由行動,以色列干預地區政治的空間大大擴展。同時,伊朗影響力在敘利亞、伊拉克擴張,以色列危機感加深;美國從敘利亞、伊拉克撤軍,讓以色列感到美國不再可靠,自主參與地區事務的壓力增大。近十年來,以色列的外交、軍事行動越來越活躍、大膽。外交上,以色列公開同沙特接觸,商討遏制伊朗事宜;同阿聯酋、巴林、蘇丹、摩洛哥關系正?;?。軍事上,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伊朗、敘利亞、伊拉克、黎巴嫩等國家進行過空襲,在伊朗境內搞過定點清除,同埃及在西奈半島搞過聯合軍事行動。在地區熱點問題上,以色列是西方遏制伊朗的橋頭堡,圍堵土耳其的急先鋒,是中東地區中天然氣論壇的核心成員。以色列必然要走到中東政治舞臺的中心,這恐怕也是阿拉伯國家、伊朗、土耳其必須面對的現實。

  土耳其曾長期同伊斯蘭國家若即若離,充當伊斯蘭國家與西方之間橋梁,現在正在回歸伊斯 蘭陣營,以地區大國的姿態登上政治舞臺。在埃爾多安主政土耳其的18年里,土耳其外交重心從歐美轉向中東,意識形態從世俗主義轉向伊斯蘭主義。借阿拉伯社會動蕩之機,土耳其目前在敘利亞、伊拉克、卡塔爾、利比亞、索馬里五個國家有駐軍。全球范圍內,土耳其把自己塑造成伊斯蘭領袖。中東地區,土耳其是政治伊斯蘭的先鋒,在敘利亞,土耳其是反對派武裝的最大支持者,對敘利亞北部形勢享有決定性影響。在利比亞,土耳其的軍事干預扭轉了戰局,使自己成為談判桌上不可或缺的一方。在卡塔爾,土耳其借助軍事基礎,把棋子打到了海灣阿拉伯國家的心臟。在東地中海,土耳其與希臘在海上幾近擦槍走火。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土耳其2017年在索馬里建立軍事基地,2019年從蘇丹租借一個島嶼,最近又 同埃塞俄比亞商討軍事合作,同尼日爾簽署軍事合作協議,觸角越來越廣。甚至在中亞,土耳其都深度卷入了納卡沖突 。

  為確保中東是阿拉伯人的中東,阿拉伯人民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 阿拉伯人民同英法并肩作戰,瓦解了奧斯曼帝國。1948年以來阿拉伯國家參加四次針對以色列的戰爭,絕大多數國家拒絕承認以色列,想鏟除以色列在中東的影響。1979年后,阿拉伯國家在兩伊戰爭中支持伊拉克,長期支持美國遏制伊朗。然而,歷史似乎正在翻轉,土耳其、伊朗、以色列都在肆無忌憚地干預阿拉伯事務,處于中東各大矛盾中心的位置。

  在阿拉伯國家的國內政治問題上,中東各國普遍面臨著去美國化、去石油化、去伊斯蘭化、 去以色列化四大趨勢,讓阿拉伯政治回歸正常狀態。四大趨勢既是對外部環境變化的反應,也是阿拉伯人主動探索的結果。去美國化,既是對美國戰略收縮的反應,也是對“阿拉伯之春”期間西方政治制度試驗失敗的反思。去石油化,既是對全球能源革命的反應,也是對“地租經濟”的反思。去伊斯蘭化,既是對政治伊斯蘭退潮的反應,也是對政治伊斯蘭運動失敗的反思。去以色列化,既是對阿以關系改善的反應,也是對“受害者心態”負面效應的反思。

  去石油化意味著改變“地租經濟”形態,重構政府與社會關系。多年來,海灣國家的政府收 入依賴石油收入,不需要向公民和企業征稅,政府反而向社會派發工作機會、福利,因而極少受公民監督。以科威特為例,90%的財政收人依賴石油,80%的工作崗位是政府提供的,工資占政府支出的52%,70%的人口是外國人,大部分生產、服務都由外國人提供。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因能源革命,2034年海灣國家將耗盡多年來積累的金融財富。像其他國家一樣,海灣國家開始把稅收作為政府收人來源,所有國家開征增值稅,公司稅也在討論之中,個人所得稅尚未提上議事日程。2020年5月,沙特宣布把增值稅提高3倍,達15%;暫停公務員的福利,并要求大幅增加非石油收入。按照不交稅就沒有代表權的邏輯,現在阿拉伯人交稅了,就要享有政治權利了。

