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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文選】經濟權利保障的憲法邏輯
2021年04月12日 09:42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19年第12期 作者:翟國強 字號
2021年04月12日 09:42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19年第12期 作者:翟國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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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經濟學研究認為,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是市場主體的經濟權利不斷被重新界定和確認,并通過法治方式推動經濟權利內涵和保障范圍不斷擴大,降低制度成本,促使資源有效配置,從而不斷釋放經濟增長的活力和潛力。從憲法的視角研究經濟權利,可以為經濟權利保障法治體系提供基本價值和原則支撐,避免出現“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碎片化研究。

  任何國家的憲法制度都存在于特定的歷史階段和世界格局之中。比較來看,經濟權利的憲法保障在不同國家、不同發展階段,其表現形態、價值取向和保障模式各有不同??v觀世界憲法發展史,憲法發展經歷了由近代憲法至現代憲法的嬗變過程。近代市民革命是憲法產生的歷史大背景。對此,毛澤東曾指出:“英國也好,法國也好,美國也好,資產階級都有過革命時期,憲法就是他們在那個時候開始搞起的?!痹诒容^憲法史上,這種伴隨著近代市民革命產生的憲法類型被稱為“近代憲法”。

  近代憲法以自然法或自然權理念作為思想基礎,在價值取向上強調以自由權的保障為中心。因此,經濟自由與精神自由和人身自由并稱為近代憲法的“三大自由”。其中,在基本權利體系中,經濟自由的保障是核心內容,被認為是“人權中的人權”,“神圣不可侵犯”。毋庸諱言,近代憲法以經濟自由保障為中心,是與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相適應的。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以及商品自由流通都需要對私有產權、勞動自由、經營自由、契約自由給予充分的保障。因此,這一階段的憲法將經濟自由作為基本權利的核心內容。相應地,對經濟自由的平等保護采取的是形式平等的價值理念,主要保障機會的平等。這種基本權利結構要求政府對于市場干預盡可能越少越好,奉行“最小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

  19世紀末20世紀初,近代憲法對經濟自由權的絕對保障導致了一系列社會問題。由于過于依賴市場的自發秩序,經濟自由過度膨脹,一部分資本占有者獨占企業,社會財富大量聚積在少數資本家手中,形成了大量壟斷集團。社會貧富差距擴大,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勞工階層因根本沒有資本而陷入貧困境地,造成了普遍性的貧窮、失業以及其他社會危機。經濟自由的保障,對于社會意義、經濟意義的弱者來說,只不過是貧困的自由、饑餓的自由而已。在這種歷史背景下,不少國家紛紛拋棄消極不侵害個人自由的權力觀,主張國家應在一定程度上積極介入社會經濟生活。

  在世界憲法史上,對經濟自由的限制是近代憲法向現代憲法轉型的一個重要標志。1919年德國的《魏瑪憲法》開創了限制經濟自由的先河,被認為是現代憲法的重要典范?,F代憲法上,經濟權利普遍被認為是應當承擔社會義務,并被法律規范體系所廣泛限制的權利。對特定主體的經濟權利進行限制,可以防止財富過度集中、壟斷資源,營造公平的市場環境。同時,與福利國家的現代憲法理念相配套,社會權被作為一項基本權利引入憲法規范之中?,F代憲法普遍確認了諸如生存權、受教育權等社會性權利。一方面是對經濟權利的限制,另一方面是對社會權利的保障,保障和限制就如同車子的兩輪,構成了現代憲法的基本特征。

  對近代憲法基本權利價值體系進行更徹底反思和批判的是社會主義憲法的理念構想和制度實踐。社會主義國家憲法是對近代憲法中自由權利至上價值理念的反思和超越,因此從規范內涵來看,明顯帶有現代憲法的特征。社會主義憲法中的基本權利體系是對近代憲法以經濟自由為核心的一種糾偏。在巴黎公社的憲法設想中,更加重視社會權利的保障,直接將私有財產權排除在基本權利體系之外。社會主義憲法的典范是1936年蘇聯憲法,這部憲法對包括我國在內的社會主義國家憲法觀念和制度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該憲法明確將生產資料的私有制作為對立面加以規定,確立了社會主義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這種經濟權利保障的蘇聯模式對世界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憲法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由于不承認生產資料的私有制,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憲法僅僅承認有限的個人經濟權利,也就是“生產資料”之外的,個人生活所必需的財產以及與此相關的經濟活動具有合法地位。相應地,經濟權利被嚴格限制在計劃的范圍以內,對于經濟權利的保障范圍,僅限于生活必需的經濟活動。追究其背后的原理,可以歸結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關于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生產和生活是可以區分的)的區分,生活資料可以私有,生產資料必須公有。但由于這種模式不尊重經濟規律,隨著時間推移,其弊端日益暴露,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嚴重體制障礙。社會主義憲法另一個特征就是強調社會基本權利的保障。因此,憲法規范中有一些權利具有經濟權利和社會權利的雙重屬性,典型的復合型權利是勞動權。相應地,在基本權利的類型中,經濟權利和社會權利密切相關,“社會經濟權利”被視為社會主義憲法權利體系中一種特殊復合型的權利。