  去西方化、去伊斯蘭化意味放棄模仿西方、模仿過去,自主探索適合本地區國情的政治道路,其難度甚至大于去石油化。在阿拉伯現代化征程中,一直有兩個陣營,一是模仿過去,二是模仿西方,兩者都意味著脫離阿拉伯人現實處境。去伊斯蘭化,有助于擺脫模仿過去;去美國化,有利于擺脫模仿西方。2011年“阿拉伯之春”是阿拉伯社會探索適合本國發展道路的又一次嘗試,西方民主模式、政治伊斯蘭雙雙受挫。西方意識形態不適用,傳統伊斯蘭政治不起作用,阿拉伯國家將長期在黑暗中摸索。更重要的是,受“阿拉伯之春”的驚嚇,20 世紀90年代以來,阿拉伯社會風生水起的政治改革戛然而止。在經濟領域,不管改革效果如何,去石油化的嘗試還在進行中;在政治領域,改革的嘗試都停止了。相反,各國都強化國家對經濟、社會的控制,增加對軍隊、安全部門的投資,社會上萬馬齊喑,這條道路恰恰是當年引爆“阿拉伯之春”的根源。

  去以色列化意味著改變受害者心態,不再把阿拉伯苦難歸罪于以色列,要從阿拉伯內部尋求根源與出路。長期以來,以色列被視為阿拉伯一切問題的總根源,因而常被阿拉伯政府、執政黨當作“替罪羊”。隨著阿以戰爭結束,阿以關系改善,阿拉伯人民的覺醒,這一敘事邏輯的破綻越來越大。以色列可能是巴勒斯坦人苦難的總根源,不可能是所有阿拉伯國家困境的始作俑者。阿拉伯困境必須先從內部反思,出路也需要先從內部發力。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2019年阿爾及利亞、蘇丹、伊拉克、黎巴嫩等國家的大規模游行,都沒提出反以色列的訴求,而是重點關注國內政治、經濟議題。這充分說明,歸罪于以色列的受害者邏輯不再有說服力,以色列正在遠離阿拉伯國家的國內政治。

  三、超不確定性 

  20世紀最后30年,在第三波全球民主化浪潮中,中東我自巋然不動,阿拉伯社會例外論或超穩定論一時成為研究熱點?,F在,超穩定換位為超不確定性。不論是地區安全結構,還是國內政治、經濟走向,都處在劇烈變化中。秩序真空、思想真空和資源真空三維影響疊加, 國際、地區和國內三重變局交織,這可能是一個大混亂的時代,也可能是一個大變革的時代,或兩者兼而有之。

  中東從來不是一個有秩序的地區,如今的秩序真空或秩序混亂更是前所未有。冷戰期間,中 東圍繞美蘇競爭形成兩個陣營。一個陣營同蘇聯站在一起,包括以埃及為首的共和制國家,支持阿拉伯國族主義、阿拉伯社會主義和泛阿拉伯主義;一個陣營同美國站在一起,包括以沙特為首的傳統君主制國家,政治上保守,經濟上支持資本主義,且多為“地租型”國家。兩個陣營構成所謂的“阿拉伯冷戰”。冷戰結束后,美國獨霸中東,阿拉伯國家根據美國的偏好分為溫和伊斯蘭國家與激進伊斯蘭國家兩個陣營?,F在,美國獨霸中東的時代結束了,美、歐、俄、中各有特色,實力對比正在發生快速變化。美國仍然是全方位的、綜合影響力最大的國家;歐洲擁有強大的政治、經濟影響力;俄羅斯在特定國家、特定事件上有挑戰美國的軍事影響力;中國是一個不斷成長的經濟大國,前景可期,但目前對中東的政治、軍事影響有限。

  國際層次上,美國戰略收縮的軌跡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戰略收縮是有代價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影響力下降。里根時期的國家安全委員會中東事務主任坎普說,“我從來沒看到美國在中東的影響如此之小”。戰略收縮必然留下權力真空,對真空的搶奪會破壞舊格局,新格局不一定符合美國利益。對此,美國沒有做好承擔相應后果的準備。美國在多大程度上接受歐洲、俄羅斯、中國分享權力,又在多大程度上允許地區大國各行其是,是一個遠遠沒有共識、定論的問題。理想狀態是,美國收縮的同時,還能保留主導地位,維護自己的利益?,F實情況是,魚和熊掌不可兼得。沒有美國戰略收縮,俄羅斯不可能主導敘利亞局面,伊朗在伊拉克的影響力不可能達到現在的程度,沙特不可能控制也門戰局,土耳其軍隊不可能躍進到利比亞。這些都是美國不愿意看到的結果,而是必須忍痛承受的代價。

  短期看,美國視俄羅斯為最迫切、最尖銳的挑戰,只有俄羅斯有實力、有意愿在個別點上同美國形成軍事對峙。長期看,美國視中國為最有潛力的戰略對手,其邏輯是:中國巨大的經濟利益和能源需求遲早會演變成在中東的軍事存在,歷史上的大國都是這樣做的。過去30 年,中美在中東的戰略是“平行”的,美國從事政治、軍事建構,中國發展經濟關系,雙方基本上是“兄弟爬山各自努力”,既不協作也不對抗。近年來,隨著美國全球戰略重心轉向大國競爭,視中國為最大的潛在威脅,中美似乎正在形成全方位、全球性的對抗。中美在中東的利益本身并不具有沖突性,而是中美關系惡化把“沖突性”外溢到了中東。未來,中東的大國格局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中美關系走向。

  中國對美國的擔憂有現實依據,在極端情況下美國有實力切斷中國的能源供應,中東可能成 為美國遏制中國的一張牌。美國切斷能源供應線始終是中國揮之不去的一個陰影,不少學者主張中國全方位建設在中東的存在,這也是最重要的理由。美國資深中東問題專家高斯指出:“目前保護中東能源的穩定供應,是北京和華盛頓的共同利益。未來如果地緣政治的沖突性上升,情況就不是這樣了。若美中在東亞發生沖突,阻止中國獲取中東石油將成為美國的一個戰略抓手。整體而言,如果中美關系惡化,美國能夠控制富油區,手里就多了一張牌?!?/p>

  美國對中國的擔憂是想象中的,是未來的可能性。美國戰略家認為,中國目前在中東建設的 港口阿曼杜庫姆、沙特吉贊、阿聯酋哈里法、吉布提多哈雷、以色列阿什杜德、伊朗恰巴哈爾,未來有可能形成軍事上的“珍珠鏈”;2009年中國華為公司建設突尼斯-意大利之間的海底電纜,2010年建設的利比亞-希臘電纜,未來可能植入情報、軍事用途?;谙胂笾械?“中國威脅”,美國開始制約中國與中東的合作,中國與美國政策“平行”的時代終結,局部進入對抗時代。2020年10月,美國國務院負責經濟、能源和環境事務的副國務卿克拉奇在開羅公開指出,中國華為公司的5G網絡是安全威脅,埃及需要加入美國主導的“清潔網絡”。美國中央司部司令麥肯錫在一次視頻會議中說,“我不能讓海灣國家購買中國的武裝無人機”。盡管這種趨勢目前只是一個苗頭,卻非常危險。美國作為現存大國,往往有過度的焦慮、憂患意識,傾向于夸大崛起國家的實力和意圖;中國作為崛起中的大國,往往會急于展現大國的實力和地位;中東作為第三方,擔心美國的收縮,急于利用崛起的中國平衡美國 ,也樂于虛張聲勢,擴大中國的影響。一旦中東形成中美對抗的態勢,就是一個“三輸”的局面,中國、美國和中東的利益都將嚴重受損。目前主動采取對抗性政策的是美國,未來態勢也取決于美國。美國華盛頓近東研究所研究員邁克爾?辛格就說,是否與中國在中東展開競爭,選擇權很大程度上掌握在美國手里。

  地區層次上,面對大國關系的不確定性,地區國家不再僅僅圍繞著美國站隊,而是紛紛發展多元外交關系,在美、歐、俄、中之間尋求新的平衡。阿拉伯國家一地碎片,沙特、阿聯酋、卡塔爾、土耳其、伊朗、以色列各領風騷。國際大國與地區大國或結盟或對擾 ,在不同的熱點問題變化著合縱連橫的方向,因時、因地、因事而調整政策,中東政治舞臺上從來沒有出現這么多旗鼓相當的主角,也從來沒出見到如此復雜的陣營分化組合。以色列、伊朗、土耳其深度卷入阿拉伯政治,會對舊格局形成巨大沖擊。舊格局正在坍塌,新格局尚未出現,新舊格局轉變時期往往是最動蕩的。近百年來中東首次出現這樣的格局,稱之為“百年大變局”名實相符。