  從比較憲法史來看,近代憲法與現代憲法在自由與福利、保障與限制、市場自治與政府管制之間各有其不同價值立場,相應地,在憲法理念上也形成一系列的緊張關系。隨著世界政治格局的進一步發展,二戰以后形成的雅爾塔體系已經解體,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陣營對立的冷戰格局已經結束。社會主義國家不斷發展經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并據此在憲法中重新設計經濟制度,不斷推進經濟制度和實踐創新。從政策保障的邏輯出發,市場經濟建設是保障經濟權利的價值目標。但這種政治經濟學的邏輯與“以權利為基礎構建法律制度”的憲法邏輯正好相反。從憲法邏輯出發,通過實施憲法來構建經濟法律制度,應將權利保障作為基本價值目標,而不是將市場作為權利保障的價值目標。換言之,基本權利應當是目的,不是手段。因此,構建市場經濟制度應堅持權利本位的邏輯,將健全的市場經濟體系作為基本經濟權利的“制度保障”。在這種理論邏輯下,市場經濟構成了經濟權利保障的制度核心,立法保障基本經濟權利就是要把制度核心內容進一步法定化。此外,所有公權力都不得限制經濟權利的制度核心,這正是構建經濟權利保障公法制度的基本價值原理。

  一般來說,憲法是根本法,憲法權利的功能在于保障恒久長遠的根本價值,具有較強的基本原則屬性。比較而言,普通立法則具有靈活性,體現較強政策屬性。傳統社會主義憲法觀念認為,憲法上的基本經濟權利不是一種請求權,而是一種確認國家政策目標和方針的宣示。因此,只能通過法律具體化實施來保障,無法直接適用基本權利規范進行保護。在法律保障模式下,憲法上的權利與其說是一種主觀權利,不如說是一種客觀規范。作為一種客觀規范,只能通過法律的具體化實施來保障。這種憲法理念可以追溯至斯大林的論斷:“憲法是根本法,而且僅僅是根本法。憲法并不排除將來立法機關的日常立法工作,而且要求有這種工作。憲法給這種機關將來的立法工作以法律基礎?!鄙踔量梢赃M一步追溯至近代立憲主義對立法機關判斷和決定絕對信任的憲法理念。在此理念下,立法在保障基本經濟權利方面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

  從法治體系的功能分配角度看,一般法律保障終究無法代替憲法層面的保障,不能以法律來取代和架空憲法,否則就違反了依憲治國的基本規律而陷入“憲法虛無主義”的困境。因此,對于經濟權利的保障而言,在法律保障基礎上引入憲法保障是法治體系完善的基本趨勢。當然,在經濟權利的法律保障體系相對健全的情況下,民法體系也可以分擔憲法保障的部分功能。因為民法精致完整的規范體系為經濟權利提供了直接的制度保障,甚至會對整個法治體系都會產生輻射和影響。不可否認,民法若能充分發揮保障權利和限制權力的功能,起到“半部憲法”的作用,與憲法協力構建良好的民事生活和公共秩序,實現憲法民法雙贏,應該是值得追求的。但在憲法沒有充分法治化的前提下,過多期待其他法律發揮憲法功能也可能是一種本末倒置的思維方式,長遠來看,通過根本法來保障基本權才是法治的正道。

  當前,立法機關依據憲法基本形成了保障經濟權利的法律體系,但是憲法文本中的經濟權利并沒有體系化。在理論構建上,需要以憲法經濟權利規范為依據,妥善處理經濟權利條款的歷史性與現實性、移植性與本土性之間的關系。