  未來,中東能否形成本地區自己的安全機制,既取決于美國戰略收縮的態勢,也依賴于地區大國之間的互動。地區國家同美國的雙邊關系是目前中東安全機制的基石,國家安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同美國關系的親疏遠近,可以說美國是中東地區安全機制的中心。若美國加大戰略收縮步伐,轉嫁安全責任,地區國家尋求自主性安全機制的壓力就會相應上升。2019年6月霍爾姆茲海峽附近油輪遇襲后,美國沒有干預,阿聯酋就派代表團赴伊朗,還解凍7億美元的伊朗資金,試圖開辟接觸渠道。同年9月沙特石油設施被襲擊,沙特沒有直接指責伊朗,反而同伊朗接觸。2020年底四個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關系正?;?,也是尋求自主安全的一種思路。

  盡管存在這樣的需求,但是中東國家自主建立地區安全機制的前景不容樂觀。伊朗、沙特、 土耳其、以色列四大主要玩家,相互之間矛盾錯綜復雜,兩兩派對,每對關系都不順暢,迄今為止四個國家從來沒能在一個房間坐下來。2019年12月,俄羅斯外交部發布《波斯灣地區集體安全構想》,建議域外國家放棄永久駐軍,由地區國家建立集體安全機制。但是,倡議沒有激起任何政治漣漪。2020年10月,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提出搭建一個海灣地區多邊對話平臺,以集體協商方式管控危機,但響應者也不多,說明集體安全機制的目標太遙遠,就連共同對話的時機也不成熟。同時也應該看到,海合會內部分裂結束,阿拉伯國家與 以色列建交,阿聯酋與伊朗接觸,土耳其想同以色列改善關系,這都是一些積極的信號。

  國內層次上,阿拉伯世界動蕩的根本原因是長期未找到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1952年埃及的納塞爾發動“自由軍官革命”,把國族主義與社會義融為一體。伊拉克、敘利亞、阿爾利亞、也門相繼效仿,復興社會主義在中東風生水起。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后,中東又掀起政治伊斯蘭主義。20世紀90年代,在全球新自由主義的裹挾下,阿拉伯人民又求助于新自由主義,“阿拉伯之春”是這一進程的終點。中東阿拉伯國家嘗試過多種的意識形態、政體,迄今為止沒找到合適的道路。本世紀初曾有人預測,中東國家要么擁有專制的強權政府,要么遭遇更大的混亂,現在這兩個場景同時出現了。今天,中東特殊性正在流失,中東人民擁有更多、更便捷的信息,更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尋求變革的愿望更強烈。但是,各種民調均顯示,什么樣的政治安排適合自己的道路,人民沒有一致意見。未來將會長期處于探索之 中,現狀沒有辦法維持,改變現狀需要時間,國家重建、民主進程往往是混亂、耗時和曲折的。在2019年以來的街頭運動中,各國群眾對現任領導人、現行體制不滿意,卻不知道自己想要的制度、道路是什么,或者說不知道什么樣的路能通向自己想要的生活。在黎巴嫩,街頭群眾呼吁不想要政黨、不想要政府甚至不想要國家,要求法國重新接管黎巴嫩。這是人民對政治絕望的表現,是典型的“思想真空”。

  中東曾經是資源富裕地區,一些國家長期靠天吃飯,目前當經濟結構轉型需要大量投資的時 候,資源卻緊張了。高油價、好日子的時候不改革,低油價、苦日子的時候要改革了,改革之路必然更艱難。一方面,國際經濟環境變差,外國投資下降。國際直接投資2015年達到2萬億美元巔峰,2019年下降到1.5萬億,預計2020年會低于1萬億。根據世界銀行評估,2030年前國際產業鏈將發生重大變化,生產的價值鏈縮短,價值的創造更集中,發展中國家面臨更大挑戰。2008年阿拉伯國家接收外國直接投資880億美元,2018年降至310億美元,2020年受疫情、油價雙重影響而只有178億美元。另一方面,低油價抽走了中東經濟發展的主要資源。中東的石油收入從2012年1萬億美元下降到2019年的5750億美元,2020年可能只有3000億美元。沙特財政部長說,“我們正面臨著人類現代史上從未見的危機”。多年來,阿拉伯國家在國際上一直以富豪的形象出現,現在面臨罕見的“資源真空”。

  外國大規模干預退潮,伊斯蘭的歷史包袱有所減輕,中東人民的自主意識增強,中東同時面臨權力、思想、資源二維真空,這既是挑戰,也蘊含機遇。中東更大、更深刻、更實質性的變局剛露出苗頭,未來最少也會持續數十年,將形成20世紀初中東國族國家形成以來最重要的一次歷史性變革。同歷史上的中東大變局相比,這次變革的命運更大程度上將由本地區國家、人民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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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牛新春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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