  從憲法解釋學的視角看,構建經濟權利的理論體系需要立足中國特殊的憲法秩序,研究中國憲法上經濟權利體系的內在結構,對各種經濟權利主體進行類型化處理,對不同經濟權利的保障范圍進行解釋學厘定,對經濟權利的消極保護和積極保護以及國家保護義務進行解釋學的理論構建。在制度設計上,需要通過推進合憲性審查和憲法解釋機制來理順憲法規范體系以及法律體系的內在張力,進而整合憲法層面和法律層面的經濟權利保障機制。在現有的法律體系中,仍然存在違反憲法精神與規范內涵的現象,如有些法律、法規采取雙重標準對公有制與非公有制經濟進行差別對待。對此,可以通過啟動合憲性審查機制來完成經濟權利憲法保障的課題。具體而言,可以從兩個方面來構建法律保障和憲法保障的體系。從立法實施憲法的角度看,經濟權利主要依靠法律保障,但應該依據憲法來確定法律保障的制度框架,比如國家保護義務的構建,不同國家機關公法責任的分擔等。從基本權利憲法保障的完整邏輯來看,應通過憲法審查和憲法解釋來整合經濟權利保障體系,構建多層次、多領域、多部門的保障制度,形成法律保障和憲法保障相互分工、互相協調的保障格局。此外,通過憲法審查保障經濟權利應該秉持一種消極主義立場,不應過度介入經濟政策領域。因為經濟規制政策本身的靈活性和專業性,大多數法治國家在合憲性審查中都會承認并尊重專業部門對經濟領域規制的專業判斷和自由裁量權。此外,許多域外法治國家通過合憲性審查保障經濟權利在聯邦制國家的一個重要功能是構建全國統一的市場規則,然而在單一制國家這種需求并不是最重要的,所以憲法審查的介入也應該以必要為限。換言之,作為公法的憲法不宜過多介入市場自治的領域。

  縱觀世界憲法史,在不同歷史發展階段,經濟權利法治保障的價值理念也有所不同。一般法治國家是分階段依次經歷了上述發展過程,但中國憲法的發展歷程卻有其特殊性。一方面,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相對集中的權力格局在某些領域仍然存在,自由市場體系明顯發育不夠,市場和政府的分界仍不明顯,自發的市場秩序仍有待進一步完善和形成。整體上,中國尚未徹底完成立憲主義的近代課題,為此堅持公私二元劃分,保障“自由權意義”的經濟權利,對于中國的發展仍有舉足輕重的意義。另一方面,經濟體制改革也造成了貧富差距的擴大、社會保障不到位等問題,自由市場的弊端已經顯現出來。社會權的保障、對經濟強者的特殊限制、對金融資本的規制,凡此種種,都成為經濟權利價值定位需要認真考慮的因素。自由權與社會權、針對國家的權利與依靠國家的權利、消極的國家觀與積極的國家觀,這些不同歷史階段的憲法價值取向成為中國經濟權利保障面臨的價值悖論。換言之,域外法治發展歷程中的歷時性問題在中國很多是共時性問題。

  雖然各國經濟權利發展歷史不同,但從世界范圍來看,伴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不斷深入,經濟權利的保障呈現明顯的趨同化之勢。中國要融入世界經濟的大勢,參與和引導經濟全球化進程,經濟權利的制度保障也需要適當地與國際接軌。當今主要域外法治國家,大都已經完成了現代憲法的課題,并有走向“后現代憲法”的趨勢。如何平衡不同歷史發展階段的憲法課題,是構建經濟權利保障制度模式的價值立場的抉擇問題。在世界憲法史上,經濟權利平等保護的價值理念也經過了歷史演變的過程。一般來說,“形式平等”是一種“機會的平等”或“機會均等”,并不保障實現實質性平等的其他條件,只是一種“過程的平等”,而非“結果的平等”?!耙粦稹币院?,由于個人權利尤其是經濟權利的膨脹帶來了社會貧富差距擴大,實質平等的價值理念逐漸在憲法上得到確認和體現。從“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法治經濟”到“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主流政治經濟學越來越強調法治的重要作用。相應地,通過法治方式保障經濟權利,用法治來規范政府和市場的邊界,并調整各類市場主體的利益關系,業已成為社會各界的普遍價值共識。

  當前,世界正處于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中國的經濟發展正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和歷史機遇期。在這種制度轉型的大背景下,經濟權利保障模式選擇仍有較大拓展的空間。在經濟權利的保障方面,應從憲法層面統合各種法律保障機制,逐步實現從政策保障到法律保障的過渡,進而構建完整的經濟權利法治保障體系。毋庸諱言,基于政治體制以及法治傳統的不同,構建中國經濟權利法治保障模式無法簡單照搬域外法治國家的保障模式,而是應立足中國實際來尋求經濟權利保障的中國模式和中國方案。從比較憲法史的角度,這種保障體系的構建需要在近代憲法和現代憲法之間尋求價值平衡,對于經濟權利的平等保護也需要在形式平等和實質平等之間進行價值立場抉擇?! ?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吨袊鐣茖W》2019年第12期。中國社會科學網 張征/摘) 

作者簡介

姓名:翟國強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張文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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